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是来往于长沙广州两个“最具幸福感”城市的“候鸟”,有些网友知道,有的表示“羡慕”。
我这辈子的生活经历与大多数人可能不同。
1961年至1965年,我就读于座落长沙县的一间部属中专。明明是一间理工科学校,我却无事生非,模拟文学界人士搞了个墙报(刊)。还与长沙十二中,一中同时办墙报(刊)的前学友“互动”。异校征文发稿,飘飘然做起了“编辑”和“撰稿人”,且自我感觉良好。1964年在“某某经验”指导下的“四清运动”(大中专大约是内部四清)中,学校领导发现我们的墙报,特别是我的小文章文风“反动”,经一年多的批判帮助,准予毕业,但分配时则由“部属”(即现在的“央企”)下放到广州的“地方”企业。
母亲不知从哪儿听到“少不入广,老不入川”的“流言”,觉得此去凶多吉少,到车站用眼泪将我送走,从此变成了每年12天的“母子会”。和现在的农民工颇为相似。(劳动强度和体制内外有别,故说“相似”)
“文革”开始,我恶习难改,写了几张颇为尖锐,尖酸,甚至尖刻的大字报。(真是年少无知,发宝气!)停止大串联后,又以办公桌为床(其时我住在办公室用文件柜隔成的一个小空间)接待了几批长沙知青学友,(其中的一名回湘后进了“局子”,其单位两次派人到我单位调查与我的关系。四人帮垮台后,该同学彻底平反。)。1968年7月的“两个布告”后,我被许多大字报质疑与湖南某群众组织有染,哄了一阵,查无实据。最后是光荣下放广东农村的五七干校,务农一年后就地务工,1979年底才调回广州市。
在农村的11年,我既没勇气在当地寻觅配偶,更没资格在广州市成就佳缘,幸亏热心人介绍在长沙找到了现在的老伴,一个招工回城的知青。
父母相继亡故,我从原来的“母子会”变成了“七夕会”。
为了实现全家团圆,我努力创造条件:(但不懂走“水路”和“潜规则”。)一是参加成人高考,二是拼力学习,拼命工作,希望自己的行政职务或技术职称早日达到准迁家属的条件。经过7年力拼,到1987年初,条件似乎具备,不意突患绝症。心想,如果妻女来穗尚未站稳,我就“走”了,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如何适应?只好继续享受“牛郎织女”待遇。
一年,二年,三年......我竟然老不死。拖到1998年全家才终于团聚。这是靠我的幸而不死,靠老伴幸而退休实现的。不过这时,“老公”“老婆”已蜕变为“老公公”“老婆婆”。此前的20多年,或鳏或寡,我们都谨守“周公之礼”,从未“跑偏”。女儿虽生活在准单亲家庭,也与同期双亲家庭子女无异。当然,这里也有亲友,学友,工友,农友,知(青)友,网友不断的精神鼓励。
幸乎?不幸乎?羡慕?不羡慕?
1965年到1998年的33年单身或准单身生活,锻炼了我较强的独立生活能力。哪怕在生病尚未退休的十多年间,我也能将公务,私务一肩挑,厂务,家务一脚踢,养病养命,养生养老自行搞定。化疗热疗,药疗食疗独立支撑。
幸乎?不幸乎?自豪?不自豪?
跨世纪以来,我的生活条件大大改善。长沙和广州的各半个家已变成两个家。我们可以任由来往,变成自主挑选环境气候的“候鸟”。我们尽情享受着快乐的“候鸟”生活!长沙是老伴的户籍地,广州是我的户籍地,两地均有“家”的感觉。有人建议将户籍迁到一处,我觉得似无必要了。留下这草根家庭的历史印记,怕是十分有趣的。
一切成了既往,人生之戏不可能重新排演。
活下来就是幸福!写下来就是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