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视角] 光焰不熄——纪念胡适一百二十岁冥诞

2011年12月17日是胡适一百二十岁的冥诞，海峡两岸都举行纪念胡适的学术研讨会。一个出生在晚清、成名在五四前后的知识分子，至今还让无数的中国人缅怀追思，这究竟是因为胡适的思想历久常新？还是因为社会的变动不大，使胡适的思想始终不过时？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经常往返于两岸三地，有机会和美国、大陆、港台的学生谈到胡适的思想。对美国学生来说，胡适所提倡的自由民主，只是常识（common

sense），他们很难理解，这样的“卑之无甚高论”，何以竟能震动一时、开启一个新时代？对台湾学生而言，胡适只是一个过气的白话作家和政论家，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直言、敢言，衡之以今日的言论尺度，都不免失之“温吞”，很难激动台湾少年人的心。至于五四时期胡适意气风发的言论，对八0后、九0后的台湾青年来说，都已是遥远的“中国上古史”。他们两手一摊、肩膀一耸，来一句，“这和我们台湾人有什么关系呢？”无论是美国学生也好，港台的学生也好，胡适，毫无疑问地，已是个过去的人物。

但和中国大陆学生谈胡适，他们还有许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鲜感。读到胡适1919年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的这几句话：

因为愚昧不明，故容易被人用几个抽象的名词骗去赴汤蹈火，牵去为牛为马，为鱼为肉。历史上许多奸雄政客懂得人类有这一种劣根性，故往往用一些好听的抽象名词，来哄骗大多数的人民，去替他们争权夺利，去做他们的牺牲。

我相信，只要是经过“反右”和“文革”那一代的中国人，看到这样的文字，不能不在心中引起深沉而恒久的震撼。“主义”和“革命”这两个字，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国人！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说，“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史达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今天回看这几句话，依旧是光焰常新。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社论，一般都将此文视为改革开放的先声。从此以后，“革命”这个在中国风光了几十年的词，渐渐地悄悄地被“改革”取代了。中国人也终于从“主义”的迷幻中，走出了“革命”的梦魇。胡适毕生反对暴力革命，主张一点一滴渐进式的改良，他提倡的“实验主义”，其精义无非就是“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唯一的试金石。”（《杜威先生与中国》）三十年来对胡适思想的打压、铲除，结果竟走回了胡适“少谈主义，多谈问题”的老路。而毛泽东与邓小平之别，也无非只是“主义”与“问题”之争。中国人在受了几十年的蒙蔽之后，猛然醒悟到，原来，改革开放大设计师的思路竟和胡适思想有不谋而合的地方。

而今我们回看1950年代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无非只是一个政权集全国之力，对一个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进行长达数十年的诬蔑和歪曲。但有趣的是，被批判的不但不曾被打倒，反而浴火重生。胡适思想在上世纪八○年代和中国人重见的时候，他的自由、民主、科学、理性、温和，再度成为中国思想界久旱之后的甘霖。费尽心机要打倒、铲除胡适的思想，结果却把一个在五四时期“应时之人物”，一变而成了“改革开放”初期“先时之人物”了。（用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语）

这一改变，绝不是因为胡适思想在他晚年有了飞跃、有了进步，恰恰相反的是，胡适思想定型得很早，他不像梁启超，“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胡适四十岁之后，无论在学术上或政治上都少有新理论的提出。然而胡适由二十世纪初期“应时之人物”，到八○年代反而成了“先时之人物”，却又实事俱在，究竟是什么力量延续并光大了胡适思想？

1949年之后，胡适在中国苦心耕耘了三十年的自由与民主，在一夜之间，摧毁殆尽。五四以来，多少知识分子辛辛苦苦培养起来的一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了新政权必欲铲除的对象。而胡适思想则成了抗暴消毒最后的堡垒，也是必欲去之的心头大患。换言之，是1949年之后中国的封闭与独裁使胡适由五四时期“应时之人物”，一变而成了八○年代“先时之人物”了。由此推论，不是胡适思想进步了，而是中国社会倒退了。封闭与独裁是滋生胡适思想最肥沃的土壤，也是胡适思想始终不过时最好的保证。

和鲁迅相比，胡适最幸运的是他始终不曾被偶像化过，始终不曾受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毫无保留地赞扬。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三家”：“文学家、革命家、思想家”和“五最”：“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的褒扬，把鲁迅扭曲成了一个为共产主义冲锋陷阵的旗手。鲁迅地下有知，也会哭笑不得的。鲁迅自己写过一篇题为《骂杀与捧杀》的短文，值得警惕的是，被骂的未必被骂杀，但被捧的已被捧得鼻青脸肿，失了本来面目，成了一个人神之间的怪物。

偶像和傀儡，表面上看来，一个受人顶礼膜拜，而一个受人摆布戏弄，似是两极，但实质上相去极其有限。所谓偶像化，无非就是要偶像来为一个目的服务，一旦有了服务的对象，偶像已经在不知不觉之间，成了傀儡了。鲁迅在死前十年（1926年），发表《无花的蔷薇》，就已经指出：“待到伟大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不幸的是，他自己竟防止不了这个“傀儡化”的过程。周作人在给曹聚仁的信中就说到，“鲁迅死后，随人摆布，说是纪念，其实有些实是戏弄。”真是一针见血。

胡适始终没有被偶像化，这正是他的大幸，也是他独立自主最好的说明。北大红楼前的五四纪念碑上，有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的浮雕，而独缺主将胡适。多年来有人倡议在北大为胡适立像，但始终没有得到当局的同意。这种种都说明，胡适至今是个“违碍”。胡适不但没有被偶像化，甚至没有得到过正式的“平反”。其实平反不平反，对死者来说，已毫无意义。平反胡适，既不能为他增添什么，也不能为他减少什么；但对当年判他“有罪”的当道来说，平反胡适这样一个为中华民族的进步与尊荣，做出过划时代贡献的人物，是可以为当道统治的合法性，加上一个可观的砝码的。

胡适一生服膺吕坤《呻吟语》中“为人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这句话。一个大有为的政府，竟不能为胡适这样一个惊天的“冤假错案”，出来说一句公道话，天理何在？公道何在？当道的道德勇气又何在？

过去三十年来，是胡适思想在中国大陆重见天日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让我想起《呻吟语》中的另一段话：

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

用政权的力量来迫害知识分子，钳制言论自由，基本上是一种“理”与“势”的斗争。表面上，短时期，“势”往往居于上风，但“理”终将“伸于天下万世”。掌管言论的当道，在禁令下达之前，不妨三复《呻吟语》中的这段话，就能知道“禁毁”的工作是如何地失人心而又徒劳了。然而这个祖传老法，却依旧在网路的时代进行。

所有历代的禁毁、批判、打倒，究其真正的原因都是来自当道对知识思想的恐惧，是枪杆子怕笔杆子。胡适的书至今不能以全貌示诸国人，这正是胡适思想在中国大陆不曾过时最好的证明。一种已经过时的言论是无须禁毁的；受到禁毁，正是表示与当前息息相关。

1954年胡适发表题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文章，将范仲淹九百多年前在《灵鸟赋》中的这两句话比作与十八世纪Patrick Henry 所说“不自由，毋宁死”（Give me liberty,or give me death.）有同等的意义，都是人类历史上争取言论自由的名言。二十一世纪中国人的一点言论自由、学术独立，如果依旧要靠知识分子不怕死的脊梁来撑，那么，近一千年来，中国人在言论自由上的进步又在哪里？我们不能始终冒着生命的危险来“鸣”。范仲淹把“鸣”看成是“人臣”对“人主”的言责，所谓“死谏”是“宁鸣而死”的极致表现，这与其说是争权利，不如说是尽职责。

1948年10月5日，胡适在武昌对公教人员发表题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演说，他痛切地指出：中国历代自由最大的失败，就是只注意思想言论学术的自由，忽略了政治的自由。所谓政治自由，就是要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否则一切基本自由都是空的。

这段话，在今天中国大陆十三、四亿的人民看来，依旧是切中时弊的。没有政治上的自由，不但“一切基本自由都是空的”，甚至经济上的富裕，也成了一定的虚幻，因为个人财产，是和言论自由一样神圣而不可随意剥夺的。若因为思想上的问题而可以失去人身的自由，那么，经济上的富裕，对这个失去了自由的人而言，又有什么意义呢？而今，每个人都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如果，为了说两句话，表达一点不同的意见，依旧要用鲜血和头颅来换取，那么，过去三十年来，经济上飞跃的进步就只能突显出政治改革上惊人的滞后。

我们希望“宁鸣而死”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现在我们争取的是“鸣而不死”。只要有一个人为“鸣”而死，就是中国之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