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使命与小说的创作
关于作家的使命与小说的创作，我根据自己历年来的写作经验，从作家的使命、小说的创作、作家使命与小说创作三方面谈一些不成熟的肤浅看法。
一、作家的使命
要谈作家的使命，先得谈谈文学的使命。
什么是文学？文学是一种艺术，是一种用语言表达生活的（时间）艺术。千百年来，无数文人雅士用他们的生花妙笔，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优秀传世经典文学作品。
依据高尔基的说法，“文学就是人学”，但是实际上，文学并不等于“人学”，因为人学的范围比文学的范围大，但就文学应该描写人的内心活动，挖掘人性的真善美来说，我的意见和行内多数人一样：认为他这句话是最具权威性的经典之语。
弄清了文学的基本概念范围后，我们再来看使命的涵义。
所谓使命，就是我们所肩负的重任，而文学的使命，通俗地讲，就是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自己内心所感到的那份深沉的社会责任感和严肃的历史使命感。使命是一种庄严的东西，《人类颂》里在论“人性”时有一句这样令人鼓舞的话：“庄严的钟声已经敲响，心灵在吩咐：道路已经选定。”——我觉得这句话就形象地表达出了一种使命感的庄严氛围。
文学的使命具体地说，可以师从中国古代人的说法，即是“诗言志，歌咏言，文以载道”；也有“文为心声”、“文章自得方为贵”等说法……所谓“文以载道”，就是要求文章要告诉人们的“做人之道”，而做人之道的首义当然就是要人们在生活中伸张正义，抑恶扬善，这个“义”也就是孟子所说的“舍生取义”的那种美德。所以，文学的使命概括成一句话：应该是教会人们怎样去追求生活中的真善美？怎样去鞭挞社会上的假恶丑？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文学的使命应该是反映社会生活，尤其是反映广大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在反映社会生活中揭露社会的弊病。凡属优秀的文学作品，它都很好地表现了人民的生活，体现了时代的精神，反映了社会的本质这个亘古不变的主题。我们都知道：古今中外的许多文学名著，作者都把他们的如椽之笔，深情地投给了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把他们内心世界最丰富的感情贡献给了人间的最弱者，像《杜娥冤》里的杜娥，《悲惨世界》里的敲钟人，高儿基的《底层》，鲁迅《阿Q正传》里的阿秋……
无论是在重男轻女的封建社会，还是在以妇女为凌辱对象的资本主义世界，底层弱者中又当以女性为典型。如《茶花女》里的玛格丽特，《复活》里的玛丝洛娃，《羊脂球》里的羊脂球，《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里的尼丽，《苔丝》里的苔丝……等等，所以我们一般都说，真正的文学作品应该是人民的传声筒，应该是时代的回声筒，应该是社会的万花筒……它必须体现出作品所反映的那个时代的生活气息，让读者能从作品的典型形象中感受到时代沸腾的脉搏，体验到人们生存的艰难与困苦，享受到真善美力量对人心灵的召唤和震撼性。
只有这样真切地表现出了时代的主旋律的作品，才能够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我在这里所指的主旋律当然是最能体现反映出某一时代广大人民切身利益的主题作品。
[此处有一个文学无法脱离政治的关系问题在后面小说创作中阐述……]
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但丁和英国的弥尔顿等人文主义者，就分别在他们的名著《神曲》和《失乐园》里，充分地反映出“人文精神”和“人道关怀”，而这正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作家去大力弘扬的优秀传统。他们本着“人的价值高于一切”、“人的尊严高于一切”、“人的生命高于一切”的“三个高于一切”的宗旨，在他们的作品里很好反映了文学的主题，履行了一个具有良知作家的神圣使命，即对当时社会毫不留情的批判和揭露。这也就是这些伟大的作品之所以能够流芳百世的真正原因，世界四大文豪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都在他们的作品里很好地履行了文学的使命，荷马的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就将因绝世美人海伦引起的古代遥远战争画面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文艺复兴前期的但丁则通过他的三卷《神曲》，记录了他在“理性象征”维吉尔和“信仰象征”贝阿特丽采引领下，从“地狱”到“人间”，最后升入“天堂”的历程，将当时社会的丑恶刻画得淋漓尽致。而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王子复仇记》、《罗密欧与朱丽叶》、《李尔王》、《奥赛罗》），将他所在时代（文艺复兴后期）的历史艺术性地表现了出来。歌德这位文学巨匠更是以他无与伦比的天才，在他苦心经营了六十年的《浮士德》中，将他所生活的德国那个历史时代揭露得入骨三分。权威学者精辟地分析说，伟大作品之所以能产生，其中的奥秘就是作品的作者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某种文化需要他在作品中说什么。如果达到了这个要求，在作品的主题中表达了这些，那么就可以说，作家很好地完成了那个时期文学的使命，如许多获得各项奖励的文学作品就是这样，当然，许多没有得奖的作品也很好地完成了艺术的使命。
文学的使命必须通过作家来完成，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而作家又必须借助作品这个载体来完成。文学必须通过小说家、剧作家、散文家和诗人等作家来完成。那么，什么又是作家的使命呢？ [斟酌]
我们先来看看十九世纪世界文学创作的情况。在十九世纪的西方，那里随着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在丰富的物质文明下，出现了人类至今为止许许多多伟大的文学名著。一流的世界文豪用他们的心灵之笔，浸渍着他们的激情之泪，写出了至今仍激越和感动着我们的大量传世之作，如《安娜》、《死魂灵》、《红与黑》、《高老头》、《艰难时世》……
传世之作的特点是：思想深刻、内涵丰富；艺术精湛、富于独创。这些名著具有这几个特点，它把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揭露得淋漓尽致、体无完肤，以致恩格斯都说：“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为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恩格斯非常赞赏“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的成就，赞扬他们在“暴露黑暗”的手法上的运用技巧，说：“一个作家如果没有在他们的作品里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也算完成了使命。”[这里还有要谈的一个问题，即作品的主题问题。作品的主题有一般有两种处理方法：一种是作者在创作时即已在心中有了底，也就是说，作家的头脑里已经孕育了主题，并且用它来指导作品的完成。但我们在这里不提倡那种所谓“主题先行”的做法，那样是写不出什么好东西来的，这在解放后的许多概念化的文学作品里可以看出来，尤其是在“四人邦”时期“样板作品”里的“高大全”等人物形象上可以看出来，也有人把它说成是“遵命文学”、“歌德派”。另外一种主题的表现方法就是，作家在作品里让人物的形象化去说明主题，甚至于作家在创作时，对自己所要写的作品主题都还没有一个“数”，他就凭借自己的一腔激情和兴趣写下去（有评论家说这才是一个作家真正的才华），有时候，往往这样写出来的作品还成功得多，所以又有“潜在主题”之说。ffice:smarttags" />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曹禺">曹禺ersonName>先生就说“真正深刻的作品不一定有什么预先规定的主题”,因为真正伟大的作品从来不给主题下结论,而是留给后人去讨论]。
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学一直都在说作家是属于人民的，这当然是毫无疑义的,但我个人有这样一种看法：即作家是属于人民，但作家的生活却是属于他个人的。之所以这样说，就是说作家个人所经历的生活对他的创作特别重要，而作家个人所经历的一切是别人所学不到也得不到的，尤其是作家个人所经历的磨难更是属于他本人的独有精神财富。以致于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说：“那累累的创伤便是生活赐予我们最好的财富。”英国杰出诗人拜仑也在《曼佛雷德》里借主人公的嘴说：“然而，痛苦应该是贤明者的导师，苦恼就是知识，谁要知道得最多，那他对这可怜的真理，一定感伤得最深。”饱经忧患的中国现代诗人艾青也说：“苦难的花儿更美。”
作家是属于人民的，这一点已经得到了人们的共识，但为什么说作家的生活是属于他自己的呢？这里有几层意思：一是从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上来说的，既然是作家个人所经历的生活，那么这个生活当然是属于他个人的；二是从创作的角度上说，个人所独有的生活经验，别人是无法“剽窃”到的，因为能够深刻出反映社会生活的作品必定是作家长期在底层劳动人民生活中蹲点的心血结晶；三是从作家所独有的苦难来说的，也许这是这个论点的主要之点，自己所经历的苦难，别人是无法体验到的，也许，这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也就是所有成功作家的“成功秘诀”吧！我们也可以看到，有许多作家在“成名作”发表后，就没有再创作出更加成功的作品了，这实质上说明了一个问题：他的生活源泉已经枯竭，无法再创作出更好的作品了。因此，有人提出作家有“拼才华、拼生活、拼技巧、拼运气、拼寿命”五个阶段之说。
应该说，作家的使命就像初春的第一轮朝阳那样庄严而神圣、夺目而辉煌，以致于许多成功的作家在他们潜心创作时，就全力投入，完全忘记了人世间的一切、周围的一切，从而写出了惊天地泣鬼神、彪榜青史的宏篇巨著。例如中国当代已故作家路遥在写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平凡的世界》三部曲长篇小说时，就是把个人的全部私事丢开，倾力投入写作之中的，他避开所有的人事独自躲到别人找他不到的一个偏僻煤矿里开始了写作，当他写完第一部后，人已经瘦得不像个样子，可他还是坚持写第二部。写完第二部时，人完全倒下了，稍微恢复过来后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严重的抉择：继续休息还是接着写第三部？出于时代的使命感，他居然用超乎常人想象的毅力，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坚持将第三部写完了。他在《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中说：“只要上苍赐福于我，让我能最后冲过终点，那么永远倒下不再起来，我也可安然闭目了。”他以他导师柳青平生的遗憾激励自己，因为柳青就是在《创业史》(第二部)未完全完成的情况下抱病去世的，乃至在最后路遥完全是噙着幸福的泪水接近冲刺目标的。在1988年春节前一个星期，他在身体几乎虚脱的情况下终于完成了第三部的初稿，并于5月底完成全部创作。而他最终还是因在写作《平凡的世界》中身体过于“透支”，在作品问世后不久，42岁就倒下去世了。
正因为有许多如此动人的创作故事，正因为有许多如此值得我们学习的作家，正因为出现了如此这么多伟大的作品，文学伊甸园才挂满了芬芳的艺术花果，而艺术家耕耘出的这些果实已经成了人类的共同遗产。
二、小说的创作
谈到小说的创作，这里首先要讲明一点，即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因为小说与诗歌、散文、戏剧都属于文学的范畴，所以，作为文学最主要形式的小说是不能避开这个问题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长期以来就被行内人士反复研究的课题，在“政治高于一切”的阶级斗争年代，文学自然只能默默无闻“寄人篱下”，在横扫封、资、修的“红色呐喊”时代，文学更是被政治斗争抛到角落弯，“屈蹲”在地；即使是“回归”年代后的文学创作，也还存在政治与艺术争议不休的纠缠。在此，我想抛开文学与政治孰先孰后的问题，只表明我的一个基本看法：即文学是无法离开政治的。文学作为意识形态里的一种艺术形式，它是上层建筑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文学无法脱离政治是小说创作中一个必须阐述清楚的问题，必须明白：所有的文学归根到底还是离不开政治的，它离不开政治有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文学离不开政治是由于文学离不开现实所决定的。政治是现实生活中的上层建筑领域，它是现实生活的一个部分，它亦是文学创作的源泉之一。虽然文学的主要笔触应该针对社会下层的广大劳苦大众，但位居其上的统治阶级所作出的一切方针政策和措施及对下层经济基础具有主宰权的一切行动都是文学描写的最好素材之一（小说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主要文学形式，它“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环境的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
第二，文学离不开政治是由于文学描写的对象本就应该包括社会形态的一切方面所决定的，既然政治属于社会形态的范畴之一，那么，作为反映社会生活主要艺术形式之一的文学，当然责无旁贷地应该去描写政治生活了（即政治本身是现实生活的一个部分）。
归根到底，文学离不开政治是因为文学离不开现实所决定的——现实是文学创作的艺术土壤和生命源头，离开了现实，文学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政治水分和下层社会底部的经济土壤都是文学生存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两者都不能缺少。最后得说明一点：文学艺术和政治范畴之间是具有相对性的，它们之间不应该具有从属性，即不应该要求文学从属于政治。文学若从属于政治，作家受到束缚，就写不出好作品来。
[另题：文学的使命与作家的良知]
发表于 2011-2-28 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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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1-6 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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