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新至善村（十八）

新至善村（十八）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我还在株洲工作，我买了台收录机，也买了几本港台流行歌曲磁带，有邓丽君、张明敏，还有一本是不见经传的香港女歌星蒋岚的磁带。我喜欢蒋岚的歌，特别喜爱听她唱那首《默默祝福你》，我至今还记得她在歌中倾诉道“就这样悄悄别离，就这样让你远去，说一声珍重再见，……”

有一次节假日，我回长沙新至善村的母亲家，在那里不由的哼起了这首歌，我弟弟在旁听了觉得奇怪，说你怎么喜欢蒋岚的歌？我反问他：“你知道蒋岚？”他笑着说，“她就住在我们村24栋的，比我低两届，怎么不认识。”我顿时目瞪口呆，就在我们眼皮底下长大的人，我怎么不知道？

回到株洲后，我拿着蒋岚磁带盒，仔细辨认盒面上那位穿着晚礼服双手交叉的女歌星，但怎么也想不起村子里曾有与她相像的小女孩。这也难怪，新至善村里我们这一帮中学男孩是在一块玩的，他们小学生又是一帮，而且还分男女。在村里我肯定见过她的，只是那时她还只是个不打眼的小女孩，没人注意，如今女大十八变，叫我如何对上号。1969年我下放去了靖县，就离开了新至善村的，我弟弟他们那一帮小孩也小学毕业进了附中。以后我虽然回来过，但也只是蜻蜓点水般的回来过星期天，对村里的事和人就接触不太多了，故村子里出了位香港歌星，我还给蒙在鼓里。

听说蒋岚是文革时进的附中，是附中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拉手风琴的，并没显露出唱歌的天赋。1974年，她父亲带领他们全家移居香港，她在香港曾参加了某歌唱比赛，并获得大奖, 赛后签了唱片公司合约, 与也是新得奖的梅艳芳同一旗下。获奖后在香港逐渐走红，还发行了磁带，磁带流行到大陆，她的同学这才知道她成了歌星。

蒋岚在香港唱出名后，也到大陆演唱过，1987年曾同香港著名歌星张明敏先生一同去西安演出，她与男歌星陈栋的男女对唱，也大受欢迎。1984年中秋节，由中央电视台和宋庆龄基金会联合主办的“千里共婵娟”晚会上，蒋岚和陈栋也参加了演出。陈栋是l983年香港精英歌唱大奖赛的冠军，他演唱了《梦驼铃》，蒋岚演唱了《月亮代表我的心》。她说：我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也可以说是唱出了对祖国的爱情，代表了我的一番心意。能为祖国人民演唱，我很开心。

我们村子继李谷一之后又出了一位歌星，而且还是香港歌星，我不由的对她们一家关注起来了。蒋岚的父亲蒋维英先生是位爱国华侨，早在1953年就从印度尼西亚回国，当时他只20岁，于1954年9月考入北京俄语学院， 1957年大学毕业后蒋维英先生到中南矿冶学院外语教研室工作，他的妻子吴美韵女士则在湖南师范学院外语系当教师，蒋岚是家中老大，家中都叫她贝贝，她还有一个弟弟。他们家住在新至善35号。

蒋岚的父亲蒋维英先生今年已77岁了，是国际贸易英得利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该公司由非执行董事蒋维英先生及配偶吴美韵女士持有。该公司的产品，我们最熟悉的就是王朝干红。

蒋维英先生还每年出资20万元人民币在中南大学设立蒋维英奖金，奖励100名优秀学生，每人2000元。

附蒋岚磁带盒上的照片

蒋家住新至善村35号，他家对门住的是历史系的林秀峰老师，林老师是我省常德人，但他的夫人却是位日本人，生有一儿一女。儿子林成彬1955年出生，女儿林瑞枝比弟弟大两岁。村子里住有位日本人，当时我们小孩都还有些不相信，因为林夫人与村中的妇女长相都都差不多，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只是比她们漂亮些，肤色白一些，根本与电影中的日本人不同。知道林夫人确确切切是日本人后，我们在路上碰到她，总好奇多看她几眼。

林成彬与我弟弟金泽江都在附小读书，但比我弟弟低一个年级，只四年级。文革开始时小学都放假了，小林呆在家里坐不住，男孩子爱玩，他与村子里的比他大一二岁的孩子们也玩成一片了，有我弟弟、小老板、小安徽、乔儿、小李等。这些孩子有时也做些恶作剧，晚上朝别人家里扔小石子的，有一晚，他们将石子又扔到27栋那对湖大年轻夫妇房里，没料到那位男教师已有提防，早就埋伏在房子边上，一见小孩扔石子，就冲出来抓人，吓得这些小孩四处乱窜，小林年龄最小，跑不快，给逮住了，为表明他没扔，就揭发是我弟弟扔的，并将那男教师带来我家指认我弟弟，现在回想起真有意思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林先生一家从36号搬到我们新至善村老二十户平房2号来住了，这2号原是谢德凤教授家住的，他家的四个子女谢克平、谢克安等兄妹全下放靖县，只剩老两口在家，师院就以人口少为由，将他家强制迁到荣湾镇红泥山去住了。林先生的夫人因保留了日籍，所以师院对他家还是照顾的，他们家的这户房子没有改动，面积没有少，我们这几家全都改动了，住两家的改成了住三家。

他家搬过来后，我们两家相距不远，他们家的人每天都得从我家门口经过，我们的公用自来水龙头，就在他家厨房后，所以，经常能见到林家的人。那时林太太已上四十岁了，但看起来还只三十多，脸白皙，很漂亮。我母亲与林太太也熟悉起来，常与她一道聊起家常。我母亲赞扬林太太的衣服穿的合体，问她是哪里做的？那时布票紧张，商店里很少有成衣卖，做衣都要去裁缝店里。林太太说是自己做的，是拆了林先生的旧衣改制的，我母亲很是佩服，想不到林太太的手艺这么巧。

1973年中日建交后，林太太写信给日本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林太太娘家在日本是知名的贵族。第二年，林太太便带女儿回日本去了，林老师带着儿子林成彬还留在新至善村。林成彬在附中也高中毕业了，说是高中毕业，其实初中加高中总共读了三年不到，学期中不是学农就是学工，没上几堂文化课。那个年代高中毕业四个面向，上大学、参军、进工厂和下乡，因小林是半个日本人，四个面向他都没份，居委会发给他一张留城证，让他在家待业。当时林先生只要儿子能进工厂，他也不打算去日本了，就连这起码的要求都不能实现，为了儿子的将来，林先生终于做出选择，携儿子一道去日本与她们母女团聚。

准备回日本了，林先生到我家来找我哥哥金泽渊，他知道我哥哥是清华毕业的，问我哥哥有没有数理化方面的书籍，他想让儿子林成彬自学这些知识，回日本也好找工作些。我哥哥翻出一套高等数学共四本送给了他，林先生很高兴。

回日本的前一天晚上，林成彬也来到我家，与我弟弟金泽江话别，那晚在我家坐了很久，流露出他对新至善村、对小伙伴们的依依不舍。有意思的是，得知要去日本了，小林将他留城证恭恭敬敬的退还给居委会，说是谢谢关照，此物无用了退还。

他们父子回日本后，我们两家常通信，林先生还经常给我母亲寄来日本治冠心病的药——脉通，小林也寄来在他在日本照片和绚丽的日本明信片，他也留起了长发。改革开放后，师院院长林增平在职时曾到日本进行学术访问，在东京会见了林秀峰先生，他们都是师院历史系的，又都住新至善村24栋，是老同事和老邻居，林先生送了一本他在日本出版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书给林院长。林成彬现在是日本一家大公司驻上海的代表，他还与附中同学有联系。

我们新至善村还住有两户爱国华侨，一户是25栋39号的杨武贤先生，另一户是26栋43号侯海鸿先生，他们两家都是1958年从印度尼西亚回国的，都给安排在湖南师院外语系工作。杨先生和侯先生都是高个子，长相英俊，我常把他们两人搞混。

杨武贤先生归国时，带着弟弟妹妹一大家子的，他的弟弟妹妹插班到文庙的师院附小学习，因不适应国内的教育方式，成绩一度跟不上班。他妹妹刚来上学时，带着一大把一大把从印尼带来的橡皮箍箍到班上卖，就是女孩子扎头发用的那种橡皮圈，当时在商店里买是2分钱一根，还只一种棕色。而他妹妹出售的橡皮箍箍却五颜六色，红、绿、黄、蓝都有，且弹力强，很受女同学喜爱，下课后纷纷去她所在的那个班找她买，有的还买来做橡皮筋跳，这种橡皮箍箍还带甜味，有同学放到口里嚼就像现在嚼口香糖那样。当时我还觉得不可思议，他们华侨还是小学生就做起生意来了，现在看来他们从小就有经商头脑。

杨先生住的25栋是我们新至善村最高的那栋，他家又在楼上，可以说是村子里住的最高的一家。杨先生有个儿子叫杨林，他们一家本住得很安宁的，但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初，“深挖洞、广积粮”叫的凶，闹得每个单位都要挖防空洞，杨先生那时才三四十岁，身体还可以，学校既然没课上，就给派去挖防空洞，在洞内担土时，被洞顶塌下来的一大石头压死了，死时还担那担泥土，很惨。杨先生死后两年，政策稍有松动了，他的夫人便带着年幼的子女移居香港去了，她是我们村里较早去香港的华侨，这可能也是当局对她失去丈夫的一种补偿。

26栋43号侯海鸿先生和夫人顾原声女士都在师院外语系工作，他们有个小女儿叫侯小润，他们家还有个老太太，戴有金耳环和金戒指，在那个年代里是很稀罕的。住在侯家楼下的是我们同学安徽，有一天他告诉我们，楼上的侯老太太在水池里洗菜时，不小心将金戒指冲到下水管里去了。我们这些小伙伴听了就来劲了，那几天就围着他家的下水管出口处打转转，想捡到金子，但空喜一场，闻了一鼻子的臭气。

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后几年，我哥哥与侯老师他们常来往，一道欣赏音乐，或听侯老师弹吉他。我那时异想天开想学吉他，找过侯老师的，他很乐意教，还送给我吉他弦，我只能星期天回来学。在单位上我摸了几天吉他后，右手的几个手指都磨去一层皮，我便放弃了。如我坚持学下去的话，那我现在不会是音盲，也绝对不会被眼下的卡拉OK卡住。我是在新至善村8号结的婚，结婚时侯老师也来祝贺了。过了一两年，就听说侯老师一家也移居到香港了，他家是我们村里最后去香港的华侨。

他家走后，就很少听到他们家的消息了。前不久，老同学郑凯南告诉我，侯海鸿老师前几天还从香港给她打来电话，说他今年81岁了，正在写一本回忆录。她还说，你知不知道侯海鸿老师是我国著名羽毛球运动员侯家昌的表哥？这我一直不知道，怪不得他的羽毛球打得那么好，我也期盼着他那本回忆录早日问世，那书里面一定也有精彩的新至善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