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心阁午炮到中山亭时间【知青公共频道】

图／徐晖铭

    天心阁的午炮，中山亭的电钟，火车站钟楼里奏响的《东方红》，华天宾馆总服务台上方挂着的北京时间、伦敦时间、巴黎时间———岁月流逝，时空错乱。当分针秒针在机械钟表里嘀嘀嗒嗒向前小跑的时候，我们的时间开始精确。如今，精确的时间早已成为都市中我们的拥有

    散漫时光／敲破六堆子的宁静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这是上古时代，先民对太平盛世的讴歌，当然也是数千年来农业社会悠闲的日常作息时刻表。

    这份时刻表，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仍在长沙附近乡村流传。1938年“文夕大火”后，我祖父一家从大西门粮行撤退回长沙附近的乡下。我父亲由此在乡下读了几个月的私塾，私塾老师任文华是卢沟桥事变中退伍的伤残军官，当年，任文华就在院子里竖起一根竹竿，采用“立竿见影”的日光测时法，安排教学的作息。当太阳光照着竹竿，影子看不见时，这就是中午散学的时刻。

    其时，我们旧式的大家庭中，已摆设有四座大钟。如果再往前追溯，查阅《郭嵩焘日记》，清光绪年间，郭嵩焘六堆子的家中（在今青少年宫后），自鸣钟就在咣咣咣报时，而夜晚的营盘街更夫寂寞地走过，敲击梆筒。其实，钟表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时间较早，在古典小说名著《红楼梦》中，王熙凤房中、进大观园的刘姥姥眼中，都曾出现过自鸣钟。

    但作为一种较为准确的公共时间，即一个人走在路上，从腰间掏出一块表来，可以用来对表的准确时间，它的出现，在长沙，可能就是天心阁时间。

　　天心阁时间正午十二点

    至迟在清末民初，为了统一全城时间，长沙城采用了在天心阁鸣放午炮的方法。

    那时长沙城不大，天心阁巍然耸立旧城东南，城墙下都是些瓦屋顶的矮小平房，不像现在的天心阁，商业楼群耸立，天心阁自卑得就像一只蹲在井底的青蛙。

    现在长沙的“老口子”，一提到天心阁的午炮报时，就热衷于唾沫横飞地复述道听途说来的故事，人们觉得逝去时代的天心阁时间，就像泡在杯中的绿茶，吃在碟里的白菜苔，过去总比现在要绿色环保美好。

    不过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人们，并不这样认为。当年长沙报纸和出版物，反而指责天心阁用古老大炮报时的方式虽然强大，然而却很“野蛮”。

    尤其1924年，“长沙第一公园”天心公园对外开放后，批评越来越激烈，所谓：“每当游人群憩之际，（天心阁午炮）霹雳一声，于公共安宁，不无妨碍”。这分明就是指责，天心阁午炮对市民休闲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噪声污染。

    最主要的是，就时间来说，把“天心阁时间”作为“标准时”，太不精确。点燃大炮的引线引燃有长短，炮声发出去，先后不一；并且，当年，长沙小是小，但也越来越有扩城之势；市嚣的声响也越来越大，南门口中午的一声炮响，湘春路往往就听不到。

    1936年版《长沙市指南》中就说：“昔长沙市天心阁，设立午炮，亦统一时间之意。但（天心阁）地偏南，声听不及（于北）；燃放迟早不确……故前市政处，有见及此，于民国十八年（1929），建议改除午炮，设立标准时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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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炮台寻踪

    有人想当然地撰文说，天心阁的午炮报时，是点燃大炮，朝着南面天空，轰然一声，仿佛在说：刚才最后一响，现在是天心阁时间，正午十二点。

    这种说法不对，据民国资料记载，鸣放午炮的午炮亭，位置在天心阁北，城基尽处。大炮如果朝南一炮，肯定会把天心阁或附楼给掀掉，犯下破坏文物罪。

    1936年第三版修订的《长沙市指南》说：午炮亭，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改为国耻纪念亭，该亭“适当上下要道，高凡三丈，外围石栏，内围铁花栏杆，栏之四周，制有“千夫所指”、“万众同心”、“革命精神”、“义无反顾”、“触目惊心”、“疾心痛首”等字，亭中有水泥绘制的国耻地图一帧，租割失地均涂有鲜明的彩色，当时长沙市民在此亭之旁瞻瞩，常感触目惊心，“顿增无限愤慨”，想必当时的情感类似于《霍元甲》主题曲中所唱“岂让国土再遭践踏，个个愿负起使命”。

　　中山亭时间照亮街市的繁华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长沙城市日渐扩大，经济日渐发展，长沙市民对时间的需求日渐严格，对标准时间的要求自然越来越高。

    当时铁路、轮船、汽车等都制定有专门的开行时刻表。随意翻阅到一则1934年《长沙长途汽车旅客须知》，第一条就是“本局各段行车时刻以海关钟点为标准”。

    当时，长沙城内报时的方式已变得多样化。

    1934年5月7日，湖南省广播无线电台（XGOH）在教育街湖南省教育会坪内（今教育街省农业厅），正式向全长沙播音，每天19∶00，准点向全市人民报告：刚才最后一响，19∶00整。

    不过，最引人关注和欣喜的，是长沙最繁盛的街区之一中山路，于1930年筑起中山亭钟楼。

    1930年推出的“中山亭时间”成为长沙最精确最权威最时尚的标准时。

    当年的报章中说，“各国繁盛市区，多设立标准钟，盖所以正民时也”。而今长沙也有了标准钟，当然值得庆贺。并且长沙繁盛街区进入标准钟的时间，确实领先于邻省同类省会城市。

    长沙在繁华市区设立标准钟的方案，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打算废除天心阁时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拟定。

    当时长沙市政当局最初的方案，是打算就近由八角亭的“寸阴金”、司门口的“亨得利”等商店为长沙定购标准钟，“并负责随时修理开校之责”。不久，因为“寸阴金”等店主要销售机械钟表，“原动力恃钢铁弹力，未能准确”，遂决定改用德制电钟，“以其为同一之电流发动，其行动当能一致也”。

    主意打定后，当时的市政当局，就向德国西门子订购电钟，在中山东路的电话局建母钟一座，在中山亭等处，各设子钟一架。电钟电力的供应，由电话局电力室所余之电供给。

    当时长沙市区内的标准钟，共设有五座，东在小吴门（母钟）、南在南门口，西在中山码头，北在北门口，中心在先锋厅中山亭。

    中山亭，就因为要设置标准钟，而特意修建。（1936年版《长沙市指南》），中山亭上装有的钟为“七十英寸径面四面钟一架”，而南门口（城南），小吴门（城东）、北门口（城北）、中山码头（城西）等交通地点所设电钟，仅为“二十八英寸径面鼓形钟一座”。

    同时，为了整顿机关作风，按时作息，当时政府又在民政厅（又一村）、财政厅（中山东路）、建设厅（落星田）、教育厅（教育会坪）四厅、省党部（在民主东街）、中山堂及公安局（今步行街旁沃尔玛）、市政府各设钟一座。

    上世纪八十年代，虽有长沙史志专家曾讥讽说：长沙当年的“标准钟”，时间各有“标准”。然而客观地说，以母钟带动的子钟，时间相对来说，应该是较为精确的。同时，当年长沙出现标准钟，对于“规范时间，划一时刻”，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意义。今天仍然存在的中山亭钟楼无疑是长沙向近现代城市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

    据说，70年前毁灭长沙旧城的“文夕大火”烧了整整三天三夜，长沙市民众抗日自卫团政训处主任刘孟坚记录下这样一个细节，“大火后先锋厅的钟楼有幸保全下来，当时这座钟楼上的电动标准钟正指4时37分。”

    4时37分的中山亭时间，是一个曾让长沙旧城恨别吞声的悲怆时刻。（编辑 李兰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