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新至善村（十七）

    小小的新至善村虽只六十八家，但先后出了一位中央委员，二位省政协副主席，一位两院院士，二位全国人大代表。

    新至善村的这位中央委员是尹长民教授，当然她是离开新至善村后当当上中央委员的，她也曾是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党组书记（主持省政协工作）, 是网友富裕中农的母亲。另一位省政协副主席是网友陈词滥调的父亲陈孝禅教授，我在以前的文中曾有过介绍的；两院院士是刘荺院士。二位全国人大代表，一位是生物系陈梅生教授；另一位是化学系的邹声扬教授。陈梅生教授是第四届、五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邹声扬教授是第六届、七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邹教授住新至善村9号，他也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七、第八届中央委员，民进湖南省第一、第二届副主委，省政协委员。在第七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邹声扬教授等32名人大代表提出162号议案，建议从速制定“教育投资法”、“教师法”和“教育（基本）法”，该议案在1990年10月30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早在1983年3月时，我因读电大一事向他反映过情况，那年我上了电大的录取线，而当时所在的单位不同意我脱产去读，找了上级部门也是白搭。我就突发奇想，邹伯伯不是上北京开人大去了，找他帮我在北京说话不更有效些？就直接写了封信寄人民大会堂湖南代表团邹声扬代表收，这事连我母亲也不知道，好多天过去了，没有半点消息，我以为又泡汤了。直到半个月后一个星期天我回新至善村来，一进门，我母亲就告诉我，邹伯伯来过了，他说你写给他的信收到了，他已转交上去了。说我把事搞复杂了，其实找他家要他在北京的地址，将信寄到他住的宾馆就可以了。他们是闭幕式时才去人民大会堂的，平时都在宾馆里开分组会和讨论，我那封寄人民大会堂的信，绕了一个好大的圈才到他手里，说得我连不好意思的。我当时也脑壳简单，满以为捅到上面去了，事情会得到解决，人大也只给了邹伯伯一个回复，仍解决不了问题，后来我还是不脱产读完三年电大的。

    邹教授是湖南师范学院化学系教研室主任，他为人正直，乐于助人，他们夫妇都是平江人氏。上世纪六十年代时期，凡他家乡有人考上湖南师范学院的，他都给予生活上和物质上的帮助。有一个来自他老家的贫困学生，虽在数学系学习，但邹教授仍时常关心他，勉励他好好学习，在经济上不时的给予他帮助。当邹教授在文革初期受到冲击时，谁料到这学生为了标榜自己是革命的，竟“写了一张批判曾经有恩于我、在经济上帮助过我的邹声扬教授的大字报，要和他划清了界限，”。这位学生多年来对这件事一直有着很强的负罪感，现在他已出家为僧，他曾忏悔道“扪心自问我是昧着良心落井下石。”

    网友晚归是住邹家隔壁，晚归在回忆住新至善村时提到：“和隔壁的邹声扬老师家来往更密切。他夫人李最乐在师院图书馆工作，见谁都有话说，到哪儿都听见她的笑声，我们都说她的名字取对了。他们的女儿小胖回家，如果别人都回来了，唯独没见妈妈，总是说‘她呀！见块石头都要讲几句！’”。邹伯妈喜欢讲话，对人热情，她下班回家要经过我家后面，她一想起一点点事来，就喊我母亲，“陈惠霞、陈惠霞”的，然后两个人就在我屋后的路上扯，扯到她女儿小胖喊她回家吃饭才罢休。

    他儿子邹雅君，小名佗面，也是同我们一道玩大的，我们小伙伴常上他们家玩，邹伯伯也喜欢同我们这些年青人拉家常。除他家外，村子里还有李朝、罗培、晚归等这几家都好客，他们的父亲都喜欢同年轻人交谈。

  我上邹家玩是很随便的，他家的大门常敞开的，我径直入他家门就是，有时佗面不在家，就与邹伯伯或邹伯母聊，他们也不把我当外人，有什么好吃的，也给我尝。过苦日子时，有一回上他们家，邹伯母做了甜酒，盛一大碗给我吃，我不能喝酒的，竟吃醉了，赶紧回家睡在床上去了。

    我参加工作后，先在湘潭市工作，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湘潭有常德牌香烟供应，这烟长沙却难买到，邹伯伯喜吸这牌子的烟，常要我从湘潭替他买常德牌子香烟带回来，一次带一条，两元五角一条，一个月他要2条，每次接了烟都很很高兴的。

    他儿子佗面比我高一届，他上附中时，我们还在附小读六年级。那是1961年，我们村子里的小伙伴喜欢到烈士公园划船玩。附小星期三下午不上课，我们结伴就去烈士公园划船玩，有杨迪、李次衡、葛懋琛、孙伟安、解新民等。我们全程步行，走到荣湾镇坐轮渡过湘江，上五一路，转建湘路，走展览馆到烈士公园西门，进园后直奔年嘉湖，划一个小时船，就急忙回家赶，赶回家正好吃晚饭。去两个小时，回来也是两个小时，就是为了划那一小时船。

    公园里有规定，小孩不能独自划船，必须有要中学以上的人带才能下湖划船，我们就向佗面借学生证用，葛懋琛个子高些，由他拿佗面的学生证冒充中学生去开划船票，居然次次成功。

  佗面从小在家会做家务，洗菜、洗衣、打扫卫生都来得，很能干的。他洗衣洗菜都是提着一个桶子或脚盆到公用水龙头下去洗，我们这些小伙伴也围在水龙头周围陪他洗衣洗菜的，他边洗边与我们打讲。

    晚归提到佗面时是这么说的：“邹老师的儿子和我初中、高中都同班，又都下放靖县，可就是他没同我说过几句话。那时我们两栋住户共用一个自来水龙头，水龙头安在我家门前。一天，班上很多女同学在我家门前聊天，佗面出来一晃又进屋了。不一会，李阿姨出来了，大声说，‘佗面（他父母也叫他佗面）出来洗菜，又原样端回去了，搞半天还是你们咯些鬼妹子在这里喔！’”

    佗面是跟他们高63班的同学一道下放靖县铺口的林源大队的。一年后，他妹妹小胖也下放了，她下到老家平江县。佗面父母都觉得他离家太远了，三年后，终于将他转点去了平江他妹妹小胖那里。后来他被招工到长沙市二轻系统下属的一个厂子里，厂子在坡子街上，厂子尽管不大，但他工作还安心。参加工作后，他仍住在新至善村父母家里，为方便上班，他买了一辆单车，二十六七岁哒，才学骑单车，学了两天后，就摇摇晃晃的骑过河去上班，那几天，他父母每天都给他捏把汗，生怕他出交通事故。上班几个月后，他用自己的工资买来一双皮鞋，这是他长这么大第一回穿皮鞋，上班前第一件事就是把皮鞋擦得锃亮。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整个二轻系统的厂子都不景气，他是属于较早一批下岗的，下岗后他找了份临时工作做，因常接触冷水，手关节常红肿疼痛。他也一直住在新至善村，去年才离开，用毕生的积蓄住上了新房。

  邹伯伯和邹伯母也只是六年前搬出新至善村的，搬去不远，就在下面新建的新华村里。搬走后不久，邹伯伯因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于2005年11月27日逝世，享年90岁。

    邹伯母的脚不太方便，但她看我母亲行走困难，就经常上新至善村来找我母亲说话，说是就只她们几位新至善村的老人了，相互要多走走，看我母亲还没请保姆，就派她家的保姆到我家帮忙。现在邹伯母也行动不方便了，不能出门了，就常给我母亲打电话问寒问暖，我母亲也隔三岔五的打电话问候她，互相祝贺，相互叮嘱多多保重。她们是新至善村历史的见证人，我们这些晚辈也都衷心的祝她们老人家健康长寿。

    附老照片一张，摄于1961年爱晚亭旁。前排左邹雅君、魏觉；后排左李次衡、金小波、葛懋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