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底，《成人之美兮》在花城出版社出版后，全国不同地方的教师读者纷纷“对号入座”，明明是小说，他们惊呼为“纪实文学”。梁卫星说，小说写的不少在现实中确有其事，虽然不一定都是他亲历亲见，但他惊讶的是，这种事情怎么有这么大的普遍性？但小说在普通老师和学校的领导者之间引起的反响不一致，一些校长们看了，觉得隔膜，“怎么会这样呢？”

梁卫星学校里一位人物对他说，“小说在杂志上发就发了，不要再出版单行本了。”梁卫星当然没有听从这种建议，小说出版后，单位出台了“教师十条”，其中一条是“教师不允许发表不和谐言论”。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事比小说中的故事更为荒诞。今年大年初九，梁卫星所在地区许多高中学校的校领导带着干部和骨干教师，到庙里烧香，为高考祈福。当地有个传统，年初九烧到头炷香预示吉利。学校掏了3000元，争得今年的头炷香。

学校的车队前一天傍晚就出发，同事们住在寺庙附近的宾馆里，聚餐后一起打麻将。

子时，校领导带队，同事们进入庙内，和尚分发了黄纸，班主任将本班学生名单抄上，并将希望考北大清华的学生加以标记，将黄纸卷筒扎绳后，交给法师施行祈福。木鱼钟磬，香烟缭绕，众教师跪拜如仪。

一位老师用手机拍到了烧香的照片，他告诉梁卫星，要早知道他在写小说，他一定会提供这个细节。

梁卫星写教师的众生相。没有一种“相”是传统意义上的“教师相”。

小说最让人尊敬也最让人怜惜的人物是“海无言”老师。一方面，他富于思想才情，在知识界的重要报刊发表文章，也是网络中的活跃人物，参与几乎一切热点事件的讨论，课堂上跟学生打成一片，引导学生关怀现实，似乎是一个中学里让人寄托希望的中年男性知识分子形象。但另一方面，他在外表上却故意表现得趣味庸俗，追着善于讲“黄段子”的同事听笑话，对学校的大事小事漠不关心。“海无言”装得不像个好老师，要“装傻卖俗”才安全，才和别人一样。庸俗的面具是一个保护罩，保护他课堂上跟学生“教学相长”的小环境。但就是这样，他仍然被边缘化，在一次一次评定高级职称中落选，最后忍无可忍，辞职去开小饭馆。

梁卫星说，中小学校园里，像“海老师”这样的教师是少数。而现实中梁卫星的面具是“勇敢”。他曾以“打”出名。当然，“打架”的人不像老师。

1993年，梁卫星从湖北荆州师专毕业，通过当教师的父亲的关系，外加一条红塔山和一瓶酒，进入一所乡镇中学教书。“那时的校长是老派人物，有起码的操守，胃口不大。”当教师后，每次回家，他父亲总给他上课，“不要和校长对着来，上课不要瞎说。”他害怕儿子端不稳这个饭碗。

2000年换了新的校长，他在第一次和教职工见面的大会上就说，“一个学校没有外债不正常。”校长戴着墨镜，在学校转了一圈就不见了。他的理论就是欠债的是大爷。不到两年，他盖了几栋楼，给学校留下600万元的外债跑了。

梁卫星遇到“末位淘汰制”，淘汰制总有第一和倒数第一，考核的重点是考试成绩和日常考勤。考勤的要求是，老师有课没课都要在学校呆着，上个厕所买盒烟，都得给考勤员请假。有一次，梁卫星请假说上厕所，出去了整整一节课，果然被记上了。他拿起考勤本撕了，考勤员骂他，他举起椅子就打。这一打，考勤制度不了了之。

末位淘汰在执行中又有弹性，一切要看和校长的关系。各种考核又和经济挂钩，这种不确定性增加了梁卫星的危机感。梁卫星有一次打校长是因为分房子，凡是找校长的人都得到了房子，梁卫星没有找，就“等”不到房子。他找校长去求情，还没有说两句，他先起了高腔，校长认为他态度不对，二人争执起来，他就打了校长。

梁卫星做教师十几年来，先后在两个不同的中学教过书，他眼看着学校里行政体制越来越庞大，从校长、副校长、中层干部、年级主任、副主任、班主任、高级群众到普通群众，形成了一个森严的等级王国。年轻的教师一进来，迅速都调整到向权力靠拢，普通教师沦为弱势群体。

“教书说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传道、授业、解惑，实际必须围绕着校长转，才能端好这碗饭。我教书17年来，时有生存的恐惧感。我写小说是释放我的恐惧感。”梁卫星说。

学生自创“连坐”制度

小说中的“贾老师”也是一个戴面具的人，他表面上言必称“自由主义”，义正辞严地“骂腐败”，也读点书，给教育杂志写点论文，有“名师”派头。但私下，他是一个官迷，对于物质的贪欲似无底洞。他一心想当年级组长，后来果然如愿。“贾老师”每周必叫一个学生家长来办公室，家长来都要送礼。有一次，只是为了“例行”的收礼，他竟然打电话把一个远在东莞打工的学生家长叫回了湖北。

现实生活中是，一位80后的老师每个星期都会叫一位家长来谈话，先数落孩子不听话，家长受到惊吓，他再话头一转，说只要双方“努力”，还是有希望的。听到这里，家长赶紧掏东西。

现在，学校中80后的老师已经近半。年轻的老师比年老的老师眼光更“现实”。有的班主任把学生当资源，利用有权势的家长使自己获得升迁。

小说中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我”是80后的“苏老师”，他大学毕业懵懵懂懂进入学校，在“海老师”的感染下，“自我”苏醒过来，但陷入更大的困惑。不过，既然有痛苦，就有希望。梁卫星说，“苏老师”是80后中幸运的一个。而大部分人都像另一个80后教师“田默”一样，一开始为理想所吸引，很快向名利投靠而去。还有一个角色是聪明教师“李平”，他从知识上尊敬“海老师”，但做人很“清醒”，绝对不学他，因为他要过“更好”的生活。

教育天然包含理想的成分，但在现实的校园里，趋向“现实”的不仅是老师。梁卫星在乡镇中学当班主任时，遇到一个想当班干部的高大男生毛遂自荐。他一当班长，就对梁卫星“汇报工作”：“现在学校有很多混的，内外串通，在学校收保护费，泡漂亮女生。梁老师你不用怕，一切有我哩。”

“他这句话，才是我最怕的。”梁卫星说。多年后，他发现学校的黑社会组织规模越来越大，“老大”一个月收钱几千元，在学校里卖手机、假烟。他的班上就有一个学生被五六个学校里“黑社会”的人打了。

班长上任伊始就颁布了十条班规：不许上课讲话、睡觉，不许迟到旷课，不许顶撞老师，不许拖欠作业……每星期迟到两次罚款3元，两次不交作业罚款5元。班长对梁卫星说：“现在你不镇住他们，以后就不好搞了。”他把班级分成八个小组，每个小组用了他自己一起玩的“八大罗汉”当组长，哪个组有一个学生被罚款，全组一起受罚。

梁卫星奇怪的是，小小孩子怎么用上连坐手段来管理班级；而更奇怪的是，全班同学有怨言，但没有人站起来挑战这个“规矩”。

“他们敢？！”班长对梁卫星说，“只要老师你支持我，我整好他们的材料，分别对应于学校的记过、警告、开除等处分，他们就没有对抗的勇气了。”

班长将来的目标是当村长或村支书，在学校主要是学习怎样做干部，对考大学不抱什么指望。“他的理想其实很有代表性，中国读书人似乎没有逸出这个轨道。”梁卫星说。

现在，这个班长没有做成“村长”，成了黑社会，据说过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