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当范泉满怀激情，要以自己在文学编辑和写作方面的卓著成绩和丰富经验为社会主义祖国效力之时，却被胡风呈献给伟大领袖的“三十万言书”指控为“南京暗探”，由此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范泉从一个受人尊敬和钦仰的著名文学编辑家、作家和翻译家，立即跌入灾难的深渊，先是沦为“肃反”对象，继而又被扣上“右派”帽子，贬谪到遥远荒凉的青海高原，蹉跎了人生最宝贵的二十余年光阴。

　　那么，胡风指控范泉为“南京暗探”，究竟是有确凿的证据，还是根据并不靠谱的道听途说？究竟是出于私人恩怨的宗派斗争，还是“左”倾思潮影响下的误伤战友呢？

　　一、胡风与范泉其实应是同一阵营的战友

　　考察胡风与范泉的生活轨迹，他俩在1945年抗战胜利之前似乎并无任何交往，抗战以后乃至解放之初的五十年代，两人亦无多少关涉，好像从来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但其实，他俩不但是同一阵营的战友，而且两人之间又有着太多共通之处。

　　首先，他们同是中国现代文坛上的进步作家和编辑家。胡风从三十年代留学日本起，就是左翼文艺阵营里的英勇战士。而范泉走上文坛虽然晚于胡风十余年，但同样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经受住了考验。

　　其次，他们虽然没有在对方主编的刊物发表过作品，却有着彼此共同的朋友，其中包括七月派著名诗人丘东平。仅从胡风在历经几十年劫难之后仍然完好保存着他的二十封珍贵书信，便可见他们间友谊之笃厚。而范泉同样与丘东平有着不一般的交情。范泉1937年主编《作品》月刊时，曾得到过邵子南、张望（光未然）、李雷等一伙年轻朋友的热情支持，其中就有一位丘东平。他们这些“没有钱的赤贫的朋友”，过着“有衣服大家穿，有面包大家吃”的艰苦而愉快的生活，从而结下难忘的深厚的兄弟情谊。丘东平英勇牺牲后，范泉写过一篇《记丘东平》的纪念文章，深情怀念这位“新生中国的文化斗士”。奇妙的是，范泉在文中还引用了胡风在《东平著〈第七连〉小引》中对东平的评价。

　　再次，在向大陆文坛介绍台湾文学方面，他俩也都有相似的开拓性的贡献。台湾文学在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下，几十年被废止中文写作，因而惨遭严重的破坏，致使长期为大陆读者所隔阂。1935年，胡风率先翻译了台湾小说家杨逵的日文小说《送报伕》，其译文在上海《世界知识》二卷六期发表后，翌年4月又收入他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山灵》一书，成为大陆文学界最早将台湾进步作家的日文作品翻译成祖国文字的作家。经过此后将近十年的空白，范泉从1944年主编《文艺春秋》开始，便以极大的热情对台湾文学进行力所能及的介绍。他先后翻译过台湾作家龙瑛宗的小说和杨云萍的诗歌，又从投稿中发现并扶植了青年新秀欧坦生（即后来定居于台南并闻名于台湾文坛的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丁树南）。他曾与杨逵、杨云萍、林曙光、芥舟（郭秋生）等作家都有过通信往来，还撰写过《论台湾文学》、《记台湾的愤怒》、《台湾戏剧小记》、《记杨逵———一个台湾作家的失踪》、《台湾诗人：杨云萍》、《台湾高山族的传说文学》等多篇文章。尤其是《论台湾文学》一文，提出“台湾文学始终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支流”、“台湾文学始终受着中国文学的指导”、“台湾文学和中国文学是不可分的，而且前者是属于后者的一环”的观点，在光复之后的台湾文坛引起强烈的反响，从而引发了自1947年11月至1949年3月长达一年零四个月的关于台湾文学的论争，范泉也因此被学术界称为“中国大陆研究台湾文学的第一人”。

　　还有，胡风与范泉都是鲁迅精神忠实的追随者和宣传者。胡风与鲁迅的密切关系是众所周知的。在鲁迅生前，他是与鲁迅过往甚密并深受鲁迅信赖的青年朋友。鲁迅逝世以后，他为翻译和出版鲁迅著作殚精竭虑，出力甚巨。他主编出版《工作与学习丛刊》，发表鲁迅佚文，宣传和弘扬鲁迅的思想。在以后每年鲁迅逝世的10月前后，他都要为纪念鲁迅做些事情，或在自己主编的刊物组织纪念特辑，或在纪念鲁迅逝世的会议上发表演讲，或撰写纪念鲁迅、发扬鲁迅精神的文章，或保护鲁迅著译的版权并将追回的版税转交给鲁迅家属。1946年10月鲁迅逝世十周年之际，胡风在上海还筹办了隆重的纪念大会，会上唱响了由他作词的《鲁迅先生颂歌———由于你，新中国在成长》。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而范泉虽出生晚了十多年，与鲁迅仅有一面之雅，但他对鲁迅的崇敬和热爱同样不稍逊于胡风。他从1937年创办《作品》月刊起，便注意编发鲁迅的遗作，从此开始他一生宣传鲁迅精神、继承和捍卫鲁迅遗产的漫漫历程。1941年他便着手翻译日本学者小田岳夫的《鲁迅传》，该书后来在上海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的活动中被作为人手一册的会议材料。在主编《文艺春秋》月刊期间，他编发了大量纪念和研究鲁迅的文章，每逢鲁迅纪念日的前后，他也一定要推出精心组织的纪念专辑，其中创刊号关于《鲁迅藏书出售问题》和三卷四期以《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的专辑文章，影响尤其巨大。范泉还提出关于创作《鲁迅传》、增订出版《鲁迅全集》、创设“鲁迅纪念馆”、“把鲁迅先生战斗的一生搬上银幕”等一系列富有建设性和前瞻性的建议，这些都无不表明他对鲁迅的深刻理解以及他与前辈胡风的心息相通。

　　正因为他俩有偌多相通之处，所以对于胡风的大名，范泉早就如雷贯耳，高山仰止了。如果说，抗战期间他与胡风分处上海、重庆两地而苦无会面之缘的话，那么当抗战胜利胡风从重庆返沪之后，作为一个善于组稿的编辑家，范泉自然不会错过约稿的良机。但没有想到，他所敬仰的胡风却让他碰了一个软钉子。

　　据范泉回忆，他曾去雷米路（今永康路）文安坊胡宅登门拜访，并恳请他为《文艺春秋》撰稿。胡风表面上十分客气，可谈起《文艺春秋》上茅盾、郭沫若所写之稿，似乎有点不以为然，所以对于他的约稿请求，既未断然拒绝，也没有明确应允，只是打打哈哈而已（据笔者1989年9月5日、9日访问范泉之记录）。

　　其实，关于范泉的流言在当时上海进步文学界已经开始散布，而胡风在许广平的影响之下，心里早就与范泉划清了界限。

　　许广平本来与范泉交往密切，在范泉翻译《鲁迅传》时提供了许多支持和帮助，她曾对日文原著提出若干错误，使译者得以纠正。然而此时，她却在上海《时与文》周刊撰文，以“为日黩武主义者借词解脱”的罪名，全盘否定《鲁迅传》原著，一笔抹煞范泉翻译、出版该书的价值，还竭力声明自己并未做过“校订”之事。这一场笔墨官司，究其实质，不过是许广平急于想撇清自己与范泉的关系而已。

　　与此同时，一些与范泉和《文艺春秋》有联系的作家朋友，也纷纷受到提醒和告诫。

　　据作家丰村回忆，他与臧克家、陈白尘等人都曾在《文艺春秋》发表过作品，但后来中共中央南方分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冯乃超从香港捎信来，关照他们不要支持范泉，于是他们便中止了为《文艺春秋》写稿。

　　嗣后，当作家祁崇孝的小说《懦夫》在《文艺春秋》六卷五期（1948年5月15日）发表之后，担任《时代日报》副刊编辑的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林淡秋，就郑重提醒作者：“你为什么去向《文艺春秋》投稿呢？范泉这人我们还看不大准呢，你最好不要把通信地址和姓名告诉他。”（见祁崇孝1989年12月24日致笔者函）

　　迨至1949年8月，现代诗人莫洛到胡风家拜访时，胡风对他说了一句“听说范泉是文化特务”的话（见莫洛《对范泉的回忆和悼念》，收《范泉纪念集》，中国三峡出版社2000年12月初版。又据莫洛2002年10月16日致笔者函）。胡风当然看到莫洛在《文艺春秋》发表过许多作品，那么，他的这句话显然是对莫洛的一种告诫。同时，也为他自己之所以不肯为范泉写稿而与之保持相当的距离，作了一个最好的注解。

　　由上观之，尽管范泉与胡风有偌多相同相通之处，尽管范泉对胡风仰慕已久而两人也并无个人恩怨，但胡风早已将范泉视作另一阵营之人。无怪乎胡风后来会在他的“三十万言书”中将范泉诬作“南京暗探”。而胡风的这一指控，显然也是从抗战胜利以来进步文学界一直流传着对范泉的猜测和怀疑的演进结果，胡风只是将这种流言公开化而已。

　　所谓的“南京暗探”的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

　　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中宣部驻沪特派员詹文浒从重庆飞抵上海，主持对日伪文化产业的接收事宜。早在上海孤岛时期，詹文浒曾任抗日反汪的《中美日报》的总编辑，而主编副刊《堡垒》的范泉是他的部下。因此，詹文浒熟知范泉的抗日立场和精通日文、办事干练的能力，便邀请范泉到自己的办公室来工作。而范泉“考虑到办事处的性质是收拾日敌与汪伪，从民族正义感出发，便乐于从事协助”（见范泉1956年5月27日在上海市新闻出版印刷工会任办事员时填写的《干部自传》），但也仅仅是在编辑《文艺春秋》月刊之业余时间，协助詹文浒做一些事情。主要是：

      “①收集沦陷时期敌伪文化界的材料（后在《月刊》杂志发表，这是主要工作）；

      ②译编日本书店上缴的日文书刊的书目；
　　③抄写敌伪文化机构产业（包括物件）名称；
　　④整理沦陷时期敌伪书报杂志的材料，作分部历期内容说明介绍；
　　⑤鉴别汪伪出版发行机构、期刊与单印本读物。”（见范泉1955年8月24日致审查组正副组长函。嗣后上海轻工业工会党组织的审查结论也认定此说）

      此项工作只有三个月时间，便告结束。从上述情况看，范泉之所以愿意协助詹文浒，与他在沦陷时期不止一次遭受日伪迫害的经历有关，是出于他那强烈的“民族正义感”和拳拳爱国之心。而他所做的是清查敌伪文化产业的正义工作，与国民党大员詹文浒的关系也仅止于此，此外并未参加国民党的任何组织。这一点，在他由于胡风的诬指而经受反复批斗、审查之后,也终于水落石出──上海轻工业工会1955年2月7日作出的《徐炜定案报告》（范泉原名徐炜）便这样写道：胡风所指“南京暗探”可能是与为詹文浒处帮忙工作一事有关，而文艺界“对徐炜只提出有怀疑，但都不可根据”，“没有发现徐炜参加过反动党团，亦未发现与詹文浒有政治组织上的联系”。

　　至于范泉主编的《文艺春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刊物，只要看看刊物的作者队伍便不难明晓。这里且不必提巴金、茅盾、郭沫若、柳亚子、郑振铎等诸多文学大家都是刊物的主要支柱，就是为之供稿的来自国统区、解放区以及海外的进步作家和革命作家达二百余人之多，就足以说明问题。毕竟广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恐怕不会听任“为引诱群众而皱眉扮脸，装腔作势”之恶行而不察。作为刊物的主编，范泉置身于当时白色恐怖的严峻形势，能够在长达四年多的时间内，团结起如此众多而广泛的进步作家，发表了那么多优秀的中外文艺作品，始终一贯地坚持抨击黑暗、呼吁光明，委婉曲折地为迎接中国革命的胜利效力，并且将刊物行销到大陆各地乃至台湾、香港和东南亚等地，充分显示了他高超的编辑艺术和坚韧不拔的战斗意志。这怎么能以《希望》等刊物之寿命不永和销行不广，来抹煞《文艺春秋》之进步倾向，并泼以“为引诱群众而皱眉扮脸，装腔作势”的脏水呢？

　　况且，社会本来就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置身于其中的人们，也都不可能是清澈如水、澄静透明的。因此，看一个人总不能只看表面而忽略其内里，不能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这原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所以，尽管范泉与国民党接收大员詹文浒有过那么一段联系，尽管所谓“看不大准”及至“文化特务”的流言在文艺界传行一时，但许多作家朋友还是从范泉的现实表现着眼，仍然对他抱有很大的信任。如莫洛就对胡风所说“范泉是文化特务”的话不予置信，仍然“无顾忌，照样去看范泉先生”，因为他“认定他是倾向革命的进步作家”（见莫洛2002年10月16日致笔者函）。中共地下党员、作家艾芜的朋友刘竞程也说：“一直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反动的表现”，认为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同情和赞助”“共产党和进步方面”的作家。作家孔另境不顾姐夫茅盾的劝阻，无论在白色恐怖的四十年代或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始终与范泉莫逆相交，密切往来。就在冯乃超、林淡秋等人频频发出劝诫之声以后，仍然还有许杰、巴金、艾芜、王统照、叶圣陶、施蛰存、端木蕻良、魏金枝、林焕平、徐迟、顾仲彝、王西彦等众多著名作家，对《文艺春秋》一如既往不离不弃，热情赐稿。甚至远在北平清华大学任教的吴晗，还郑重地将民主斗士、爱国诗人闻一多的遗稿寄给范泉发表，而他此举系遵朱自清之嘱托。就在吴晗转来的信中，朱自清写道：“春晗兄：送上《什么是九歌》一稿，兄可交《文艺春秋》。”其时，闻一多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不久，范泉及其《文艺春秋》在朱自清和吴晗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

　　然而，同样面对这样一份倾向进步的《文艺春秋》，面对这样一位“倾向革命的进步作家”，有一些作家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宁可相信无稽的流言，或疏而远之，或冷眼旁观。相比较而言，胡风的态度显得更为坚决，他既已认定范泉为“文化特务”，本人固然绝不与之往来，他周围的一群朋友在他的影响之下，也几乎都不为《文艺春秋》写稿。更有甚者，胡风的朋友满涛还化名窄门在同人刊物撰文，抓住编辑上的某些琐屑枝节，对范泉及其《文艺春秋》冷嘲热讽，虽未涉及政治，但与政治未必无关，以致给唐弢留下“胡风的刊物曾骂过范泉”的深刻印象。由此演进的结果，便有了在以后“三十万言书”中所谓“南京暗探”的公然指控。

　　其实，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许多革命作家和进步作家都或多或少与国民党发生过各种联系，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过职或做过事者亦不乏其人。胡风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胡风曾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担任过宣传干事。1933年左联时期，他就任孙科所办的中山文化教育馆的日文翻译，为《时事类编》半月刊翻译时论。1938年抗战期间，他又在重庆出任过国际宣传处对日宣传科特派员之职。如此等等。虽然他之所为或是受了中共党组织的指令，或纯为解决饭碗问题而又得到组织的允许，但一直以来却因此受到过许多的诬蔑和攻击。1934年秋，他曾被穆木天“告密”为“南京派来的内奸”，周扬等“四条汉子”还特地将此讯息“通知”给鲁迅，虽被鲁迅斥为“证据薄弱之极”，却也在文艺界造成了影响。另外，贾植芳在为晓风所著《虽九死其犹未悔———我的父亲胡风》的序文中，也曾提到“胡风在大革命失败后在江西南昌的那段历史，始终是他的一块心病”。可见在“左”的思想影响下的中国现实社会，革命者和进步人士一旦与国民党有所关涉，不论是否与之同流合污，都难免会惹来无穷的烦恼，胡风本人也深受其害。那么人同此心，胡风又何以罔顾事实，竟然如此轻率地给范泉判以“南京暗探”的罪名呢？

　　在经过二十多年天路历程式的悲苦生涯之后，灿烂的阳光终于照到了胡风和范泉身上。他们都先后走出了人生洼地，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和工作。

　　胡风1979年1月出狱后，在短短的六年时间里拼命工作，收获甚丰。期间除了被心因性精神病折磨而耽误外，他编定了《胡风评论集》、《胡风译文集》和《胡风杂文集》等著作，还撰写了大量的回忆文章。但直至1985年6月病逝，未见他对当年诬指范泉之事有任何口述或文字的交代。

　　范泉自1979年2月平反后，先在青海师院主编《中小学语文教学》月刊，同时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嗣后又调到上海书店主持《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编纂工程。在此期间，他有机会多次接触到与胡风相关的问题。虽然他很难忘却胡风当年对他的伤害，却仍以一个文学研究家的气度，作了妥善的处理。例如，他在主编《中小学语文教学》时，曾接到赵景深寄来的一篇关于胡风的史料文稿。由于文稿内容与刊物宗旨有距离，本可以一退了之，但范泉不想舍弃涉及胡风的珍贵史料，便建议作者从胡风与鲁迅关系的角度对文章略加修改，从而得以编入刊物所辟的“纪念鲁迅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系列特辑”发表。又如，范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时，对以胡风为代表的“七月诗派”非常重视，以较大的篇幅详细记载了诗派的演进过程、主要成员、出版的刊物、主要作品以及共同的创作倾向和艺术特征，客观地肯定了诗派“正确地反映现实斗争”的“革命倾向”。另外，范泉在主持《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这两千多万字的煌煌工程时，又将胡风的朋友王元化、贾植芳聘为总编辑委员会委员，虚心听取他们的宝贵意见。

　　1988年6月，中共中央颁发了六号文件，“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终于得到全面彻底的平反。但在当年11月22日《新文学史料》重新发表的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一文中，所谓“南京暗探范泉主编《文艺春秋》”等指控仍赫然在目。范泉读到后，大为震惊和愤怒，便立即给《新文学史料》编辑部写了题为《关于“南京暗探”的更正》（1989年2月6日）和《所谓“南京暗探”是不负责任的政治陷害》（1989年2月10日）的两封信提出质疑。在后一封信中，他写道：“使我非常吃惊的是，对于三十五年前像胡风同志这样可以置人于死地的政治陷害，贵刊竟不加任何说明地在1988年第四期上重新予以发表。‘为了保存原貌，对历史负责’，‘未作任何删改’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明明知道我并非国民党特务，却仍然将‘南京暗探’的诽谤原封不动地强加在我头上，请问：这种不作任何说明的做法是不是‘对历史负责’？像我这样的冤案到什么时候才能彻底平反？”面对范泉的抗议，胡风之妻梅志致函《新文学史料》编辑部，承认胡风“三十万言书”中“提到‘南京暗探范泉’，是根据传言，并无确切材料”，为此“向范泉先生表示歉意”。贾植芳亦代朋友胡风向范泉致歉，表示：“你的痛苦和愤怒，我是完全理解的。作为胡风的一个朋友，我首先向你道歉！”

　　1990年2月，《新文学史料》第一期发表了题为《记范泉主编的〈文艺春秋〉》的长篇署名文章，全面介绍了范泉及其主编《文艺春秋》的进步倾向和战斗业绩，并专辟一章节澄清了所谓“南京暗探”事件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