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怎么史
打个不妥当的比方,我们中国历史的胖脸上有四颗痣,很显眼,就在脸的表面。
第一颗,中国历史四千年,华夏文明五千年,这两种说法都是讲我们历史悠远厚实的。但我们的历史是断代史,二十五史,是二十五个大阶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朝代与朝代的延续不是自然顺延,而是革命,是一个推翻另一个,是流血牺牲,基本上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习惯说法叫改朝换代。段落与段落之间,是高级焊工焊在一起的。我们的历史更像一条一环套一环的粗链条。我们有中国通史,但没有中国史通,有秦汉专家,魏晋专家,唐专家,宋专家等等,整个粗链条太庞大了,打通并理顺其中一个环节就是大学问家了。
历史的这种演进方式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我们的历史那么悠久,但留下来的大建筑很少,尤其是皇宫,都让后来者放火烧了。清朝之后是中华民国,是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开启了新文明时代。如果再是一个帝制,北京故宫恐怕也是保不全的。
我们有二十多个朝代,每个朝代又有那么多王侯将相,如果他们的住处,办公室都保留下来,今天的景象该是何等壮观。但事实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不仅朝代与朝代之间是打碎之后重建的。即使在一个朝代里,新皇帝即位,从老子手里接过玉玺,也要推行新主张。不仅仅皇帝,我们可以比照着想一个现实问题,今天的一个科长处长,履任后对前任科长处长的作为,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很少有在原基础上继续踏步前进的,他要实行“新政”。他没有“新政”,下属和同事也会认为他没有水平,没有“新东西”。
什么叫文化的劣根?什么叫文化的阴影?这些东西都是大问题呢。
第二颗,我们历史的顺序是这么排列的,从三皇五帝一路下来,一直到唐宋元明清,这是用的归纳法。在实际上,我们中国人打量历史,不走这个规律,而是使用演绎法。老百姓有两句话,一句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另一句是“五百年出一个真龙天子”。
这两句话很重要,是中国人的大智慧。比如第一句,我们具体算一下,1919年到1949年是三十年,1949到1979年是三十年,1979到2009是三十年,其中的变化都是巨变,是本质在变。第二句话我就不说了,犯忌讳。
第三颗,唐之前由史官著史,唐之后由史馆修史。史官时代因史官个人才学修养,乃至视角视野的不同,史有高低起伏之憾。史馆时代因为“书成进御”,史又存在着真伪虚实之患。
历史是人的历史,人的觉悟和政治觉悟是两回事,但皇帝是要求政治觉悟的,把历史政治化是不完整也不完备的。
第四颗,著书的人多为儒士。汉以降,儒学是国学,是大学。对佛和道两门普遍存在着表述不充分的缺憾。像对待另一个单位的领导,敬而不亲,甚至根本不放在眼里。佛和道,和儒学一样,都是融入了中国老百姓血液里的东西,这三种,是中国老百姓过日子最大的三元素。
一个人以偏见做事情,危害不至于太大,但以偏见修史,问题就大了。
这四颗痣是我们独有的,是典型的中国特色。
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不同视角的“史观”。
文天祥是古人,“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是一种。
今人有“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种。
海外的学人也是一种,如夏志清说的,“过分的爱国热忱可以令一个文学史家把自己蒙蔽起来”。读着这些“史观”的时候,就觉着治史的方法和态度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作者 穆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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