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视角] 身体的飞翔与爬行

　　人与动物相同的地方，是有个各种器官复杂地组合起来的身体。各物种之间这些器官惊人地相似，最近还发现某些能够互换。文明人追求意义，靠的不仅是这些器官，而是一个常被称作“灵魂”的无形无体的神秘物。中国文明有五千年历史，中国人的灵魂历史也就如此久远。

　　麻烦在于，一百年前，中国人久远的灵魂遇到了危机——现代性入侵的危机，而且这个危机采取了特殊的形式：不是比灵魂（不管是道德能力还是意义能力），而是比身体，包括武器这种身体的延伸。现代化问题，对中国一直是个灾难，一场令人羞辱的斗争，中国人被迫参加一场不按中国游戏规则进行的比赛。

　　李自芬在书中说：“对于中国人来说，‘现代’意味着被放逐被抛弃，无家可归感更甚于获得了自由的欢欣，因此，他们急切地要寻找生命可以依托之地。这一点跟西方现代性生成之初的欣欣向荣之景——人对自我的无限肯定和希望——构成本质上的差异。”这一段总结非常精彩，生命可以依托之地，在现代世界就是自我，自我的肉身。被迫发现肉身的重要，对中国人来说是很不愉快的经验。从李自芬讨论的数量巨大的中国文学作品来看，这种不愉快一直延续了下来：中国人始终不知道如何安放中国身体。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明显特色，就是对身体不愉快的感觉，以及最后不得不做的不愉快处置：中国文学自始至终没有逃脱这种身体悲剧感。

　　“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人的肉身绝对是形而下之物，只有“器”的存在。这个肉身不需要“我思”才能存在，相反，“我思”明显是这个身体向外的延伸，是这个身体具备的一种能力。这点很容易证明：肉身的病痛与障碍，可以让我们寻找意义的活动立即停止；肉身的欲望和需要，也严重地影响我们在意义追求中关注的方向。这个明显的事实，要到现代性开始形成，人们才注意到。而中国人被迫接受现代性，也就是被迫接受一系列形而下器具的重要性，尤其是身体的重要性。

　　李自芬引用了一张清末留日学生的“自治要训”，竟然全是吐痰、公共场合大声说话之类如何处理自己身体的规定，而这些规定大致来自欧美，日本人采纳较早而已。李自芬感叹道：“其间夹杂着多少对自己身体的不安，惶惑，与自卑自怯”：到今天依然如此：中国旅行者到西方，让人侧目的“恶习”依然是这些。中国人到世界上，在处置身体上几乎是动辄得咎。

　　于是身体成为意义的新的集中点：李自芬列举了中国现代文学对身体的一系列关注方式：传统中国是个病相身体，患病成了从晚清到五四文学指责传统的最富于刺激的隐喻；民族革命必须从改造身体始，但是更容易的做法是找出内部的敌人，找出敌人身体的乱象（例如丑陋）并且消灭之，使民族革命的身体解除他者的负担；但是革命的身体又不得不承载过多的意义，于是另一些不太革命的作家（例如新感觉派和张爱玲），回到处在日常琐事中的身体，回到身体凡俗欲望的细节描写。如何处置身体，成为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无法解决的难题。

　　很悖论的，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靠文学家的再现，不是把身体作为现代化的象征，而是靠干脆放弃身体作为象征，而是回归身体的形而下方面，回到身体的原始物欲状态。这样的身体不成其为追寻意义的出发点和动力源：身体书写在中国之中没有一个立足点，身体始终不知道如何在中国文学中安放自己；更清楚地说：身体本身，始终未能成为现代中国文学中意义追寻的出发点。

　　身体作为现代性的寓所，只是一种感觉，一个比喻，但是过度的关注，也会把形而下变成意义的归结：身体变成自为之物，变成意义追求的终点。中国现代性成为中国人如何控制自己的身体这个复杂能指的方式。到今天，中国的现代经济所取得的成就，都在满足人的身体的形而下需求上。从国人对房子装修的讲究，对餐馆旅社奢华的追求，对高尔夫等“优雅”运动的崇敬，对脑白金等“长寿保健品”的信任，都证明：身体的舒适与享受，肉身本身的延续，成为现代化在中国人生活中引发的最大变化。每天早晨晚上，全国大中小城市的居民，自动集合在广场上做各种健身操，跳一些小学生式的健身舞。其场面之大，人数之多，真是一场无人发动的全民“完善身体”运动，构成全世界独一无二令人惊叹的景观。

　　中国现代文学中表现的身体，是把它视为意义追寻的出发点，是让中国人能够勇猛一跃，够及现代性，把握现代性。中国人现在关心身体，因为把身体当作不带有追寻意义目的的健康器具。当代中国文学艺术中对身体的犬儒主义，或是放纵的虚无主义，并不说明中国文学克服了二十世纪上半期对身体无所安放的困局，相反，是取消了这个问题：当身体真正回复为形而下之物，失去了象征维度，灵魂将爬行在地，意义追寻就被放弃。

　　在这个时候，读李自芬关于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对身体左右为难的痛苦，我们是应当为自己欣慰呢，还是为自己的麻木感到失落呢？即使对待身体的过于实际态度只是“庶民”的思想与行为方式，现在的思想者还有自己独立的声音吗？即使偶尔有，他们还在幻想中，或是在艺术中，追寻身体的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