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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日钟老在《品味楼》的讲话稿（之一）
注：为了让不少因故无法来听钟老讲座的朋友也能欣赏钟老的精彩讲演，我曾承诺对钟老讲话进行整理，将于近日发到网上。今日花了一天功夫，我将钟老讲话稿用手写板抄写（我不会拼音打字）出来并发上网了，因老眼昏花，如有错字别字系抄者笔误。
钟老的讲话主要是讲为什么他划为右派？因为他有思想。他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怀着对国家,对人民的赤子之情,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四十八条。现在看来这四十八条仍闪耀着钟老对时代的敏感与责任，尽管他结局很惨，社会对他不公，但他无所畏惧。
钟老饱读群书，强闻博记， 思维活跃，才学过人。钟老的讲话并未完全照稿子讲，很多时后是随口道来旁征博引娓娓动人，钟老睿智的思想和幽默风趣的语言引人入胜，常常使会场或雅雀无声或笑声—片或掌声连连。
八十二岁高龄的钟老侃侃而谈近三小时。因我没有录音，望有录音者的朋友补充钟老精彩的稿外之音。以下是钟老的讲话稿：
错就错在有思想（讲稿原文）
报社对右派分子的处分，是孟树德于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六在全社大会上宣布的。处分共分六种，第一种是：“情节严重态度恶劣者，并开除其公职。”我就是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的一个。这时的孟，真可谓志得意满，一副人逢喜事精神爽的样子。他一口气宣布了归属六种处分的五十几个右派分子的名单，还有重点地对此人何以受此处分作了讲评。他称某人某人为“反革命加右派”，而我则“是右派骨干分子，也就是极右分子，家庭和个人出身虽不算反革命，但思想极端反动，也差不多了。”
其实上级文件，在第一种处分的“送劳动教养”之下，本来还有一句：“本人不愿接受处分者，允许申请回家自谋生活，由其家庭和当地居民委民会在政治上加以监督。”孟却没有宣布这一句，这当然不会是出于无意。幸亏我在事先知道有这句话，决定要照这句话做。因为夫妻俩都要送劳教，而我们的小孩一个三岁多，一个两岁多，一个一岁多，还有一个在肚子里即将出世。我和朱纯的工资虽不算低，但向来有一个钱用一个钱，毫无积蓄。父亲虽是“民主人士”，但他年已七十几，又年老多病。我不能奉养双亲已于良心有亏，又怎能忍心将几个幼小的孩子去拖累他们呢？所以只有走自谋生活这条路了。
一九五七年我还只有二十七岁，身体虽不强健，却也没什么病，朱纯的状态比我还好一些。我心想，长沙城里几十万人，照我们这样按月领八九十块的，最多不过几千人，总不到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还不是靠一双手养家糊口？我们过去吃安逸饭，其实就是吃老百性的血汗，如今没有安逸饭好吃了，就靠双手赚饭吃吧，不仅推已及人应该如此，也可说是向老百姓还帐，难道不应该吗？我相信自己的双手不会比别人的笨，脑袋不会比别人蠢，天无绝人之路，只要把自己看成干活的苦力一个，饿死总不至于。
我将自己的打算告诉了李长恭和朱正。李说他在此举目无亲，无处落脚，只好接受处分去劳教。朱正本也打算提出申请，后来听从家人的话，还是接受处分了。朱纯怀着个大肚子，身不由已，只得听我安排。于是我便把自己受处分和想回家的实情告诉了父亲（父母亲未和我们同住）。父亲是一个读书多而心眼少的人，他的善良和天真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听后慢条斯理地对我说：“其实你去（劳教）也好，就当是去留洋吧。若不解放，你读几年大学，结了婚，生了小孩，也到去留洋的时候了。”我真是哭笑不得，只好对他说：“我和朱纯都去了，小孩子你们带得了吗？何况朱纯就要生了，我怎么能去。”他说：“那么好罢，你就申请回家罢，用我的口气写个报告给统战部，只说我今后不请女工了，由朱纯照顾我，你自食其力，我帮你养小孩子。”我立刻代父亲写了报告，盖上他的图章，送到统战部。我想，统战部的人与我无冤无仇，按政策办事的可能性较大。等统战部把父亲的报告批到报社，我再向报社提出申请，主持反右的官健平和孟树德他们不准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
送去报告后，我又到附近街道上找好可以租住的房子，只要报社一批准，便立刻从经武路宿舍里搬出来“自谋生活”，最多把几个小孩子分开放到父母到岳父母处住些时。
当然情况不能许我久拖，眼看便到右派分子到劳教地点报到的期限了，我不得不向反右办公室“申请回家自谋生活”了。这次他们倒没有官僚主义，九点钟交申请，十点钟左右，反右办的湛长庚便来找我说：“老孟叫你到他那里去一下。” 在此以前，我从未和孟单独谈过话。我有个与生俱来的毛病，就是不愿意接近地位比自己高的人，对官、孟如此，对原在报社负责（ 这时也已被官、孟打成右派）的邓、苏亦如此。现在孟叫我到他那里去，我却不知道“他那里”在哪里，是湛长庚把我带去的。
到那里，进了门，孟让湛长庚回去，示意我坐下，便开始和我谈话了。 “你申请回家自谋生活，是吗？”此时他一变在宣布处分时的亢奋，表现得很放松，这倒有点使我感到意外。但随即意识到，这是战胜者在打扫战场前小憩时那种放松啊，看来他是要以休闲的心情来品尝我这道小食，作为余兴了。 “是的。”我决定尽量少说话，只怕节外生枝，让他找到驳回申请的借口。他沉默了片刻（这片刻我觉得特别长），才慢吞吞地说：“老人家要招扶，倒也是实情。” 听了这句话，我提起的心放下了一些，意识到统战部那边可能起到了作用，因为我申请时正是举出了这个理由。
“你又钻了我们一个空子。”他说，同时露出了一丝狡黠的笑容。我的心又立刻提了起来。我想，这是在告诉我：“我老孟是多么厉害的人，你孙猴子还跳得出我如来佛的手心么？”但我仍然忍着，不做声。
“不过确实有空子，你可以钻嘛！”他说，“我们是严格按政策办事的。你硬要脱离革命（革命两字一出口，他立刻感到失言了，因为我已经被开除了公职，被“开除出革命队伍”了），不，要脱离人民，即然政策还允许你作这样的选择，我们就让你作出这种选择，让你回家。你父亲还写信给统战部，有这个必要吗？姑息之爱，唉，姑息之爱啊！“
听孟讲到统战部，我的心就完全放下来了，于是尽量装出一副任凭发落的样子，以为马上就会放我走了。可是孟又开了腔： “你不接受组织给你的处分，会要吃亏的啊！”他忽然用一种悲天悯人的口气说道。我想，看来他还要对我这个顽固不化的右派分子进行最后一次批判教育，我得忍耐着让他把教训的话说完，把胜利者的瘾过足。
“钟叔河！你以为你自己很聪明，我们也认为你有那么一点点聪明，所以本来还想挽救你。”说到这里，他可能发现我神色有点不对，于是加重了语气：“你不要怀疑！我们真是想挽救你，不要以为开除公职就不是挽救。我们只把你定作右派嘛，没有定为反革命嘛。”那口气，就像定右派定反革命全凭他一句话，恐怕当时的情形也确实如此。
“劳教去，三年五年，总还会回来的嘛！报社把你开除了，以后在别处还是可以做事的嘛！你想到这一点没有？你说说看。”他说。这时不能不开口了，于是我说：“我想我不可能再当干部了，打算去学一门手艺，养活自己，养活几个孩子。”这确实是我当时的想法。孟听了，微微一笑，道：“当然也只能如此，但你还要解决一个真正认罪的问题。如今右派个个都认罪，但光从口头上认罪不行，还要从内心深处认罪。认清自己在报社这几年，到底错在哪里，为什么会错的。”讲到这里，他从桌上拿起本书递着我，三十二开本，一百二十八页，封面是“继续揭发批判钟叔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新湖南反右办公室印1957年10月”。接着说：“给你带回去，好好看一看。”我连忙接了。
“你错就错在有思想。”他继续说道，“有你自己一套反动的思想。有的人成为右派，是个人有所不满，是当了邓、苏的骨干，反对省委领导。你倒不是邓、苏的骨干，你的家庭没大问题，个人历史也没大问题。我才调来报社时，觉得你还能做点事，应该可以用一下吧，可是不行。反胡风，你说胡风是思想问题。胡风当然是思想问题，但思想问题不解决，就会成政治问题，成反革命。你看看你这四十八条：‘民主的基础是个人，强调个人服从集中的意见，民主便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是一百多年前的产物，不修正就会僵化，变成教条，束缚人们的思想。’……这还了得！这样的人谁敢用？邓、苏也不敢用啊！”他真不忘他的对手，这时候还要搭上邓、苏。
“告诉你吧，就是我们不来反右，他们来反右，你也是右派分子，肃反不是邓、苏搞的吗？你不也成了肃反对象了吗？所以，你也不要恨老官和我老孟了。” 我想，这大概是他画龙点睛的“睛”了，只能连声答应道：“是，是。” 其时已快到十二点，孟树德觉得该吃饭了，于是加快了速度：“有人说报社右派划得多，这是因为报社的右派本就多嘛！我们按政策办事，不错划一个，也不放过一个。有多少，就划多少，没有控制数字的。”最后他还来了点记者笔墨：“钟叔河你倒可能没这样想。你自己也应该知道，即使有控制数字，即使只划两三个右派，你这个总是少不了的。”这时他又兴奋起来了，脸上甚至带着一种可以说是快乐的神气。
当我小心翼翼地向他请示如何办理回家手续时，大概是心情舒畅缘份，他轻松地一挥手：“去拿吧，湛长庚那里已经把你的户口办好了。快去拿，他们就要下班了。”
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孟树德拿给我的小册子，我一直收藏着。一九八零年，北京的李锐同志拿去看过以后，对我说：“你这四十八条，可以发表一下嘛！”于是其中“关于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列主义理论”的九条，便由朱正写入《述往事，思来者》一文，在一九八二年第六期的《人物》杂志上发表过一回。这次把这四十八条全部附录在本文之后，除改正三处误排，删去两处“反右办”所加的按语外，并没有增删一个字。这四十八条确实是我自己的话，是我自己写出来的。虽然孟树德说“这还了得”，我却完全认帐，至今仍然认帐。 | 
发表于 2011-3-23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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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24 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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