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条好汉“李记工”

第一条好汉“李记工”

   下乡后，我们第一次干的农活就是修大堤。那时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工间休息时，尽管已经很累，人们仍想方设法找乐子。玩得最多的是一种类似于摔跤的比赛，农村青年相互挑战，赢了的自是得意，输了的也无所谓。

那天休息时，一个二十几岁的农村青年急匆匆走过来，将扁担箢箕一丢就向我们五个知青发出挑战，扬言他一个人就可以战胜我们五个人。周围响起了掌声和叫好声，有的人去清理场地，有的人为我们鼓劲，说他吹牛皮。一个乡里伢子半真半假地对我们说：“他是队上第一条好汉，有功夫。”

那厮长得武高武大，大冷的天只穿着一件单衣，头上还在冒汗，他有着鼓鼓的肌肉和一付打遍天下的神态。我们几个十几岁的学生伢子何曾见过这阵势，同学们都有点发怵，却又不能不应战，我将几个同学招拢来，如此这般地吩咐了一番后，我们将他团团围住，一声喊，同时冲上去。四个同学紧紧箍住他的四肢，我抓住他的头使劲向后扳，他倒下了，如同倒下了头牛。我们在掌声和叫好声中将他紧紧地压在身下。起身后，他一边拍着灰，一边憨憨地笑着说：“不敢用劲摔。”

平心而论，他确实有顾忌，否则，我们真的有可能近他不得。

他姓李，是队上的记工员，后来我们叫他“李记工”也只有我们知青这样叫他。队上的人有时称他二队长，就因为他爱管闲事，又是队委会的还负责记工，大小也是个干部。队长有事时也由他安排工作。他并无武功，只因他干什么都要争个第一才有了“第一条好汉”的称号。他也确实无愧于这个称号。他甚至吹嘘，他找的老婆都是队上最漂亮的。他讲话和走路都极快，干什么都风风火火地，有着使不完的劲。

他没有什么文化却能说会道，他的那种自信和主人翁意识在农村青年中是很少见的。他的字写得歪歪扭扭却瞧不起知识分子，总是将我们这些没有学好知识的知识青年当成臭老九。只要有机会就捉弄和嘲笑我们，打击我们城里伢子的优越感。他是农村青年中的领袖级人物，他的言行影响了当地青年。

一天早上，人们懒洋洋地从家中走出来到晒谷坪上等队长安排工作，当时是农闲，人们只是来混工分，拖拖拉拉地半天都没有到齐。队长也没来，看来他也不急，反正是没事找事地安排工作，早点迟点无所谓。早到的人们在坪上闲谈，开着粗野低级的玩笑。

队长和“李记工”他们几个人从养猪场出来，原来他们早就来了。“李记工”看见我们就抢着替队长安排工作了。

“你们几个知青谁愿意去‘栏草’（音）？”他诡异地笑着问。

“我去！我去‘栏草’。”有个同学最不愿意下田干活，抢先报了名。在场的农民们大笑起来，笑得我们莫名其妙。

原来，队上的老母猪进入了发情期，要找头公猪来配种，公猪给母猪配种在当地叫“栏草”。我们又被姓李的捉弄了。

这件事成了当地的一个永远的笑话。现在当地农民只要谈起知识青年就会讲起这个笑话。

那时我们少不更事，有着城里人毫无道理的优越感。农村青年也不服气，凭什么你们就自以为了不起。因此，我们受到嘲笑和捉弄就不奇怪了。

2008年10月纪念下乡40周年时，我回了沅江。一个又高又廋的老人握着我的手问我还记不记得他，看我在犹豫，又说：“记不得了？我是李记工。”我大惊：“你就是当年的第一条好汉？”

他的变化太大了，头上已没有几根头发，一脸皱纹，精瘦微驼，看不出一点当年的雄伟。

他说他现在还挑200斤没问题，他说这话时很是自豪，我却看到有人在不以为然地摇头。

他告诉我，他后来当上了大队支部书记，本来是可以转干的，只是因为文化水平太低而落选了。言谈中流露出懊悔。

一个当年能干自信，瞧不起知识分子的人。现在，却在为自己当年没有认真读书而懊悔。

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叫他李书记，没有人还记得知识青年曾叫他“李记工”，而他自己却依然记得。

他还告诉我：“这里是蓄洪区，没有人来办实业，年轻人都出外打工去了，孩子们在外面真不容易，很难，很苦。”

生活跟人们开了一个大的玩笑。当年千百万知识青年下农村，多少城里的父母亲在担惊受怕。现在完全反过来了，有多少农村的父母亲在为他们进城务工的儿女担惊受怕。

那时“李记工”他们嘲笑和捉弄知识青年，也只是开开玩笑，并无恶意。而现在的城里人能善待农村青年吗?

从“李记工”布满皱纹的脸上只能看出忧郁和担心，当年那种自信的神态已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