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决意重点搞“三线建设”《红墙知情录一》【知青公共频道】

据深入研究三线建设的学者陈东林介绍说：1963年初，由李富春等人组成中央计划领导小组向中央提出：“三五”计划的奋斗目标，应集中力量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同意了这个设想。他还提出：“三五”计划要建设五亿亩稳产高产农田，第二步再搞五亿亩。并再次肯定说：“‘三五’期间就是要努力解决吃穿用问题。”

1964年4月下旬，国家计委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规定基本任务是：一、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二、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三、与支援农业和加强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用简单的一句话说，就是一农业，二国防，三基础工业。农业投资提高到总投资额的20％，大大高于前两个五年计划的7?1％和11?3％。

4月29日，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关于“初步设想”的汇报，周恩来也参加。李富春最后提到：为了抓农业，国防和工业交通的一些项目没有安排上。这是由国家捉襟见肘的财力制约的。负责国防的罗瑞卿表示理解说：只能够如此安排，将来不够，另想办法解决。

邓小平最后总结说：工业还是首先为农业服务，为吃穿用服务，为兼顾国防服务。方针提得好。农业问题，再有几年可以做到粮食不进口，以便腾出外汇进口一些新技术，这对国家来说是很大的节约，可以促进自力更生。整个国家粮食情况究竟怎样，要把问题摆出来，供大家讨论，这是真刀真枪。

确实，“大跃进”后饿死大批人的惨状刚刚过去两年，人们记忆犹新。当时刘少奇看到下面送来的饿死人的报告，潸然泪下：“我当国家主席的时候，饿死了这么多人，这在过去皇帝要下罪己诏、写进史书的啊！”

1964年的一天，毛泽东站在巨幅中国地图前问周恩来：“你说的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周恩来回答道：“那里荒无人烟，只有漫山遍野的攀枝花……”

毛泽东听罢，脱口道：“那就叫它‘攀枝花’。”

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5月10日，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向毛泽东汇报“三五”计划“初步设想”。在那次会议上，时年71岁的毛泽东多次插话，明确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原计划在二线打圈子，对基础的三线注意不够，现在要补上。”

当李富春说到基础工业、交通还比较薄弱时，毛泽东插话时打个比喻说：“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基础工业中，他又十分强调钢铁工业的作用，关注的目光放在西南三线中的攀枝花和西北三线中的酒泉。

汇报到关于逐年减少进口粮食、增加新技术进口的意见时，毛泽东深表赞同，但是对邓小平集中投资搞四亿五千万亩高产稳产农田的主张，不以为然地说：“已有二亿四千万亩了，再搞一亿六千万亩就是四亿亩，也很好嘛，不要套四亿五千万亩、五亿亩那个框子。”

毛泽东当年对中国经济建设问题的确倾注了心血，薄一波曾回忆道：“在听汇报的那些日子里，毛主席十分疲劳。有次听完汇报，他带着疲乏的神情，说他现在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起床就听汇报，穿插着处理工作，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情况确实是这样。”当时，毛泽东经常是从早晨9点40分开始听汇报，一直到下午。下午处理完党政事务后，到晚上19点10分继续听汇报，一直到22时10分才结束，然后研究这些汇报材料，继续工作到深夜。

第二、三天继续汇报，毛泽东又对对外引进和投资农业发表看法说：“还是靠自力更生，事情总是起变化的。（有人说）‘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钱也可以。’我们不走这条路。魔鬼不给我们贷款，很好；要贷给我们，我们也不要。”“工业上要从外国引进一些，比如尖端技术，要搞一些，但不宣传。”“要像大寨那样，它也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发展农业，要靠发扬陈家庄（在山东曲阜）、大寨的精神。”

显然，毛泽东的思路和“初步设想”指导思想有差别，但因为当时中国遭到封锁，没有外援，所以是否应该贷款并不成为实际争论问题，总的看法还算是一致的。于是，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主要议程之一，就是讨论“初步设想”。

5月18日，李富春在会上说明：还是把农业放在第一位，搞4?5亿亩高产稳产田；一些重要铁路“或者安排不上，或者修不通”；小而全的国防工业体系仍然安排争取1972年完成，不提前；毛泽东特别重视的酒泉、攀枝花钢铁基地也只安排为“要积极准备条件”，暂不上马。

毛泽东显然对维持原计划安排不满意。5月27日，他找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彭真、罗瑞卿等人谈了他的一些看法。他从存在着严重战争威胁的估计出发，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他特别强调应该在四川的攀枝花建立钢铁生产基地。

毛泽东说：大家如果不赞成，我就到成都、西昌开会。搞攀枝花没有钱，我把工资拿出来。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来经过提醒，注意了，最近这几年又忽视屁股和后方了。

刘少奇曾经讲：主席着重讲到了攀枝花，酒泉也提到了，但不是摆在第一位，第一是攀枝花，其他方面少搞，重点搞攀枝花。邓小平也指出：酒泉和西南一样是大后方，现在变了，也算是第二线。先搞攀枝花，只能打歼灭战，不能到处铺摊子。周恩来也主张在加强三线建设的同时，兼顾战争准备和长期建设这两手。他说：“我们第三线是空白架子，非要去建设不可……以后就是要逐步走平衡。”

毛泽东的态度迅速扭转了大家的认识。第二天，各人发言陆续表态。

李富春检查说：“还有两个战略布局问题我们在计划中注意不够，一个是工业布局的纵深配备问题。现在是原子时代，我们整个工业的战略布局，必须要真正重视建设后方，搞纵深配备，战略展开。可是我们在计划中间对西南的建设就注意不够。比如铁路修建，成昆路没有安排，湘黔路只安排了一半。”

周恩来批评“初步设想”说：“这个计划一看就看得出来，不仅成昆铁路跟张家口到白城子的铁路没有列上，就是拿整个运输力量跟整个生产量的对比来计算也能看出，交通运输方面的安排是通不过的。这就是说，这个布局是不完全的。基础工业上不来，怎么能够支援农业跟照顾国防呢？”

刘少奇着重讲了控制基本建设规模。他说：“昨天在主席那里谈的基本的一点，就是搞四川这个第三线，现在要准备，要着手。现在不着手，耽误了时间，将来不利。”他又说：“最近的确是有这样一个苗头，一放松大家就放手去干，这个苗头继续发展下去，就又要发生过去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等问题。”“酒泉似乎也可以慢一点”。

经过讨论，大家取得了一致意见，决定把毛泽东的意见和“初步设想”结合起来，在逐步解决吃穿用问题的同时，加强三线建设。邓小平说：“这次计划按农轻重、解决吃穿用和两个拳头、一个屁股进行安排，是建设的完整方针。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打基础。”

但是，毛泽东仍然感到不满意。6月6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两个问题。首先，他更明确地提出三线建设的主张：“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其次，他批评制定计划的方法说：“过去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这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计算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别的就落空。打仗计划不进去，国际援助也计划不进去。”他认为，在分配投资时，要重点考虑基础工业、国防工业，然后才是农业。这和“初步设想”的投资次序是不同的。

毛泽东的深谋远虑和极大权威，使与会者很快统一了思想。从此，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强战备的气氛日趋浓厚。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为统筹安排三线建设，国务院专门成立了三线建设一个“小计委”，全面负责三线建设的规划工作。1965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西南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主要内容有：（一）凡是在一个地区建设的各重大综合项目，都应采用大庆的集中领导、各方协作的办法，以中央主管部为主负责统一指挥，统一管理，有关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门协助进行。成立攀枝花特区党委、工地指挥部，由冶金工业部统一领导；成立以重庆地区为中心的配套建设指挥部，由主管机械工业部统一领导。（二）西南的中央直属建设项目，所有建设的施工力量、技术力量、设备和材料，由各有关部统一安排，负责解决，并由国家经委督促检查执行情况；所需的地方建筑材料、地方协作产品、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临时工以及其他问题，由有关省、市、自治区负责安排；（三）为了加强对整个西南建设的领导，决定成立西南建设委员会。

西南三线的地域包括川、云、贵三省。许多重要项目摆在四川，少数摆在贵州。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的任务是负责中央各部门的建设项目，三省的建设项目，由三省各自负责。

在1964年5月召开的那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了过去曾经出现过只发展沿海，忽视发展内地工业；只强调建设内地，不注意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基础这样两种倾向。五十年代后期，由于“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困难，不得不大幅度地压缩基本建设战线，西南三线建设迟缓了。毛泽东在那次会议上指出：“攀枝花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建设不起来，睡不着觉。”广义而言，毛泽东这里说的攀枝花，实际上是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代名词，而攀枝花钢铁基地是三线建设的重点。他讲话的精神实质，是要求加快三线建设步伐。这次会议，对动员全党重视西南三线建设，起了很大作用。党中央对西南三线建设抓得很紧，又很慎重，先确定由李富春主持三线建设，以后周恩来总理也亲自领导。1965年，周总理陪西哈努克亲王由重庆到武汉途中，要重庆市委书记鲁大东在船上汇报西南三线建设情况和经验。周总理作了许多指示，其中特别讲到，三线建设按物资作综合平衡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节省下的建设投资分成三份：一份留给建设单位，一份给建筑单位，一份帮助农民搞“三不四要”（即：不占或尽量少占农民的良田好地；不拆或少拆民房；不迁或少迁居民；不搞高标准非生产建设，坚持延安精神，勤俭节约。要求搞农业用水；要求搞农业用电；要给农民留肥料（粪、尿）；要给农民留泔水喂猪），使农业增加生产。

1964年下半年，成立了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由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兼主任，程子华和阎秀峰任副主任。还专门成立了三线铁道建设总指挥部和铁道兵总指挥部，李井泉任总指挥，吕正操、熊宇忠任副总指挥。后来，彭德怀也被派到西南，任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当时，中央许多领导同志，如彭真、贺龙、陈毅、李富春、谭震林、薄一波等，都先后到西南三线建设现场实地考察和指导工作。由此可见，不仅是毛泽东，整个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都很重视西南三线建设。

比如攀枝花钢铁厂厂址的选择，就是当时首先要解决的大问题。为此，程子华与中央有关部委、四川省委的负责同志一起，加上一百多名各方面专家和技术人员，用一个多月的时间，遍历攀枝花、乐山、西昌等18个厂址实地考察，详细分析、比较各个厂址的优缺点。最后选择了攀枝花、西昌和乐山三个厂址。又把三个厂址作了比较，根据科学院负责地震工作一同志介绍，西昌有地震问题，历史上曾发生过十级地震。安宁河水库渗水，用邛海水有与农业争水的矛盾。最后，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攀枝花和乐山两地。当时，有的同志竭力主张在乐山建厂，理由是那里人多，土地平坦，接近工业城市。程子华等同志则主张在攀枝花建厂。正好这时李富春、薄一波到攀枝花和乐山两地调查，他们听取了双方不同意见的汇报，回京以后根据实地调查的情况和听到的各方意见加以详细研究。1965年2月，李富春、薄一波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毛泽东在听了汇报后指出：乐山地址虽宽，但无铁无煤，如何搞钢铁？这才最后决定在攀枝花建钢铁厂。在攀枝花建厂的好处是：该地区铁矿丰富；又有较多的煤炭资源；钢铁辅助材料基本齐全；金沙江从中穿过，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工业和生活用水，靠近成昆铁路，便于同六盘水地区的煤矿连接起来；紧挨林区，便于木材供应；地处亚热带，农业生产的条件很好；把工厂摆在高山脚下的坡地上，不占良田，便于建设起一个新的城市。

攀枝花钢铁厂确定建设后，毛泽东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攀枝花钢铁厂建设起来后，提不出铁，炼不出铁，后悔不后悔？”毛泽东自己回答说：“不后悔。”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决心。

然而，攀枝花地处川西南山区，交通不便，当时，去那里作调查都不容易。先从成都坐飞机到西昌，再由西昌坐汽车到会理，停一天之后，又从会理坐汽车到金沙江的拉鲊、鱼鲊过渡。金沙江的两岸都是海拔两千米以上的高山，经过云南省的仁和镇，到金沙江边的渡口，再由渡口坐船而下，一直到攀枝花山脚下的江边下船，爬十几里山坡，才到攀枝花村。在这里了解了攀枝花矿山情况后，往西走上十几里山路到弄弄坪，进行调查研究。回来时是乘船过金沙江，经渡口到仁和镇。金沙江水流湍急，漩涡很多，船一旦卷进漩涡就很危险。早先到攀枝花时，一位工程师就因坐船遇到漩涡而牺牲。

三线建设委员会组织国家计委和国务院有关部的副部长们，各部的计划局长、基建局长、设计院负责人，西南局书记阎秀峰、四川省委书记杨超、云南省委书记郭超及其他有关局长到攀枝花现场进行调查研究，用三天时间察看了各厂矿的场址、铁路支线和公路网的线路，用两天时间分别作自己的建设计划，再用三天时间开会，做出了冶金部和各部的以钢铁为中心的综合平衡建设方案。各部门很快做出了初步设计。攀枝花周围都是荒凉、贫穷山沟，村庄既小又稀少，文盲很多，而且每个村里都有麻风病人。据当地人传说：鸡吃了麻风病人吐的痰，人再吃了这种鸡下的蛋，就会传染上麻风病。一传十，十传百，人们恐惧起来，害怕在这里工作。卫生部很快派来一位局长，告诉大家：解放前，麻风病是无法医治的，为避免传染，往往把麻风病人集中起来，关在房内用火烧死。解放后，我国对麻风病已能医治，除病情十分严重的不能治好外，一般都能治愈。现在麻风病院的负责人，多是治好的麻风病人，病院的医生和护士，都养鸡、吃鸡蛋，没有人传染上麻风病。这种病只能直接传染，不能间接传染。全国除少数几个省外，大多数省都有这种病。这样，才消除了大家的恐惧心理，安下心来工作。

1965年秋，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乘坐一辆吉普车，沿险峻的山路来到这开满攀枝花的地方，审定钢铁厂的建设方案。并视察了大部分地方，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他把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段君毅召到重庆，具体指示要充实兵器工业的一些重要工厂的力量；派钱敏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加强三线建设的领导工作。接下来，数万铁道兵奉命开进滇川交界的群山之中，拉开了修建成昆铁路的序幕。京、津、冀、鲁、豫五地的1500辆汽车，满载着设备和物资，日夜兼程在滇川道上。10万建设大军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云集金沙江安营扎寨，攀钢建设当时成了三线建设中的重中之重。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党委密切配合、通力协作，加之现场广大建设者的艰苦奋斗和创造性劳动，西南三线建设的工作基本上达到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要求。兴建起了攀枝花这样大型的钢铁工业基地；常规武器配套计划提前完成了，还有许多其他重要厂矿。现在这些厂转为军民结合，正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当然，限于当时的认识，对一旦发生战争的飞机轰炸估计过高，因而把一些工厂建在山沟，车间的完整生产过程也分散建设了，造成不能实行生产线的机械化、电气化，多花了投资，也多浪费了设备和材料。

大批英雄的建设者们，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满怀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热情，迅速奔赴艰苦的大三线。上海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担负了支持大三线建设的重任，国家先后向上海下达了三百多个搬迁项目，其中大部分是国防军工、基础工业和短线产品，迁移方式主要是迁厂、调人、建新厂。

我国的三线建设大体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1964年至1968年；另一个阶段为1969年至1973年：1964年至1968年，三线建设的重点放在西南地区，采取沿海地区支援内地建设的方法，在将一部分工厂、工程迁到内地的同时，对内地新建项目的建设由沿海地区抽调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来支援。在1964年到1968年间，我国西南三线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在这期间先后开始修筑贯通西南的川黔、成昆、贵昆、湘黔等几条重要铁路；新建、扩建了攀枝花、包头、酒泉等大型钢铁基地和为国防服务10个迁建、续建项目；在四川、贵州、甘肃等地建设了一批为国防服务的石油、机械、电力项目。这就使得西南“三线”战略大后方基地已初具规模。

1969年至1973年间的三线建设，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给大三线的建设增加了很多困难，有些项目的建设工期被拖得很长，有些项目造成了很大的浪费。但是，当年的三线建设者，扎根山沟，艰苦创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为三线建设“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他们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艰苦建设，经历了物质条件匮乏的漫长岁月，一个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包括一大批国家重要的钢铁、常规兵器、航空、航天、能源、电子、重型机械、发电设备制造工业基地终于在大三线建成，三线建设给内地的一些城市带来了发展机遇，促进了内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攀枝花、六盘水、十堰、西昌等，过去是荒山野岭，现在成了著名的以钢铁、煤炭、汽车和有色金属为主导产业的新兴工业城市。“文革”结束后，有些三线建设项目仍在继续完成。

三线建设也造就了不少人才。如“文革”期间分配到刘家峡水电站劳动的胡锦涛、分配到湖北十堰市第二汽车制造厂工作的王兆国，还有后来担任重要工作的一大批干部，就是在三线建设的大熔炉中锤炼出来的优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