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鹰:壮歌黄埔—鲜为人知的故事》【知青公共频道 黄埔后裔】

80年的黄埔岁月，谱写80年的风雨壮歌。80年的黄埔岁月，跨越了两个世纪。它坚强，不管风云如何变幻；它执着，无论路途多么曲折。在打倒列强、铲除军阀的伟大斗争中，形成了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靠着这种精神，我们就能合百川之力，聚华夏之心，使我们中华民族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实现伟大的复兴！穷经皓首，沧海桑田，只为我古老的中国有一个五千年不老的青春。

　　草创轶事

　　1924年11月30日，因为战事紧张，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还没有领到毕业证，就匆匆赶赴战场，开始了戎马倥偬的生活。直到第二年3月这465名毕业生才拿到了毕业证。他们看到，在那张散发着油墨味的证书上，赫然印着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图案。而在1926年3月，在每一个黄埔师生佩戴的新校徽上，也铸有国共两党特有的“青天白日”和“镰刀斧头”的标志。

　　时光凝固在眼前这两件珍贵的文物上，它们真实地记录着国共两党为创建黄埔军校所经历过的难忘岁月。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高等师范大礼堂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孙中山先生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他提出的一系列政策被后人概括为联俄、联共和扶助工农。也就是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建立军校的提案。1月24日，孙中山正式下达命令，筹办军官学校。

　　这时，担任着孙中山顾问的苏俄代表鲍罗廷笑了，因为3年前苏俄代表向孙中山先生提出的3个建议，今天都已如数实现。而最让鲍罗廷感到欣慰的，则是5个月以前，孙中山已经很有远见地向苏俄派出了一个考察团。考察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如何组建革命军队。

　　这个代表团叫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由4个人组成。团长是蒋介石，团员是张太雷和沈定一、王登云。张太雷作俄语翻译、王登云作英语翻译。张太雷和沈定一都是中共党员。这个团到莫斯科是1923年9月2日，11月29日离开的，中间一共是两个月零27天。这次由国共两党组成的代表团的出访，意义十分重大，而且影响也很深远。代表团在苏维埃俄国学到很多东西，比如政党的组织建设、新型革命军队的组成、训练，同时也大大加强了两国的相互联系和相互支持。对蒋介石个人也触动很大，他在途中天天写日记，把风光、地名、人名包括每路过一个车站的站名都记下来了，还不时地大发感慨。不过，说实在话，新兴的苏维埃国家给蒋介石留下的印象很多是负面的。从蒋介石后来对中国的影响来看，这些负面的印象也从一个方面使他走向了新三民主义的反面。当然这是后话。

　　除了列宁因为卧病无法与中国同志见面外，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在莫斯科见到了在苏俄政府中担任要职的加里宁、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胡定斯基和在当时颇负盛名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托洛斯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季诺维也夫还主持会议，听取了关于中国国民党革命活动的报告。苏俄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关心令中国同志感动。蒋介石在他日记中记述道，托洛斯基对他们说：“除了不能用军队直接援助之外，其他武器与经济等需要，都当尽力为之，积极援助。”

　　让中国代表团印象深刻的是11月7日的红场大阅兵。陆军方阵、骑兵方阵、炮兵车队方阵威武雄壮，飞机凌空呼啸而过。联想到先前参观的海军学校、海军机械学校、军用化学学校、高级射击学校、步兵144团，除了钦佩之外，一套在中国如何建立革命军队的初步计划渐渐地形成了。

　　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宣布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名单，名单中包括廖仲恺、邓演达、王伯龄等7人，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后来，作为校本部最高领导，孙中山先生担任了学校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校党代表。孙中山在宣布筹委会名单的同时，指定以黄埔旧水师学堂和陆军小学的旧址为校址。

　　黄埔岛，又称长洲岛。因为陆军军官学校建在黄埔岛，所以人们习惯地把它称作“黄埔军校”。

　　黄埔岛位于广州市东郊，面积只有6平方公里。山峦起伏、林木葱茏、四面环水、南连虎门。清道光年间，禁烟的林则徐大帅在这里修筑了炮台，以后又建立了军事要塞。今天这里的老百姓都还记得老辈人说过，他们的先人差不多都是守卫炮台的官兵。

　　孙中山为什么选中这里作为军校校址，我们已无从考证，但我们却知道，是叶剑英率领的一队士兵挖开了黄埔军校建校的第一铲土。27岁的叶剑英当时已经是粤军中的名将，官拜师参谋长。因为在陈炯明叛变时护卫过宋庆龄，又登上永丰舰保卫过孙中山，所以颇有声望。现在，面对着败瓦颓垣、荒烟蔓草，他指示官兵“披荆斩棘、除秽去污”。使这片从前的蛇鼠丛众的废墟，“一变而为跃马谈兵之地”。

　　英才摇篮

　　1955年9月27日，秋阳、晚霞照耀着中南海，也照耀着一枚枚闪亮的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这一天，人民共和国为久经沙场功勋卓著的将军们，举行了隆重的授衔典礼。人们早已熟悉共和国将帅的名字，不熟悉的倒是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些熠熠生辉的将帅之星中竟有那么多人出自同一所军事学校。

　　是的，在共和国10大元帅里有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林彪等5人曾是黄埔军校的教官与学生；在10位大将里有陈庚、罗瑞卿、许光达等3位“出身”黄埔；而曾经在黄埔军校学习过的上将有8人、中将有9人、少将有8人。这就是说，仅在1955年人民共和国的将帅级军事家中就有32人直接受过黄埔精神的熏陶！

　　40年以后，经中央军事委员会认定，有36位军事家是中国革命战争最终取得辉煌胜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这个从毛泽东、周恩来“开始”到方志敏、刘志丹“结束”的一长串人名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有16人曾经在黄埔军校留下过青春的足迹。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黄埔军校的确是培养过中国当代著名将帅的摇篮。

　　广州市内有条路，80年前叫南堤路。80年前的2月6日，南堤2号的门前挂出了黄埔军校筹备处的牌子。与此同时，市内的大街小巷也贴出了黄埔军校的《招生简章》。招的学生要求“明白主义”，学历上要求中学或相当于中学毕业，而身体上则要“强健”、无眼病、无肺病和性病。考试要笔试口试，考的内容是作文、政治和数学。黄埔军校招生虽说是全国性的，但实行起来困难很大。在国民党有一定影响的几个省份和地区，当然可以在《民国日报》上登几则启事。但在军阀盘踞的多数省份，却不能公开招生，甚至有的省份的军阀竟下令学生不得出省一步！当时的国民党组织松散，对全国招生如何进行无能为力。眼看着各地报考工作要落空，孙中山焦急万分。廖仲恺急忙找到中共总书记陈独秀，陈独秀召集在国民党中任职的中共党员谭平山和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决定以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名义向各地组织发电，冲破军阀障碍、挑选优秀分子赴广州应试。

　　帮助黄埔招收人才最不遗余力的还有毛泽东。31岁的毛委员精力过人、胆大心细。当年3月，由他出面在上海、在军阀孙传芳的眼皮底下，秘密组织了一个黄埔军校分考场。所谓分考场是指整个长江流域各省份的考生先到这里集中，经过筛选，再赴广州参加总考。毛泽东在这里给多少人发放了路费和证明，送他们登上南下的火车和轮船，已无法统计，但这些热血青年却还记得，在送别时刻，毛泽东都会说一句“让我们相约在广州”，都会记得毛泽东在码头上那清瘦的身影和真诚的祝愿！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巴山蜀水、赣江南北、三晋大地、齐鲁故乡、荆州东西、陕北高原、黄河两岸、长江首尾、浙闽两广的文武俊秀纷纷云集广州。“到黄埔去！”一时成了革命青年最热烈的向往、最执著的心声！

　　许光达临行前作诗一首：“誓要去，上刀山。……男儿气短，豪情无限”。虽说这诗叫《无题》，但谁都看得出许光达当时已经有了明确与坚定的人生选择。

　　徐向前投考黄埔的第一步是他在《新青年》看到了《招生简章》。这个因为在学堂上大讲雪耻救国故事而被迫辞职的小学教师，从此立下宏愿，要到黄埔去做一番救国救民的大事业。他从山西到上海，从上海奔广州。在黄埔军校，一向讷于言敏于行的徐向前虽然受到蒋介石接见，却没有给这位校长留下什么印象。然而几年之后，徐向前就成了威震中国的红军将领，成了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第四方面军的总指挥。

　　真为书生必投笔，从来志士皆从戎。出身书香门第的杜聿明和他的要好同学阎揆要、关麟征、张耀明也是从《新青年》上知道黄埔招生的，便从陕西匆匆赶来。然而，考期已过，多亏了同盟会元老于右任先生的举荐，才获准补考。否则，在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会少了一位阎揆要中将；在后来的长城抗战中国民革命军里也就少了一位关麟征师长，昆仑关大战则会少了一位杜聿明军长。

　　胡宗南，也很有名气，不过不是因为学习，而是因为他在报考时的“闯关”行动。胡宗南在报考黄埔军校时，因个子太矮、身体较弱而被取消了考试资格，他火冒三丈，慷慨陈词，“孙中山先生的主张为什么得不到实现，就是因为你们让热血青年报国无门！”听到胡宗南这番叫喊的廖仲恺也大声喊道：“这位同学，我批准你参加考试！”那时的廖仲恺当然不会想到，这个姓胡的小个子后来成了肩扛三颗金星的上将。

　　在报考黄埔军校的故事里，在许许多多决心以身许国的年轻人中，有这样一些人的名字，特别使今天的人们注目。他们是后世伟人的同胞兄弟；她们是不让须眉的巾帼；他们是支援了中国革命的国际友人。

　　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刘少奇的弟弟刘子奇都跨进了黄埔大门。最终成为朝鲜人民军统帅之一的崔庸健元帅，还有日后成为惟一一位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衔的外国人、越南劳动党的最早党员洪水，也都是出自黄埔一门。

　　然而，最引人注目的黄埔学生，还是那些最初遭到拒绝，后来又在1926年进入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女兵们。1924年6月一位叫淑鞠躬的广西姑娘给学校当局写信，责问军校为何不招女兵。她在信中写道：“木兰从军，千秋共赏；罗兰死节，今古同称。岂以中国二万万之女子，概不能从事革命工作耶？”无独有偶，一位叫金慧淑的女子也投书军校校长和党代表，生气地说：“中国四万万人，女子居一半。男子从事革命，女子袖手旁观，……于理欠当。女子不能取得从军权，是不平等极矣！”

　　经过严格的考试，1924年4月28日，军校筹备委员会张榜公布了入学学生名单，第一期学生共招收500名。为了迎接开学，5月9日至16日，军校提前对学员进行了队列和射击训练。

　　6月16日，是黄埔军校正式开学的日子。在中国，一个取名、一个择日，人们都非常重视，颇为讲究，只要名字取好了，日子选对了，才会有人生的幸福、事业的成功。孙中山先生给自己的外孙起名叫“永丰”，而把黄埔军校的开学日，或者说，把他像孩子般无比珍爱的军校的“出生日”定为6月16日，都是为了要记住陈炯明的叛变，记住使他亡命“永丰”舰的惨痛教训，也是为了纪念在这次“巨痛”中换来的思想转折和精神飞跃。

　　开学之夜是不眠之夜，黄埔岛到处回荡着学生入学一个月来刚刚学会的军旅歌曲：

　　这是《军人争气歌》，又叫《跑步歌》---

　　歌词是：“军人军人要争气，咱们中国被人欺，热血要洒发奋起，不能受制做奴隶……”

　　这是《黄族歌》，是按共产党人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时所作词谱成的曲---

　　歌词是：“黄族应享黄族权，亚人应种亚洲田。青年青年，切莫同种自相残，坐教欧美着先鞭。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洪水纵滔天，只手挽狂澜……”

　　这是最早的一首校歌---

　　歌词是：“莘莘学子，亲爱精诚，……以血染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

　 “两爱”　“两不”

　　看着周恩来那张英俊甚至带点稚气的面孔，我们很难想象年仅24岁的他，竟会在黄埔军校的政治文化教育、军纪法规建设和宣传鼓动工作中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以致几年后当国共分裂，蒋介石排斥共产党，周恩来被迫离开黄埔时，就连一些蒋介石的骨干亲信都扼腕长叹。胡宗南就说过，“周恩来是一个非常人物，校长失去这样一个人，真是太可惜了。再过几十年，你们才会明白啊。”但是，历史是不会重写的。

　　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留下的是浓墨重彩：从他接任政治部主任以来，黄埔军校的政治课里就出现了这样的课目：中国国民党史、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社会进化史、社会学科概论、社会问题、社会主义、政治学、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各国宪法比较、中国政治经济状况、世界政治经济状况、政治经济地理。

　　黄埔军校还给各级长官另加教育的“小灶”，要求他们每星期二、五晚上7点开始，听特别讲演一个半小时。特别讲演的题目均由政治部拟定，请各界名人到校。

　　就在一座被称为“大花厅”的会堂里，黄埔军校教官们见到许许多多站立在那个时代潮头的人物，彭湃到这里讲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李求实讲全国青年运动，邓中夏讲省港大罢工，何香凝讲廖仲恺的革命事略，宋子文讲财政、李烈钧讲军事、孙科讲吏治。毛泽东、刘少奇都曾在这里发表演讲。而最不可想象却又十分真实的是，这所军校还专门请来过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鲁迅在这里留下了金石之言：“我自然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这些慷慨陈词发表讲演的人虽然有的后来激流勇退，有的选择了不同的政治道路，但在当时毕竟是大革命的弄潮儿，而有一些人则永远以先进者的姿态留在了中国现代历史的史册上。

　　除了政治教育，最主要的学习内容是军事教育。黄埔军校的军事课程有《战术学》、《兵器学》、《交通学》、《地形学》、《军制学》、《筑城学》等军事原理、原则等各种内容。当然还有被列为术科的射击、马术、劈刺、野外作业、野营演习、战术演练等等。同时还有教授如何制定战略战术、作战计划、动员计划的课程。

　　军令如山。军纪军法教育自然必不可少。周恩来曾兼任黄埔军校的法规处处长。不但违规违纪要受到处罚，就连不文明举止，包括嬉笑无礼、粗蛮无礼、大声叫嚣、随意谩骂、语言秽杂、仪容颓废，也要被禁足1至5次。所谓的“禁足”就是放假时不准外出。在所有的军纪中有一种《革命军之禁令》，让人们领教着新型军队的风采。禁令由周恩来亲自制定。其中规定：凡抢劫财物、奸污妇女、纵兵殃民者，一律阵中枪毙；凡强占民房、借势凌人、强迫买卖、借端勒索、夺取禽畜者，一律监禁。作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当时也叮嘱过官兵要严守纪律，他甚至说过：“能守法就是革命军，否则就是反革命军。”这句话对他来说，是不是变成了讽刺？在黄埔军校的初创时期，从教官到学生人人都知道一个被称为“两不”、“两爱”的口号，“两不”就是不要钱、不要命。而“两爱”呢？就是爱国家、爱百姓！

　　血沃中华

　　以九一八事变计算，中国抗日战争为14年；以七七卢沟桥事变计算，中国抗日战争为期8年。无论是8年还是14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都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抗击帝国主义侵略为时最长的战争；也是自中国几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一次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参战人数最多的战争；更是中华民族自屈辱的鸦片战争以来惟一一次取得全面胜利的战争。

　　在这个磨砺与检验着民族精神的战场上，黄埔师生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

　　“宁儿：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牺牲的。”

　　写这封信的“母亲”，就是黄埔军校的优秀学员、杰出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时间是1935年8月。

　　赵一曼走上刑场时许多老百姓掩面流泪。她牺牲后，老百姓开始传说，赵政委没有死，她是骑上一匹白色的飞马，飞到深山老林里去了。传说终究是传说，真实的倒是，赵一曼就义前留下过一首遗诗，诗中写道：“一世忠贞新故国，满腔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赵一曼长眠于黑土地了。真正像她诗中所说，见到“旌旗红似花”的却是115师的八路军官兵，是当年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教官、后任115师政委的聂荣臻和同为黄埔学生的该师师长林彪。这一对黄埔师生领导的八路军115师，在1937年9月25日拂晓前已经冒着秋雨登上了山西境内的平型关。

　　那是一个风透衣骨寒的清晨。趴在刚刚下过一场秋雨冰凉的阵地上，115师官兵几千颗愤怒的心却在燃烧着仇恨的火焰。被毛泽东称为八路军中走得最准的那块表，是戴在聂荣臻手腕上的，此时它的时针指向7时。信号弹划破长空，平型关大战打响了。日本侵略军一方是最精锐的第5师团21旅团，师团长就是号称名将之花的板垣征四郎中将，此人骄横无比，进入我山西境内之前曾向天皇宣誓：“如不按期复命，愿切腹谢罪！”

　　这一战杀得惊心动魄、日月无光。早就希望打一个漂亮仗的八路军勇士个个如下山的猛虎、出海的蛟龙，而自进入中国还没有遇到有效抵抗的日军也是凶焰万丈、不可一世。双方不断展开拉锯战、攻防战和肉搏战。战斗从清晨7时一直打到下午3时，整整8个小时，终于把围困在夹沟中的日军全部消灭。平型关大捷共歼灭敌军1000余名，击毁汽车100多辆，畜力运输车200多辆，缴获战马50多匹，步枪1000余支，机关枪20挺，火炮1门，掷弹筒20多个，以及其他军用物资无数。

　　激战后的平型关重又归于了平静，全国上下却因平型关大捷而群情振奋，一片沸腾。各界人士纷纷来电来函以表祝贺，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的电报中这样说：“受命抗敌立奏奇功，捷报传来，万众欢腾”。法国华侨办的《巴黎救国时报》表示，今后要“全体侨民为后盾，共驱日寇”。已经同意并且实行国共第二次合作展开抗战的蒋介石，此时也发来嘉奖电文，电文写道：“接诵捷报无比欣慰”。28日，他又来电“忠勇之气，益害敌胆，特电驰贺，续候佳言”。此时的蒋介石是不是又想起他与115师这两位战将当年在黄埔军校共度的时光呢？

　　1939年11月南宁告急，坐阵峨嵋山的中国军事统帅部十分焦急。急忙下令改编不到一年的第5军投入昆仑山战斗。第5军军长是黄埔一期毕业生杜聿明，他下属的三个师200师师长是黄埔三期的戴安澜，新编第22师师长是黄埔二期的邱清泉，而荣誉第一师师长则是与杜聿明同时毕业黄埔一期学生郑洞国。荣誉师就是荣誉军人，这是对负伤归队官兵的统称。这个师的官兵对日寇恨之入骨，打起仗复仇心切，英勇无比，正是因为如比，所以12月18日昆仑关大战一开，担任正面主攻的第1师就对日军展开了猛攻。

　　兵勇怒吼，地动山摇，当天就占领了昆仑关的仙女山，当晚各团乘势夜袭，经过一昼夜激战，又攻克了老毛岭等军事要地。

　　第200师也不甘势弱，连夜推进，也于深夜攻入昆仑关。

　　19日之后，日寇发起反扑，昆仑关上喊杀冲天，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双方伤亡惨重。中国军队改变战术，暂时放弃主峰的争夺，派出重兵清除昆仑关四周守敌，使守关敌军成瓮中之鳖。10天以后，由新22师为主再次以凌厉攻势，突入昆仑关口，终于在31日11时20分，完全攻占昆仑关，中国军队以击伤敌军18100多人的辉煌胜利，迎来了1940年的元旦。伴着新年的钟声，杜聿明对报社记者说：“民众是本军的父老。本军的胜利，其实也是民众的胜利。”这话渗透了黄埔军校初创时的精神，令当时的中国人印象深刻。

　　赵尚志，这位黄埔军校第五期的毕业生，从1932年开始到1942年牺牲，在白山黑水之间与日本侵略军和汉奸卖国贼整整周旋、鏖战了10年，经历了常人不可想象的困难，也经历了常人不可想象的磨难。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三省，并着手筹建所谓的满洲国，企图把中国东北的大好河山永远从祖国的怀抱中分裂出去，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并以此为跳板，进而侵占全中国。“九一八事变”发生仅8个月，24岁的共产党员赵尚志就担任了“满洲省委军委书记”。赵尚志一到任，立即着手组织动员各路各派义勇军合兵一处，打击日寇。同时，筹建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抗日武装---珠河反日游击队。不到两年时间，他就把十几支义勇军组织成一支东北反日联合军。1935年11月，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赵尚志任军长兼第一师师长。经过一年多的游击战争。终于在日寇铁蹄下打出了一片有10多万人口的哈东抗日根据地。

　　然而就在赵尚志与他的亲密战友李兆麟、周保中殊死战斗于冰天雪地、高山密林的时候，他却因为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而受到了党内处分。背着沉重的精神枷锁，赵尚志初衷不改。虽然不再能带领大部队作战了，但他所率领的小分队，仍然能让日寇胆战心惊。1942年2月12日，就在他率领一支小部队又一次袭击日军时，身负重伤不幸被俘。监狱刑场，尚志绝不叛党，更不叛国。终遭残忍杀害，壮烈殉国。毛泽东后来写道：“有名的义勇军领袖杨靖宇、赵尚志……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坚决抗日艰苦奋斗的战绩，是人所共知的。”

　　1941年，日本法西斯发动太平洋战争，正式向英美宣战。同时派重兵进逼我国邻国缅甸，企图截断中国当时惟一一条通往外部世界运输军用物资的输血管和生命线---滇缅公路。为了保证这条西南交通大动脉的畅通，中国于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三天就下令入缅甸作战。作战部队为第5、第6两军。黄埔三期毕业生戴安澜任师长的第5军第200师随即开赴云南集结，并在1942年3月，作为先头部队进入缅甸。此时的戴师长已抱定必死决心，临行前留给夫人一份遗书，上面写道：“为国战死，是极光荣。”入缅作战，条件异常艰难，山势崎岖，林木密布，气候闷热，瘴气逼人。但200师仍然屡建战功。同古保卫战，戴安澜不但保护了同盟军的撤退，而且还歼敌5000多人。

　　4月29日，日军切断了中国远征军退路，战局开始恶化，远征军总指挥部下令撤退。回国途中的5月18日，200师遭到日军突然伏击，戴安澜匆匆赶到前沿指挥，不想胸部、腹部中弹。5月26日部队来到茅邦地界，此地离祖国仅剩下半天路程。这时，戴安澜的枪伤由于军中无药已有8天没有得到治疗，终于在下午5时40分停止了呼吸。死前，他吩咐士兵帮他整理好衣帽，扶起他向北做最后的眺望，口中仍喃喃地吐出8个字：“反攻、反攻，祖国万岁！”将军死后，全国各地民众纷纷电致挽词、挽联。毛泽东为他写下了一首挽诗。诗云“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周恩来的挽词是：“黄埔之英，民族之雄。”这两句挽词最后一个字如果连读恰恰是“英雄”。

　　从有关的资料中，我们会发现，仅在中国军队赴缅作战期间，阵亡的黄埔军校的师生就有5700人之众！我们无法统计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为国捐躯的黄埔师生会有多少，但可以完全肯定地说，在3千万殉难的中国军民中，在血肉组成的抗战长城上，它的每一块砖石，都洒下过黄埔师生的汗水、泪水，也都浸透过黄埔师生的鲜血。这鲜血化为了永不凋谢的鲜花，更化为了对一个不屈民族的英雄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