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在逃亡的日子里fficeffice" />

一九六七年春节过后，时年刚满十七岁的我，因全家对被红卫兵无端没收户口驱逐到农村一事如实地写信向当年的国务院、湖南省及衡阳地区和衡山县等各级文革委员会反映情况，倾诉我与全家的不幸遭遇，竟被县革委会定为“对现行下放政策有抵触；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极端不满；企图煽动知识青年造反；破坏毛主席的上山下乡运动；仇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等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欲将我当成阶级斗争的活靶子来通缉抓捕我。由于县革委的某部门领导A君对我家的同情，很快便将这一情况在暗中通过可靠关系及时给我们通风报信。为避牢狱之灾与免受皮肉之苦；同时，为了生计；当时家父唐未之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暗藏的美蒋特务”而一直被关押在座落于南岳大庙西川门内的“衡山县建筑工程公司革命委员会”私设的牢笼里，母亲符风初知道此事后，含泪劝我赶快外逃另谋生路。

在一个风冷星暗的初春之夜，母亲将家中仅有的八十多元钱全部交给了我，含泪对我说：“容颐，你出去找条活路吧。”并再三叮嘱我一路要小心、保重，注意安全；千万莫冻了饿了等话语之后，孤身一人的我趁着茫茫夜色，乘村民们家家户户关门闭户沉睡之机，我背着一个内装简单换洗衣服及日常生活用品等物的黃色挎包，怀揣《学生证》，从“下放”地­—衡山县松柏公社晓岚八队偷偷地出逃了。到次日早晨约八点钟的时候，我一路气喘嘘嘘、大步流星地步行了百余华里，来到了衡山火车站，这才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当时，因行色匆匆，未多考虑，也不知究竟该往何处逃才好。便只好在站外徘徊，苦思冥想又无计可施。突然，我想到了与我有同样命运的故乡少年伙伴旷元果。于是，我就赶到新塘汽车站，搭乘客车到了南岳镇。通过一番询问，我很快就找到了旷元果。经过一番密谋，我们一致决定逃赣。为有个照应和增添力量，我们还邀来了出身不好的旷识昌（已故）。事不宜迟，我们三人立即乘汽车赶到了衡山火车站，各自买了一张站台票，一路坐偷车到达了江西宜春。

来到人地生疏、举目无亲的异地他乡，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们议来议去毫无结果。正在我们无计可施、万般无奈之时，经好心人的介绍和指奌，我们有幸认识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湘藉知识青年尹水清。异乡遇故人，顿觉格外亲。于是，我们一行四人来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山区，在那里开始了我人生中的第二次真正意义上的打工生涯。我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流浪青年一起，每天的工作是从山上往山下搬运楠竹。

这里地处深山老林之中心地带，远离城镇，荒无人烟；气候湿润、云遮雾绕；这里没有政治歧视，也没有阶级斗争，没有压迫，更没有誰瞧不起誰。只要你是一个好劳力，工头不问人们来历，只要你来干活，登记一下姓名就可分派任务。倒不失为外流人员的避难所。工头管吃管住，吃的是粗粮青菜，住的是工棚。大家各干各的活儿，互不打听底细，相安无事地和平共处，心安理得地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歇的苦行僧生活。往返一趟，三十华里路程，一天搬运两趟，上午下午各一趟。一趟只能背一根楠竹，每根楠竹根据其大小分别在竹兜上用刀刻划了三道、二道和一道橫杠，价格分别为一点五元、一点二元与一元不等。我们几人当年均未成年，都只能背一元钱一根即一道橫杠的。为能多挣钱，我们四人想出了一个现在看来是歪点子的小“窍门”。即每人每次都选一根竹兜较粗、杆身较长的楠竹，这样的楠竹虽然只有一道橫杠，我们偷偷地各自准备了一把用钢锯条制作而成的小刀，在半路上的拐弯处，每当休息时，按照事前的分工，我与小尹分别在两边望风，以防被人发觉，二旷则负责刻杠。这样，一根一道杠的价值（运费）仅一元钱的楠竹顷刻之间便变成了一根二道杠的运费为一元二角的楠竹。在做这些手脚之后，当然忘不了用泥巴往新刻的橫杠上反复摸擦，以免被人识破。我们天天如法炮制，从未露出破绽。这样，每人每天往返搬运两趟就可多挣四角钱。虽然每天行程共六十华里，却也不辞劳苦，自得其乐。这在今天的十七、八岁的小青年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不可想象。但当年我们却是出于政治和生活的双重重压而不得已而为之，实出无奈之举。

在宜春山区干了一个多月之后，因实在吃不消，我打算逃往新疆去另谋生计。因某种原因，二旷当时不肯去，我却去意已定。于是，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与我朝夕相处的同命运共呼吸的患难兄弟，又形单影只地从宜春坐火车回到了衡山火车站。接着，又马不停蹄地乘火车来到了新疆乌鲁木齐。

在乌鲁木齐市区新疆建设兵团军垦招待所住宿了一晚，第二天坐军车来到了下野地。经过打听，找到了我一个远房亲戚——时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农二师下野地农四场加工厂会计、南岳人旷正中（又名旷子伲）家。我叫他表伯父。誰知，表伯父此时也正在遭受批斗中。他家中里里外外、连蚊帐上也全贴满了批判、打倒他的大字报，使人一看不寒而栗，顿觉不妙。在这种情况下，表伯父实在无力帮助我。在他家住了一个星期之后，实在找不到工作，他只好劝我另想办法谋生，以免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当时，我已身无分文，又无家可归。便如实地把我和我家的遭遇一一告诉了表伯父，他出于同情，当即就给了我二十元钱。于是，我拿着表伯父给我的救命钱，几经周折，又来到了乌市火车站。记得当年从衡山到乌市的火车硬座票是四十三元二角钱，而这区区二十元钱显然是到不了目的地的。无奈，我只有故伎重演——坐偷车。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乌市火车站售票厅花五分钱买了一张站台票进站，上了一列南下的火车，找了个空位子坐了下来，不一会儿，随着“呜……呜”的几声汽笛长鸣，列车徐徐地启动了。我无心欣赏沿途美丽的西北风光，心里只想着今后的命运该会怎样？我寻思着这辈子该怎么办？有家不敢回，有乡不能归；孤苦伶仃地四处漂泊，屡遭挫折；真是时运不济，天不助我。又一想，不管三七二十一，车到山前必有路，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一切只能听天由命了。就这样，我边想边昏昏欲睡，直到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不久，列车员叫醒了我，问我到哪里去？并要我拿车票给他看。我这才想起来我根本就未买车票，我用双手揉了揉睡眼朦胧的眼睛，生怕同车的旅客用异样的目光瞅着我。我便装模作样地在自己的身上上下仔细地找寻着，却终未能“找”到车票。便愁眉苦脸对列车员撒谎说：“叔叔，实在对不起！我的车票丢了”。列车员瞧了我一眼，见我年少，无可奈何的对我说道：“小鬼，你没买车票就不要骗我。你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见再也无法隐瞒下去了，也就只好如实相告：“叔叔，我是从湖南来新疆找工作的，因没找到工作，只好回家去。请你帮帮忙吧？我实在是没有钱买车票才坐偷车的”。说完之后，我从挎包里拿出了我的《学生证》递了上去，他接过一看，见我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就勿容置疑地对我说：“既然是这样，根据铁路上的规定，我们也无能为力。看你是个学生，就不要你补这一段的车票了，你就到哈密下车吧，那里有个收容遣送站，他们会把你送回家的。我们只有把你交给他们了。”

不知过了多久，列车到达哈密，缓缓地停下了，我被列车员撵下了车。出站之后，我避开了“护送”我们一行数十个盲流人员的路警的注意，趁着人多混乱之际，加上我个子又矮小，又没带什么行礼，我便悄悄溜出了队伍。

时值傍晚，我孑然一身地站在这人地生疏又举目无亲的哈密火车站附近，漫无目的地遊荡着、徘徊着；举目四望，孤苦无助，饥寒交迫，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无奈之际，我信步来到了距火车站不远处的一个废旧仓库靠墙边的旮旯，把挎包当枕头，倒头便睡。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巡夜的警察发现了我，把我叫醒了。在对我进行了一番例行的盘查之后，他们就把我送到了哈密地区收容遣送站。

在收容所里，工作人员对我进行了询问登记之后，便将我与几个湖南藉的“盲流”安置在一个大房间里，全部是地铺。管理干部中有个叫郭春枚的长者，时年30多岁，他面目慈善，和蔼可亲。对我们非常体贴关心，嘘寒问暧，胜似亲人。当他得知我这个湘 藉“学生”已饿了一整天，水米未进的情形之后，马上亲自去伙房给我端来了一碗热腾腾的面条，送到了我的面前，对我说道；“小伙子，快趁热吃碗面条吧”。我有所顾虑地对他说；“叔叔，我没有钱”。他回答说“你放心吧，这里的吃住都是免费的”。我感激涕零地说道；“谢谢叔叔”!说完便接过面条，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第二天一大早，起床哨声响了，我们所有的百多号来自全国各地的男女“盲流”被管理干部们叫到了该站的大操坪上，然后分省、区并按高矮、男女分别编成了十多个纵队。先由站长训话，大意是叫我们这些人一定遵守站规，不准多说乱动，不准随便外出，每天要跟随管理人员到郊外好好干活，誰如果干得好的话，半个月以后就可免费送回家；誰如若干活偷懒或不听话、违反站规的话，就要多干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等等。

末了，该负责人便将该站的管理人员一一向大家作了介绍。其中有一位使我印象最深、至今仍然铭记在心的是上面提到的郭春枚叔叔。大家都亲切地叫他“郭干部”或“郭叔叔”。他中等身材，体瘦，两眼炯炯有神；说话总是轻言细语，面带微笑；讲一口不太标准的普通话。我虽然不知道他是什么地方人，但他确实是一个大好人，更是一个体贴关心人、善解人意的长者，更是一个能把我们当人看的好干部。这在当时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強权政治气候下，郭春枚能有如此大度胸怀，实在难能可贵!记得他当时跟大家说了如下一段颇得人心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