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果树下（七）

（七）

  从到下茅塔的那天起，我就深切地知道，父母年事已高，两个弟弟年纪又小，今后将要由我挑起家中的大梁。所以，在我的心中早就要求自己，必须要向蜜蜂一样从早到晚的辛勤劳动。并将每天的事都周密安排，一环套一环，争取多做一点事，为父母多分一点忧。

    清晨，我伴着公鸡打鸣的尾声，扛起锄头拿了把柴刀，经过白果树下，向自家的自留地走去。

这个时侯的白果树已褪去了华丽地“衣装”，只留下几片残存的金黄色树叶，在微微地晨风中摇曳。周围的群山，仍浸润在一片浓浓的黛色之中。

    自从分到自留地之后，我们利用早晚的时间，将它一锄一锄地挖过来，之后再分成一畦畦的菜土。

   先播撒的萝卜、白菜种，已开始发芽长叶。但，由于本来土质就差，我们初来又没储备足够的粪肥浇施，所以，一棵棵的小苗，瘦小黄多。

   昨晚已与家仁约好，今天早上他来帮我在自留地的周围用树围一圈栅栏，以防本队或外队的牛，践踏和吃地里的菜。

   围栅栏要用藤条和树，我想趁他这段时间还没起床，先将藤条准备好。

    沿着自留地边上的一条小路，我向周围的山中走去。

   走到一个拐角，忽然冒出一个人来，将我吓了一跳。从他腰上的刀匣里插着柴刀来看，应该是邻队的人,赶早到这里来砍柴的。真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在一条山沟的坎边上，长着几棵叫“洋火木”的树。这种树有一个不讨人喜欢的特性---很难烧燃，大概用它来烧火，要耗费不少火柴而得名吧？而且烧起来有点异味，闻着臭臭的。所以，在当地哪怕这些树长得再高大，也没人将它砍着做柴烧，任其自生自灭，而在这些树的上面，却横七竖八地爬满了我所需要的藤条，

   我一根根的将这些藤条砍断，然后从树上往下扯。

   当扯了两捆之后，便一手夹一捆往回走。走着走着，我想，这山沟里又没人，我也学着唱几句山歌，听听自已唱得怎么样---于是，放开喉咙学着本地山歌的韵味、腔调唱了起来：

   十七八岁好唱歌，

   二十七八伢崽多。

   扯的扯来拖的拖，

   哪有闲心来唱歌。

   从小我就喜欢唱歌，哪怕现在，我还基本上保持着关起门来，每天一“嚎”地习惯。听了自己刚才唱的山歌，觉得还马马虎虎，过得去。从此，在这空旷、寂寞的大山中，又增加了一缕稚嫩的歌声。

   回到自留地，刚好家仁也夹着把斧头来了。他说连着我家自留地边的那块荒地上的那些杉树，长大了会影响我家自留地的阳光。把那些长得差点的，砍掉几棵做栅栏，剩下的将枝杆砍去一些，以后就没事。然后用手指着这片荒地的边缘画了半边圈说：“得空，还可把这周围的荒地挖出来。种不得菜，种点芝麻花生也许还可以。”

我说：“行！”说完后，我指着中间那一片隐没在荒草中的几个矮矮的碎石小土包包问：“那里怎么有几个碎石小土包包？”

家仁说：“那里都是埋的‘寡伢日（子）’。”

家仁一说“寡伢日”，我便明白了就里。过去，尤其是解放前，因为医药卫生条件的落后，当地妇女都是在家自行分娩，由于消毒不彻底或护理不当，婴幼儿的成活率非常低。小孩子死亡后，家人认为死去的小孩是与自己无缘的“化生子”，找几块木板钉个匣子草草掩埋后还要在上面扑个箢箕，意思是使其不能往生再祸及下一个。

   准备工作做好后，俩人便动手将那长得差的树砍掉，留下长得粗壮笔直的加以修整，让它继续生长。

    砍下的树，稍大的便逢中劈开成两半，然后，在自留地的四周打下一排排桩。将那劈开或没劈开的小树，用藤条捆扎牢实在木桩上。经过一早上的努力，围档的栅栏，便大功告成。

   没想到过后不久，大队召开“掀起新的一轮‘农业学大寨’高潮动员大会”。会前，特意安排了一个“新人见面会”，在会上将父亲隆重推出。另外，还将原来的几位“老同志”拉来作陪。

在开批斗会的先天晚上，按照上次抄家时公社武装部长的规定，我陪父亲前往大队“学习、汇报”。当我蹲在大队部门口等待在里面学习的父亲散会时，碰上了来大队检查工作和主持第二天动员大会的公社张书记。张书记可能从我虽然破烂但还是不同于当地青少年的服饰上判断出了我的身份，于是在走到我面前时停了下来问道：“你是陈登的儿子？”

尽管见到这位能主宰我们一家人命运的“土皇帝”我有几分畏惧也有几分慌乱，但我还是努力平静地答道：“是。”

“你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你父亲过去做过一些什么事你是知道的？你要站稳立场，同他划清界限！”

“是。”

……

“你觉得你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的话一出口，就把我逼到了一个两难的境地。违拗了这位“土皇帝”的意志，今后，我、我的一家的命运可都掌握在他的手上；可是，父亲是赐与我生命和给予我无限关爱的最亲的亲人，也是我从小尊敬、崇拜的人，对于父亲我也是绝不会背叛的。尽管我的回答可能会影响我的一生，甚至有可能遭到无情迫害，但我还是说出了心中的话，回答道：“作为父亲，我觉得他是一个好人！”

说完后，我迎视着他的目光，希望看到他对这句话的反映，但是我失望了，他的脸上仍是一副目无表情的严肃，得到我的回答，他转身走了。在这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始终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等待着有可能降临到我头上的厄运。但是还好，担心、恐惧中的打击没有到来，却听到了一个让我安心的消息：他调走了！

   这时，父亲低着头，站在主席台前，接受着贫下中农代表的轮番批斗。讲句老实话，父亲虽是“阶级敌人”，平生却与这里的人们素不相识。也许，有大部份的人是在父亲登台亮相后，才认识这么一个老头的。因此，对他的过去---粗鲁点讲，叫作“卵都不晓得一筒”。望着父亲慈祥、谦恭的态度，实在也激不起他们所谓的“阶级义愤”。

   但是，不上台“意思意思”，会让主办者下不了台，自己也就会跟着过不得“门”。（当然，也有利用这个机会，这个舞台，图表现，显积极的人---如大队治保主任，疤瘌眼覃功德之流。覃功德，人又长得丑，斗大的字又不认得一箩。搭帮当了几年兵回来，好不容易捞了个大队治保主任当当，平时一脚泥一脚水在生产队挣工分，当了干部又可以在大队拿一份补贴工分，合二为一，名利双收，几多好。尽管有时吼了别人几句，也会遭人侧目而视，但更多时侯还是受人抬举、恭维。你说不抓住这些机会表现一下，“黄鼠狼打拳---露一小手”。如果人家说他不积极，丢了这份差事，几多划不来。）于是，一个个装着义愤填膺的样子，走到父亲面前。但是，所说的话，却都是空洞无物的官话、套话。唯一有实据的：就是前段时间砍了那几根树、挖了屁股大块土的所谓“毁林开荒”。而在作为木材主产区的那个地方，像那样的几根鸡巴卵样的小杉树。一般，人们做柴烧都嫌不熬火。

     所以，当一群大大小小的领导和贫下中农代表所说的仅仅就是这么一点鸟事，人们看稀奇的热情也在渐渐消减。主办者看到这种情况，怕影响下面的正式会议，便草草收场，言归正传。

先天晚上与那位书记大人对了话之后，随后从父亲的口中又得知了第二天将开他的批斗会的消息，我的心也渐渐横了起来。心想，如果明天哪个在批斗会上打了我父亲，老子就会要报复；就会要报仇！不排除拿把斧头去砍开两个脑壳，就算抵命也不要紧，反正我兄弟多，少一个也不要紧。所以批斗会开始前，我便早早地在会场靠前的地方找了个位置坐下。当批斗会开始后，我对会场内的举手喊口号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我的双眼一直紧紧地盯着父亲和他周边的人。但是幸运，尽管走上台的这些人一个个似乎义愤填膺声色俱厉，从头至尾却始终采用的只是文斗而没一个人动武，而且更值得庆幸的是，也不是这一次没有动武，在以后的无数次批斗中也没有人动武。事后究其原因，我想，绝不是因为陈登的面前坐了个虎视眈眈地儿子，而是因为我们与当地的这些人们既没有个人恩怨也没有利益冲突所至。想当初土改时期，对于那些怀疑藏匿了金银财宝的地主、富农，为了逼他们交出财富，打个半死后反剪双手吊在梁上下面烧火薰烤、大冬天跪在砖头上往头上、颈窝里一桶桶浇凉水的事，那可是不乏其例。

    到了下茅塔之后，我们深切知道，挣工分才是我们能够生存下去的唯一方法。因此，父母和我都积极投入了生产队的生产劳动。就连八、九岁的四弟，父母也向队长提出，是否能分条牛看养。可是队上统共三条牛，目前都由家林家看养，他家又是队上最大的超支户、困难户。分条牛出来，势必减少他家一条牛的工分---那他家肯定不会同意。此事，只得作罢。

    将两个小的放在家里，父母不放心。因此，出工时便“全体出动”。我们在田里、山里做事，两个小弟便在旁边捡柴、扯野菜。收工时，便将他们和我们工间休息时砍的柴和扯的野菜，一并背的背,扛的扛---带着回家。有时为了争取时间到自家的自留地或做别的事情。我只好撇下他们慢慢走，我独自去忙我的事。

   这天，我一个人刚到家，阿婆（队长母亲）给我送来一封大哥从江永寄来的信。在这举目无亲的穷乡僻壤，能够收到一封从外面寄来的信已足够我们兴奋好多天，何况是自己的亲人来信，欣喜之情自然难表，只差没跳段“啦哆唻咪”了。难怪，一首“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诗句，能够流传千古！尤其是，信中说：他已经约好二哥，过段时间准备携妻女和他一起来我们这里过年。并视情况，如有可能将户口迁来，一家人团聚在一起。

   大哥的这封信，像一颗“重磅炸弹”，将一家人炸得心花怒放。正如：《小二黑结婚》中的插曲---《清粼粼的水来蓝莹莹的天》中，歌词所唱的……我前晌也等，后晌也盼。坐也坐不住，站也站不安…….每个人---每天都在掰着手指计算着亲人的到来时刻。

   就在手指都快要掰断的时侯，腊月二十几的一个傍晚，我们终于迎来了我们的亲人---两位挑着行李的老兄和怀抱着侄女的嫂嫂。一家人，顿时沉浸在无比的欢乐和幸福中。

    可是，一家人见面的欢乐刚揭幕，二位老兄看着头发长长、胡子拉渣的父亲和面容憔悴的母亲以及几位衣衫褴褛的弟弟。二位老兄眼眶一红，禁不住“叭哒---叭哒地掉下眼泪来。母亲以为兄嫂在路上受了委屈，也跟着掉起泪来。于是，一家人，子拥父、母拥子、兄拥弟，哭成一团。还是嫂子沉着镇定，抱着侄女在一旁好一番劝慰：“算哒，算哒。一家人好不容易才见面，应该高兴才好。”于是，一家人又破涕为笑。

    亲人的到来，给我们家增添了无穷的欢乐。父亲和大哥健谈和擅长拉二胡，母亲和这些兄弟都爱唱歌。所以一到夜晚，我们家就成了欢乐的海洋。抄家后与我们家稍微保持一点距离---怕受牵连的人们，这时也禁不住诱惑，慢慢地聚拢来。因此，我们家便充满欢声笑语和琴声悠悠……

   幸福总是短暂。

    转眼就到了大年三十。一家人，在一片欢乐、祥和的气氛中吃完团年饭。便在大哥的一曲欢快地二胡独奏《赛马》中，拉开了狂欢之夜的序幕，不会拉的就跟着旋律哼，总之，人人参与。大哥拉了一阵，将二胡让给父亲。父亲便拉起了他老家的广东音乐《彩云追月》，之后，又是《花好月圆》、《梅花三弄》，而拉到《苏武牧羊》时，气氛便开始凝重。最后，琴声歌声在《松花江上》的末尾：

    爹娘啊，

    爹娘啊，

    什么时候，

    才能欢聚在一堂？---嘎然而止。

   如诉如泣，悲壮悲愤的歌声将我们拉回到现实当中……

   经过几天的了解和家人的共同商量，最后的结果是各归各位。其理由有三：

    一、下茅塔的各方面条件比江永差，比宁乡更差。

    二、下茅塔只有这么多田土，承载不了这么多人。

    三、也是最主要的：文革中，有些地方采取了极端做法，在杀尽阶级异已份子的口号下，有的四类份子一家被杀光。为了避免此类悲剧重演，有必要采取“狡兔三窟”的策略，以免到时被“一锅端”。

   既然不能长留，过年后即将各奔东西，骨肉分离在所难免，生离死别的阴影，此刻，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心头。尤其是，为了减轻我们的负担，也为了能够帮大哥大嫂带看小侄女。决定，让与我朝夕相处、同衾共枕的四弟，跟他们一起走。

    亲人离去的时刻来临了。吃过早饭，母亲将带在路上吃的干粮，塞在两位哥哥挑的行李担中。在父母一番千叮咛，万嘱咐的话语声中；在一家人一路走好的祝福声中，几位亲人，便一步一回头地挑着行李离我们而去。

   我们站在高高的山头，一直目送着一步步远去的亲人。我在心里反复告诫自己：不能流汩，不能流泪！我若流泪，那会让母亲更伤心。可是，当亲人们的身影，最后隐没在山下转角处的那一瞬，一股强烈的离愁别绪，猛然涌上我的心头，眼睛一红，止不住就“呜呜”地哽咽起来。回头一看，父亲也像我一样，在哽咽着，一双眼睛红红的。母亲，则早已哭成了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