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刚成立,40岁的母亲就被人称为“隔满娭毑”。当时我刚满5岁。
母亲14岁出嫁,先后生育4胎,也陆续夭折4胎。我这“老五”成了她的“独生子”。(我曽经的大姐与“马畔”的母亲同龄)她便开始“溺爱”起来,不论干什么总带着,连挑水都让跟着或“守吊桶”。“负面”结果是:属于她的“隐私”我都基本知情。
巷子里的男人都在外“赚饭”,剩下的除两个真正的小脚娭毑外,都是家庭主妇再加一群我这样的小孩,属妇儿世界。母亲在这一群中,“人到中年”,较爱说笑,又喜“辣利”,便渐渐有了“威信”。她喜欢扫街,从东头扫到西头,说是怕小孩摔得一身邋遢;谁家孩子拉了屎尿,她帮着擦屁股,并且马上用煤灰扫掉,说是怕其他孩子踩到脚上;谁摔到水沟或麻石上搞得一身泥巴或流了血,她会跑去扶起,帮着抹眼泪,擤鼻涕,收拾残局。她从不担心别人嫁祸以至经济索赔,不像如今传媒报道的那样“冷眼”。孩子的家长也绝对不疑心“隔满娭毑”的真诚。
“彭户籍”(户籍民警,大家都这样叫她。)常在巷子里转悠,走东家串西家的,大家有什么事都找她解决。一天晚上,她召集居民开会,地点就在坡上的祠堂里,是选举居民小组的“干部”。没有预定候选人,自由提名,随便议论,这是我见过的最民主的选举。选到“妇女代表”时,贺婶提议“隔满娭毑”,居然全体响应。母亲始料不及,哆嗦着说,不行,不行,我没文化。随之牵着我退出了会场。
此后几天,彭户籍来我家几次,后来就见母亲会议多了。办事处,区妇联,市妇联,总在晚上。我总是以她膝盖为枕,中途便睡着,会议内容不与我相干。看电影“难忘的一九一九”,倒是有印象,是在学院街的文化影院。母亲的“妇女代表”看来是上任了的。
当了“干部”的母亲进了扫盲班,读“妇女三字经”。她为我也弄了一本,让我跟着她们朗读。教课的是呈老年状态的罗老师,大约属“前朝遗老”。不多久,我就背诵如流。现在仍记得前面几句:“旧社会,不公平。重男子,轻女人。婚姻事,不自主。被买卖,受欺侮。姨太太,小老婆。童养媳,苦难多......”母亲则让堂兄用毛笔写成大字,再用一张皮纸铺在上面,一笔笔去“蒙”。
当了“干部”的母亲经常由上级组织去搞义务劳动。忽而去清除垃圾山,忽而去疏通臭沟渠。她总是腰围巾一繋,说走就走。从来不惜力气。打老鼠,灭苍蝇,防火防盗,调解居民小纠纷,都随叫随到。
当了“干部”的母亲居然没有正经名字。彭户籍问她,她答:隔庚氏。这怎么行?彭户籍帮她取了个响亮的名字:翠兰。母亲喜滋滋雕了个图章:隔翠兰。彭户籍又说要按娘家姓嘛,母亲再去雕了个:庚翠兰。从此才“名”归“正传”。这两枚图章保留了30多年,上世纪80年代老屋拆迁才莫名其妙丢失。
母亲得过许多奖状,较“重”的怕是市妇联颁发的“长沙市勤俭持家积极分子”了。那年月不勤不俭行吗?
1954年初,老妹出生,母亲已是45岁高龄。尽管此前吃过不少草药郎中开的“打”药,(家中生活困苦,不堪养育新生命)无奈老妹命大,那就只好“随缘”。母亲辞去了“妇女代表”一职。“干部”生涯终止。
作为居民小组的“干部”,她没有拿过一分津贴,没有谋过任何私利。体力精力都搭进去了,总算名声不错。老一辈说起她,没有不说“好人”的。50岁后也没有一分养老或低保金。好在她善于体力活,帮人挑水,推板车,挑土,倒马桶,千方百计赚点小菜钱,以帮补父亲工薪的不足。她更“聊别”,61岁就“知趣”地“走”了,没有连累十分困顿的儿女。她“走”之日,正是老妹初中毕业等待“着落”之时。办事处曹主任曾是母亲后任居民小组“干部”,一步步提拔上去的。她对母亲一贯尊敬,不少街坊也帮忙呼吁,17岁的老妹终于得以与70岁的老父相依为命(其时我仍在广东乡下当五七战士),不动员上山下乡。曹主任还当机力断,接收老妹在辖区的街道工厂(华国锋一手托起的大名鼎鼎的“向东五金电器厂”)做学徒。善良的母亲总算得到了一点回报。她也真“走”得及时!现在,当我每月拿着也算丰厚的养老金,便感觉十分沉重。这里面分明有母亲的血汗!想及此,总有些唏嘘。
母亲生于宣统年间,缠过足,但不到位。父亲曾对我说她其实从未干过体力活,是在“霸蛮”!这完全颠覆了她在我心中的形象。人能长年累月“霸蛮”如此,怕也算奇迹吧。
在“三八”节来临之际,写点忆念母亲的文字,献给现在享有“半边天”的幸福的女士们,献给现在虽下岗失业不甚如意,但仍享有一点低保或养老金的妇女同胞们,祝大家节日快乐!祝你们的明天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