20世纪过去10年了，已经成为史家的研究对象。我见到的几种写这百年历史的著作，或简或繁，大抵都是大事记甚至大事年表的样子，至于这时芸芸众生是怎样生活的，却很少反映。按说，一本好的历史书是应该反映出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状况的。

李荫国先生的这一本《走出炼狱》却是反映出了人民的生活状况的。作者显然并不是有意来写20世纪史，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要小得多，他只是写他所熟知的两个家庭的情形，一个是他父亲王有福的家，另一个是同他关系更深的外婆的娘家李家，他甚至过继给外婆的妹妹李祥琳（书中称她为“姨祖”）为孙，所以他不姓王而姓李。

书中的故事就从外婆的父亲李繁汉说起。他是清光绪三十年（1904）以42岁的中年去世的，死时只留下两个幼女，并无子嗣。在家族的干预下，女儿不能继承他辛苦挣来的家业，却由侄儿继承了。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一百年前的社会风习。如果是现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女儿和儿子享有同等的继承权，社会确实是进步了。

在举国一致的抗日战争中，王家和李家都有人投身军旅，杀敌卫国。作者的父亲王有福担任过第三战区干训团少校政治指导员，在抗日的主战场上与日寇正面作战。李家也有李盈笏（参军后改名林坚木）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转战于苏北东台、南通等地，也属于第三战区。他们在不同的战场上和一个共同的敌人作战。抗日战争本来就是一场不分党派的全民战争嘛。可历史的复杂性就在这里：经过抗日战争之后的那一场内战，这两个人的命运就大不相同了。林坚木成了一员县团级干部，尽管他因为富家出身，得不到提拔和重用，后来还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总还是受人尊敬的革命老干部。而王有福呢，他为国家所做的一切，都被算作反革命罪行，他成了一名通缉在案的反革命要犯，不能不弃家逃命了。

作者才一岁，就再没有见到父亲，就在一个离散的家庭里成长，他和他母亲就都成了“外逃人员家属”，属于“文化大革命”中发布的“公安六条”（1967年1月13日）提出的“21种人”之列，也就是这个政权的法定打击对象了。事后想起来，父亲的外逃，对于留下来的他们母子还要稍微好一点。假如他们成了被杀的反革命分子家属，那么在“公安六条”里的排名次序还要移前一些。

对作者母子更直接的打击是反右派斗争。他的母亲，小学教师刘学熙，凭着她是外逃人员的妻子，并不需要另外加上多少右派言论，也足以“优先”划为右派分子了。这一年，作者才9岁。相依为命的孤儿寡母，共同经历了这一场骤然遇到的狂风暴雨。书中说：“反右斗争时，我上小学三年级，跟随母亲住城关一完小，度过了心惊肉跳的84天。”书中写下了一个9岁孩童眼中的汉寿县的反右派斗争。这样小小的年纪，当然完全无法理解这是为什么，对于母亲所受的委屈和苦难理解也不可能很深，可是受难促使他早熟，他懂得了许多这个年龄的孩子所不能懂得的东西。

作为一个右派分子的儿子，作者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也就是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十四条所规定的权利，三次被拒于学校门外。当年不许入学的又岂止一个李荫国！那“21种人”的子弟，相当数量的一批青少年，都是如此待遇的。这不但是剥夺了这许多人的宪法权利，也是对我们民族智力资源的极大破坏。这些人里面，不乏天分很高的人，假如有机会受到正常的教育，其中将要出多少各个方面的杰出人才！如此说来，这就不仅是他们个人的受难和不幸，也是国家和民族的灾难和损失了。

作者在书中怀着深深的敬爱之心写了他的姨祖李祥琳，她终身未婚，毁家兴学，尽心尽力办起了一个繁汉幼稚园。后来它并入公办的七一幼儿园的时候，她将原来繁汉幼稚园的全部财物捐献给了公家。书中写了这样一个细节：“幼稚园合并搬家时，建设街的干部们认为这是他们解开繁汉幼稚园疑团的一个机会。十年来，他们一直怀疑幼稚园地下埋藏着金银珠宝，甚至隐藏着特务的电台。搬家的那一天，家里来了好些干部。他们像赶地主出屋一样，先要姨祖空手去七一幼儿园。在搬运中，对有怀疑的东西都要打开检查，并问个究竟。”这真写出了那时街道基层干部的典型形象。他们水平很低，疑心很重，绝不相信世上有行善之人。也只有这样的人才有机会被任用为基层的亲民之官，按照最高指示去管理6亿、7亿、8亿的一盘散沙。我以过来人的身份可以证明这一段描写的真实和准确。天高皇帝远，皇帝不可能去管那许多琐琐碎碎的事情，并不十分可怕，可怕的是当时遍布这每一寸土地上的基层干部。若问：那时芸芸众生是怎样生活的？答：就是在这些基层干部的管理下生活的。这就是历史的真实！

这一部令人感到沉重的书却有一个喜剧的结尾：因为有亲人在台湾（王有福逃到台湾，海峡两岸开放往来的时候，因为续娶的妻子不让他回来和大陆的家人团聚，郁郁而终，死前捎了一笔钱回来，给他们盖了房子），出于“统战”的需要，作者李荫国和他的姨祖李祥琳都被安排为县政协委员。不过这已经是历史的另一页了。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