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 丁纪实文学《走过炼狱》片段选载——防汛队里的李金花老头

回复 1# 乙丁

乙 丁纪实文学《走过炼狱》这本书我一直没有得到，是从天要下雨网友介绍下萌生了想看这本书的。况且文革时期我去过文章中说的劳改农场，在那里住了半个月左右，目睹了作为劳动改造释放后成为“就业人员”的生活、工作情况。我记得那里做菜用的食用油是棉花籽压柞出来的油，颜色呈褐色，那时我虽然也就18岁左右，看那些就业人员都不像坏人，并悄悄地问他们犯的什么法，有人告诉我他们80%是政治犯，也许是释放后无家可归或者不想连累家人者。（看楼主6楼的文字才知道原来不是这样的哦）
文章中说的李金花老头 可能已不在人世了，乙丁朋友将他”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君子不受嗟来之食“的故事说出来，正如乙丁朋友所讲的是骨气；宋人献玉，子罕弗受的故事讲的是清廉高洁；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讲的是知恩图报。这些优良品德通过文化的递传，我们一代又一代继承了下来，且往往表现得根深蒂固和熠熠生辉。

回复 1# 乙丁

   （走过炼狱）是正式出版书籍里难得见到的精品，可惜发行量小，很多人慕名想读无法得到。谢谢乙丁为黄埔栏目增添光彩。

回复 4# 燕归来

        谢谢朋友们的赏读。其实拙作《走过炼狱》够不上较高的文学水平，我前段读了金穗转赠我的杨小凯《牛鬼蛇神录》，那才真正是极有价值的书，非常值得好好读读啊！

        《走过炼狱》中所记录的只是我少年时代随父母在那个劳改农场生活的片段记忆，是我参工后（八九十年代里）工余中偶有想起少年时代的苦难，便断断续续在日记中记下的零星回忆文字，起初根本没想到要成书出书，后来，写下的多了，自己也好多次流泪，又被一些朋友们读到，力促我整理成书。但毕竟那段生活时代我还很小，阅历和见识还很少，认识又肤浅，且至成书时我还未与大多过去的农场少年朋友联络上，故此，书虽然写成了，但不仅素材内容很单薄，且缺乏思想深度，正如我的许多当年的少年同伴读到了该书后批评的那样：你写的远远不够深刻，当年农场里许多比你书中更大更悲哀的事情你都没有写出来。我现在有心搜集材料重写，但又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只能留下遗憾！今应燕归来大姐之邀，选几节发上，还望朋友们不吝赐教！

乙 丁纪实文学《走过炼狱》片段选载

修防会里的人和事

    所谓修防会，便是专管大堤防汛守护工作的。父亲那年头还未过50岁，加之他身材高大，便被当作强劳力使唤，分配在一个护坡组里。护坡即是用麻石和水泥板砌大堤外坡防护面，一个护坡组有十来个劳动力，几个石匠出身的就业人员便专做砌的技术活，我父亲与另几个人没石匠技术，便只能干抬石头和水泥板这样的重活儿。其实护坡都是重活儿，麻石轻一些，最重的一块也不过一两百斤，但水泥板就重多了，一块有三百多斤。即使是砌的工序，也不轻松，但是抬，则便是最重最累最苦的了。两人搭档一根杠子，三百多斤重的一块水泥板，抬着上坡下坡。堤坡很陡峭，不是真正身强力壮的汉子，是绝对吃不消的。可我父亲，这种活儿，一干就是三年整，现在想来，还真不简单的，因为父亲原本是知识分子出身的人。

    修防会是个大单位，但究竟有多少人，那时候我年纪还小，不能知晓，只记得光是带家属的就业人员就有二十几户，还有一些干部家属，还驻着一个班的公安武装。当然干部们和公安们是不跟就业人员混杂住在一起的，他们住在堤上，居住条件也自然要比就业人员好些，屋顶盖的是红瓦，墙壁是用篾片织结成的，跟我们原来在新闸口住的房子墙壁，基本上一个样，墙内外面各糊了一层泥巴，再涂上一层石灰浆料。而就业人员及其家属则住在内坡堤下，单身工统一住在几栋长长的大工棚里，家属们单独有一栋也是长长的、宽大的茅棚，每家住一间。房顶是稻草盖的，墙是芦苇扎的，内外只是各糊了一层黄泥巴，再用石灰水刷了一下。还有，干部们有干部小食堂，就业人员有就业人员的大食堂，我们家属户，饭也一般放在大食堂里蒸，自家只炒菜，油依然按定量每月里去食堂里称回来。

    职工们（那时人们习惯上称就业人员为职工）劳作和休息，基本上是实行半军事化管制的，按时吹号。修防会那个号手也是个职工，我记得他当时身体很瘦弱，颧骨高高的，年纪应在40岁左右，听人说，他劳改前原是个号兵。每天天微亮，“嘟哒哒嘟……”，他的号声就吹响了，人们便在他的号声的催促下开始了一天的劳作、休息和生活。我们在修防会住了三年，从1962年秋到1965年秋，那号声也就伴随了我们三年，似乎还跟我们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因为1965年以后我们搬到第五大队，那里不再吹号，而是靠打钟，没有了号声，我们似乎有了一种失落感。

    在修防会里，我们又新结识了许多人，其中有好几个是我们耒阳的老乡，也有不是我们老乡的，但都跟父亲关系很好。他们工余歇息时间，便常来我们家走动。这些人中间在我的记忆上，印象较深的一个是黄克武老头，他与我们同姓，年纪又比我父亲大，父亲便令我们叫他伯伯。黄克武老头当时没有家属，是一个国民党的旧军官出身，被判刑劳改，据说就是因为“历史反革命罪”。但这老头儿身上却有一桩怪事。所谓怪事，就怪在他是一个国民党的军官，可他的儿子却是一个解放军的军官，还据说官阶还不小呢。父子俩一黑一红，成了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儿子还早已宣布与他脱离了父子关系。可是令我们感到不解的是，那儿子却又要在每年的中秋节前给他寄一小箱月饼来。不过，所寄的也就只限于月饼，诸如书信之类的他物便绝对没有。老头儿很喜欢我和细姐，他每当收到儿子的月饼时，便要送来几个给我姐弟俩吃。那月饼很好吃，是那种比较贵重的奶油饼。黄老头的这事儿，或许就是那个特殊离奇年代里的一个特殊离奇的故事吧。1965年我父亲由修防会调到第五大队，我们全家便自然也搬去了那里。而过了没多久，大概是1966年吧，黄克武老头也被调去了第六大队。我和细姐到过他那里几次，那时他很老了，至少有60多岁，干不了重活儿，便被安排在大队部打扫卫生。我们几次见他时，都是见到他握着长长的竹枝扫把在队部周围扫地。

    在修防会的那段时期，印象较深的人还有一个。但我这说的印象较深并不是说很熟很熟，其实我一直不知其姓名，也包括其底细。这人留给我较深的印象是因为常见他去食堂打饭途经我们家属棚时，他手里端的那个大饭碗外边非常醒目地印着几个字——“小人有母”，这字儿似乎是特别烧制在碗外边上的。我曾好生奇怪，亦不明白这小人有母是何意思，便问父亲。父亲告诉我，这几个字有一个很好的故事，说的是中国古代有一个国王，他的母亲偏心眼，只宠爱小儿子，还与小儿子串通起来夺大儿子也就是这个国王的位，结果国王把弟弟打败了，一气之下，还把母亲打入冷宫，发誓说不到黄泉便再也不见母亲的面了。国王手下有一个官儿，本是个孝子，便想办法来劝和国王母子俩。在一次国王赐宴的时候，他向国王讨几块肉让他带回家里去，国王问他这是为什么。他回答说：“小人有母，但我母亲常年呆在家里，从没吃过国王您赐的这样美味的菜肴，我这想请您准许我带几块您赐的肉回去孝敬我的老母亲。”国王为之感动不已，深悔自己发誓不到黄泉便不认母亲的事。那官儿便给国王出了个主意，挖一条地道，让国王和母亲在地道里相见，因为地道相见可以理解为黄泉之下相见了。从此，那国王便与母亲和好了，既做了一个言而有信的好国王，又尽了人子之孝道，遂成一段佳话。这便是小人有母的由来之所在。我听了父亲讲的这段故事，受到深刻的教育，懂得孝道是一种美德。故而，这段少年中的往事一直深刻地留在我的心中，叫我历经三十多年了还没忘却。至于这个故事原原本本的出处始于古书《春秋》和《左传》中的“郑伯克段于鄢”，那倒是我成年参加了工作以后才从古文的自学中学到的。

    按理说，任何罪犯，一旦他刑期服满出狱，国家就该还其公民身份，让他享受公民应享受的一切权利，包括政治自由权、人身自由权。然而，这在那个左得出奇，荒唐的年代里是没有的事。建新农场里的就业人员，依然被迫接受着严厉的监督管制，接受着强制性的劳动改造，根本没有政治自由，包括人身自由，不允许参加公民可以参加的任何政治活动，与服刑中的囚犯并没有多大的区别，惟有不同的是解除了军警武装的枪口直接看押，不再囚禁在装有高压电网的高墙内的囚室里，并有了一点低微的劳动报酬工资（每月里一般为22元5角），有的人还被酌情允许带家属在身边了。但你若有被认为越轨的言行举止，便要被轻则关禁闭，戴手铐，重则捆绑批斗毒打。因此，就业人员中便不时有人不堪忍受继续的虐待而自戮自杀的。记得在1964年里，修防会便有一个姓张的60多岁的老就业人员，有一天被干部叫去训了话，他害怕批斗挨打，便于当天晚上吊死在野外菜园的窝棚里。次日被人发现，干部便在职工大会上讲，这是他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与党和人民为敌的可耻下场。还有一个名叫王博文的我们耒阳老乡，当时约30多岁，脸上有几颗麻点，人称“王博文麻子”，只带一个侄儿在身边，记得其侄儿还跟我一起读过书。王博文脾性高傲，能言善辩。据说是“右派”再加码“反革命”劳改的，划右前是部队新闻工作者。1964年里他上万言书给毛主席而事发，被批斗了一个晚上，干部说他的万言书“恶毒攻击总路线三面红旗”。次日人们发现他上吊自杀了。王博文死后，其侄儿被亲父接回老家去了。另外，职工这一称谓，按说是不带任何政治感情色彩的名词，但在当时的建新农场里，它却是一个带政治贬义色彩的名词，它的准确含义可以诠释为“刑满留场继续接受强制性监管劳动改造的就业犯”。

    修防会所驻守的这条大堤，便是建新农场的一条主干堤。队部驻处的这个名叫老闸口的地方，便有一个承担着汛期溢洪消渍及引水灌田任务的主闸口，闸口近旁便又驻着农场里的一个水产队。水产队是专门养鱼捕鱼的，洞庭湖的汛期，是水产队最为繁忙的时节。水产队的职工忙不过来时，便请修防会里的职工家属帮工剖鱼和晒鱼，帮一天工给八毛钱工资，还允许将鱼籽鱼杂带回家。我母亲便常去水产队帮工，几乎每次都能用一只小桶提些鱼籽鱼杂回来，煮了或蒸了给我们吃，跟水产队里的人熟了，还偶尔地在桶子里的鱼籽鱼杂里埋一两条斤把重的鱼来，那些熟人见了，他们也会装作全没看见，做个顺手人情。

除了汛期去水产队帮工赚点钱之外，平时我们母子们还可承包到一点给大堤碎石子的活儿做，石子便是用来浇灌护坡水泥板的。那时候，我和细姐还没有能够上学，过了1962年，又到了1963年秋季学校开学的时候，至这时，我们姐弟俩实际已休学了两年。我们无时无刻地不在渴盼着能够上学，父亲便在这个时候，把我们送到了农场子弟学校上学。

    1964年秋后的某一天，本来算是渐渐归于了平静生活的我们家，却发生了一件几乎如同地震般的事件。记得那是在那一天下午收工的时候，甘干部交给我父亲一封信（此时，甘干部他也来到了修防会，而且仍然负责我父亲等一茬子就业人员的管理工作），父亲接过信的时候，我正在场。我和父亲一看信封上熟悉的字迹，便知是我那哥哥寄来的。哥哥是1962年大学毕业的，毕业后便一直在衡阳工作。他大学毕业时，曾来到过建新农场一次，探望父母和弟妹，而后也一直很关心家庭，孝敬父母。这在那个时期，可以说，哥哥是我们这个忧患交困的家庭中唯一希望之所在，更是父母亲的骄傲和安慰之所在，是唯一能支撑他们精神世界的力量源泉。哥哥每一次写信给父亲，信封上总习惯在父亲的姓名后面郑重地写上“父亲大人收”，而父亲每每收读到他的信时，脸上总会透出一种欣慰和高兴的神采来。虽然当时我年小不能懂得太深，但现在想来，父亲的那欣慰和高兴的神采，是体现着一种亲情，一种亲和，患难之中的父子情啊，比什么都珍贵！然而，哥哥的这一次来信，从信封上对父亲的称谓便足以让不仅仅是父亲了也包括着我在内，大大地吃了一惊，他居然一改常规不再在父亲姓名后面写上“父亲大人”四个字了，而是直截了当地写上“黄用中收”。父亲赶紧撕开信封口，从里面抽出一张信纸来展开，这便更叫他瞠目结舌。哥哥信里不仅是直呼父亲的姓名，还公然地称父亲为“老反革命分子”，声言从此与父亲脱离父子关系，断绝与家庭的一切联系，他将不再是父亲的儿子，不再是这个家庭中的一员了。

    哥哥的这封来信，对父亲的精神打击和伤害十分惨重，父亲一生经历过许多的坎坷和磨折，经受过许多痛苦和伤悲，但每一次他都挺了过来，可这一次，他的痛苦之状，伤悲之状，足以让他的精神彻底崩溃，他哭着吼着，冲着母亲大叫大喊，整张脸都扭曲了。然而，可怜的我母亲，内心痛苦和伤悲的程度又哪能比父亲小，比父亲轻。当天夜里，她趁我们都睡了以后，便一个人偷偷摸到近处的内湖投了水。或许由于上苍可怜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家不能再有更深更大的悲剧发生了，便让了一个人偶然撞见了。这个好心的人见有人投了湖，立即大声呼喊，引来了许多人，将我母亲从湖中捞了上来。我可怜的母亲便又再一次死里复生，历过悲痛的一劫。而哥哥也就从此之后，将近有五年的时间真的与父亲与家庭彻底地断绝了一切联系，我们的这个家庭，也就似乎没有了这么一个人，父亲也从此不再在别人面前提起他的这个儿子。想不到发生在那个黄克武老头身上父子革命的事情居然也在我们的这个家中发生了，这或许便是那个特殊年代中的中国社会特产。

    当过了五年，哥哥在我们从岳阳回到了老家耒阳之后，再重新与我们恢复联系时，不仅父母亲还有我们做弟妹的，都不再重提这段痛苦的历史，因为我们谁都想通了，那是不能太责怪哥哥的，他当时的政治处境也是非常艰难的，当时那么做也一定他有难言的苦痛。“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那句口号，我记得就是1964年里喊出来的，在这句极左思想口号的带动下，国内所谓的“阶级斗争”的弦便越绷越紧，所有的所谓“出身不好”者皆如惊弓之鸟。只是有一点，哥哥至今尚不知晓，因为他的那一封信，当年几乎断送了含辛茹苦养育了他的母亲的一条命。

    上述的这个情节便是我家1964年里的一段悲伤史。这一年，在修防会我结识了一位少年朋友，他叫伍小戈，跟我仿佛年纪，我们同在农场子弟学校念书，且同一个班，上学放学常常一起走。他父亲叫伍大希，矮矮胖胖的。听父亲他们说，伍大希是个“大右派”，划右前是湖南省教育厅的干部。我父亲也是个“右派”，但不是“大右派”，划右前只是个小学教员。我便想，小戈的爸爸一定是个大知识分子，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小戈他们一家似乎比我们晚来修防会一些，他有个奶奶，还有一个姐姐伍斗之和一个弟弟伍砺矛。他和他弟弟砺矛都是小小的个子，可小巧身材的伍小戈却很聪明伶俐，读书很行，而且还爱画画，似乎忒喜欢画军舰，画奔马。那时候，我读书成绩也很好，也很喜欢画画，但我偏爱画人物。后来，便是受了他的影响，也画起军舰来，但马我却老是画不好。记得有一次，我画了一匹奔马，自己老觉得不满意，小戈便给我的奔马四个蹄子后各加画一个梅花状溅起的气浪飞尘，又在奔马上方加画一朵云彩，一下子，这幅图画便好看多了，真有些儿像一幅蓝天白云下的奔马图了。小戈还有一个嗜好，午休时间喜欢为别人掏耳。他自己常备了一个耳挖子，午休了，我们躺在课桌上，他便忙开了，捉住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的耳朵，一个一个掏你的耳朵，甚至不管你乐意不乐意，你不乐意，他也得要按住你的头揪着你的耳朵掏。他掏耳可谓技艺炉火纯青，叫你耳朵痒痒的，舒服不过了。

    小戈告诉我，他妈妈在他爸爸划成“右派”劳改后，便与他爸爸离了婚，爸爸刑满就业后，他们姐弟们才和奶奶一起来到爸爸的身边。我和他及他弟弟常玩在一起，我有时去他们家，他和他弟弟有时也来我们家。去他家时，常见他父亲在辅导他们学习。记忆中的他父亲似乎对他们管束很严，不准他们贪玩。因为每去他们家，我见到的情景多是小戈和他弟弟趴在门口的一张小桌子上或是屋里的床沿边写着作业画着画儿什么的。同时在我的记忆中，小戈父亲又是个慈爱的父亲，非常宠爱自己的儿女们，我经常见到他父亲在为他们洗衣，好像生怕累着了他们。

    1965年我们搬到了五大队，后来小戈他们家也搬去了七大队，这以后，我和另一个要好的同学文福安还去过他们七大队的家里玩过一次。再是1968年的时候，农场传出消息说，小戈的姐姐伍斗之在试验站里，带头组织就业人员子女造反派造反，被政法机关抓起来了，人们说，她可能要被枪毙。1968年冬我们回乡时，据说伍斗之还没放出来，再而后，我们便不知道他们的任何消息了。

    这一晃，就是三十二年过去了，我常常怀念当时的那些童年幼伴，自然包括小戈在内。有一天，我偶然从《湖南党史》杂志某期的封面上看到一个“伍大希血与火的人生”标题，不禁惊讶不已。“伍大希”，一个多么熟悉的名字呀！难道真会是他？我赶紧翻开杂志细读文章文字，才知道，果然是他，是他老人家。还有连带刊登出来的那幅幅照片，真太令我熟悉了。往事如昨，恍惚眼前，我激动不已，因为我这又得知了一个当年的患难知交的消息。

    从《湖南党史》的那篇专访文章中，我才得知，小戈的父亲伍大希先生原本是闻一多、李公朴、朱自清等人的高足，解放前西南联大的一位学生运动领导者，解放后曾任湖南教育杂志社副总编辑。只因在1957年的“大鸣大放”运动中说了几句过激的话，便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落得个判刑劳改，妻离子散的悲惨下场。二十二年的漫漫长夜，白驹过隙，人曰弹指一挥间。不错，如今反也平了，职也复了，但“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嗟乎，我们除了哀叹岁月的无情之外，除了诅咒那个左得出奇，荒唐得出奇的年代之外，还能说些什么？要知道，在那个年代里，曾有过成千上万的、本是国家栋梁民族精英的知识分子或别的人士惨遭荼毒甚至摧残至死啊！据说，两千多年前的焚书坑儒，烧的不过也就只那么几百册书，死的也不过就是那么几百个人。两千多年以后的二十世纪后半叶，发生在同样的一块土地上的那一幕又一幕的，都以知识分子为祭坛先驱的悲剧，我们未来的史学家们，你们打算怎样刻写这一页？更是今天的人们，我们该怎样来反思就发生在昨夜的这一页？

 《走过炼狱》片段选载—— 董家悲剧

    当我今天开始回忆这个故事，开始整理我的写作思绪时，我的心情是十分沉重压抑的，更是十分悲切的。因为这个故事是我在建新农场那个劳改农场生活的七年中，所经历过的、所见闻到的许多悲剧故事中最为悲切的一个了。我觉得，我今天来写出它，比之我这里所写出任何一个故事所担当的社会责任感都要重得多。我有必要以纪实的手法如实地再现那当年的一幕幕，告诉今天的人们，让今天的人们去深思一下，我们该从这个悲剧故事中吸取一些什么东西？更有必要让当年经历过这类悲剧的人们特别是曾经亲手制造了或者说直接和间接地参与了制造这类悲剧的人们反思一下，你们当时为什么要那么做，为什么会丧尽天理，丧心病狂地去以整人为乐事，以摧残别人而后快？你们今天该不该忏悔和赎罪？

   上面这些话，自然是后话了，那么，现在还是让我从头开始来讲述这个故事吧。

    农场第五大队的职工家属，大部分是1965年以来从农场其他单位搬拢来的，譬如我们家，还有戴惠英叔侄以及一个名叫胥伯堂的伯伯家，便就是从修防会搬来的。我的同学文福安、刘铁汉等人的家也搬来了这里，还有在子弟学校教了我不长时间图画课的彭老师的一家，也来到这里。这以前，我并不知道彭老师也是个就业人员。彭老师的儿子叫彭铁锚，似乎是1965年与文福安的哥哥文恭安、胥伯堂伯伯的儿子胥建文等人一起招工去了涟源斗笠山煤矿。

    1966年冬，我们隔壁住进来了一户董姓人家。董家是个残缺的家庭，一个父亲带着三个儿女。父亲名叫董其华，矮矮胖胖的身材，人们背后称他叫“董矮子”。

    董矮子原本是有过一个老婆的，而且还是个挺漂亮的女人（此说沿袭我母亲她们那帮家属们当时的话语）。1966年冬，董矮子的老婆把三个儿女从家乡小城里送到建新农场五大队来。因为他老婆当年在他判刑劳改时与他离了婚，弃他而去另嫁了别人，所以董矮子耿耿于怀。当老婆送了他的儿女们来到他身边时，他便只接纳了儿女，而视他过去的这个女人如同仇人一般，不理不睬。当初，儿女们没来，他是住在单身职工大工棚里的。这会儿，老婆送了儿女们来，大队便给他在家属区的我们这一栋茅棚里，分了一间屋，也就是与我家隔壁的一间，我们两家便日后成了邻居，而且是很要好的邻居。当时，老婆送了孩子们来到这里，董矮子接了，便把孩子们安排妥帖住下（当然他那老婆也就暂时性地与孩子们住在一起），自己仍回大工棚吃睡。直到待老婆回老家去后，他才将铺盖从大工棚里搬来和儿女们一起住。

    听我父亲他们说，董矮子原是某县的教育科长，大学毕业生，还在读大学时就参加了共产党地下组织，是个老地下共产党员。解放后自然就成了革命干部，可是到了1957年 和1958年的“反右整风运动”中，不知是说错了什么话还是做错了什么事，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也被判刑劳改。刑满后，便被留场就业了。这在当时我们住在一起时，我就老是觉着，董矮子不像是个反革命分子，他对共产党和毛主席很忠诚，从来就没听他说过一句对共产党和毛主席不满的话语，就算他落魄到那个时候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他还没有丝毫动摇。譬如说，在他家的那个小书架里，便摆着厚厚的一本一本的《毛泽东选集》之类的政治书籍，他的经济状况自然也不宽松，但他却还订阅着《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我们常常见到他工余工休中，戴着一副眼镜，聚精会神地阅读着这些书籍和报刊。

    其时的董矮子大约是40多岁。他三个儿女分别叫董子康、董子妤、董子壮。董子康为长，董子壮为最小，都是男孩，唯老二董子妤是个女孩。董子康比我年龄稍大一点，大约是大过一两岁，长得高高的个子，当时他也不过是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但从他的身高这点看，不知底细的还会以为他至少有十六七岁了呢！而奇怪的是他的妹妹和弟弟不像他那般长得高，董子妤当时也有十一二岁了，董子壮也有八九岁了，却似乎太矮太小。后来，我们玩得很熟了，便问他。他的回答是，他幼年时，家里的营养条件好，他吃得饱又吃得好，所以他自然体格强健，也就长得比妹妹和弟弟要高一些要快一些了，而弟妹们生长时的家庭条件就很苦了，故而自然就比他矮小得多了。对于他的这番解释，我们听了总觉得不足以自圆其说，然而，这毕竟不是很值得我们关注的事体，大家一起说说，议议，没说出个议出个实在的道理来，也就没人去管了。

    1966年的上学期末，我被一群干部子弟毒打一顿，赶出学校，从此失学闲在家里。记得大概就在这年秋后，农场试验站从就业人员子女中招收青工，年龄限在14周岁以上，每月工资14元。当时，我还只有12周岁，身体虽然比较瘦弱，但长得比较早，高高的个子，看上去年龄似乎要比实际大一些，一些13、14岁的孩子甚至没有我高。于是，我假报年龄，说成是14岁了，与文福安和刘铁汉等几个好朋友一起去报名，结果我和刘铁汉被录用了，文福安便因为个子比我矮些而打了出来。不过，没过多久，福安通过关系也还是进了去。

    次年春，董子康也被招进了试验站当了青工。我却只在试验站干了不足半年之久，便因年纪实在太小，体力不支，只好辞工回家。而董子康则由于身体强健，人又长得特高，便被留下。再到1968年时，他又被正式招工进了农场机务队当了拖拉机手。我们一起还在试验站时，每逢礼拜工休，我和文福安便回家去，而董子康却极少回去，呆在试验站玩。几乎我每次重返试验站，董子康的父亲董其华都要托我带一张小纸条给董子康，由于带得多了，故我至今还能清楚地记得纸条上所写的内容。纸条的内容为：

    “康儿：不要去水塘里洗澡，更不要下水去游泳，切记切记！爸爸至嘱。”

    为此，我常跟董子康说：“你爸爸对你真够关心的。”他也常对我说他的爸爸确实对他很好很好。

    也就在1967年下半年的时候，董子康的母亲再一次来到了农场。这次来，还带来了一个一岁的小男孩。这时候，我们才进一步知道了他们家的一些内情。原来是董子康的母亲跟董子康的父亲董其华离婚时，并没有征得董其华的同意，便单方面办理了手续。后来又改嫁了别人，并与别人生下了一个孩子，即现在带来的这个小男孩。这一次来，是因为后夫死了，她便来到农场投奔董其华，意欲与他复婚，一家人再破镜重圆。可是，就因为离婚又另行嫁人的事，董其华便恼怒不过，耿耿于怀，坚决不肯原谅她，作覆水重收的事。由于我们两家是邻居，而且关系又很好，董子康的母亲便跑过来央求我的父母为他们说合。我现在还比较清晰地记得她的模样，较高挑的身材，瘦瘦的，一种命运不好的女人才会有的那忧愁的神样儿。即使笑，也很勉强，总像强做出来的。她几乎天天要过我们家里来，同时经常哭着跟我父母说话。看了她那苦命的样子，我们一家人都同情她，怜惜她，我父母便苦口婆心地做董其华的工作，劝他接受他的这个妻子。可董其华就是毫无回旋的余地。我记得有一次在我家里说来说去，我父亲便发火了，手指戳着他的鼻子大骂起他来。而董其华却丝毫不让步，也对着我父亲吼开来：“你当年划了右派劳了改，你老贺带着细崽细女也同样苦不堪言，可老贺为什么就不跟你离婚？老贺能熬了过来，她为什么就不能熬过来？这样的女人我董其华还要她做什么？”董其华说的老贺即我母亲。

    董子康母亲来的那段时间，自然要和儿女们住在一起了。但自从她来后，董矮子便卷起铺盖又搬回到单身职工工棚里去了，吃住全在了那里，很少再回家属区的这个家来。董子康的母亲在农场住了一两个月后，只好只身重返家乡。

    这后来，董子康董子妤兄妹都跟我们讲了，其实母亲当初跟父亲脱离是迫不得已的。父亲划右劳改后，他们的母亲也被所工作的剧团开除了公职，当时他们兄妹仨都还很小，弟弟董子壮还未满周岁。母亲失去了正式工作，只得靠给人家补洗衣服赚点钱养活自己和儿女。他们有个姑妈就在那里，但姑妈家日子也紧张，拿不出太多的东西来接济他们母子们。母亲后来实在熬不过来了，才不得不离婚改嫁，给自己和孩子们找条活路。然而，母亲另嫁的那个人，没过上几年，留下了一个刚出生的孩子，竟染重病撒手而去。这个时候，刚好董子康的父亲董其华已经刑满就业，因而她母亲便带上他们兄妹三个来到农场，想一家人能够重新团圆。

    1968年，我记得大概是春末夏初的某个日子。一辆警车驶进五大队家属区。一会儿，还没等人们反应过来，便见几个公安干警拽着董其华从家里走出来，又很快地将他塞进警车里，然后呼啸而去。紧接着，董家传出董子妤董子壮两姐弟的哭声来。有消息灵通的人说：董矮子出事了，他上万言书，寄给党中央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说文化大革命搞糟了。可信并没有寄到北京去，便在邮寄的途中被公安机关截获了。所以，董矮子这回被抓了起来。

    再而后的某一天里，家属区议论纷纷起来，说是董矮子的大儿子董子康贴了一张大字报在家属区进口的墙面上。我赶紧跑了去看，一看是董子康写的一张严正声明，声明他不是董其华的儿子，董其华只是他的养父，他的生父姓季，他原名季健明。从现在起，他要与“反革命分子”董其华脱离父子关系，恢复原名季健明，站到革命群众一边来，检举揭发董其华的反革命罪行。我和文福安等几个好朋友见了董子康的这张所谓的严正声明，不免十分震惊，想不到董家会出这种事。同时，这张严正声明也自然就解开了我们心中存之已久的一个疑团：原来董子康不是董矮子所亲生的，难怪他长得不像董矮子。董矮子矮，他所生的一双儿女，董子妤和董子壮不仅像他那样矮小，而且其脸形也很像他。也即是到了这时候，我们才知道，原先董子康跟我们说的他的高挑身材，是因为他幼年时家境优裕生活很好的原故，而弟妹的矮小是因为后来家里困苦了，弟妹没得到应有的营养所造成的这些话，全是他用来蒙我们的。

    董子康与我和文福安等人原本都是好朋友，我们谁都知道，他父亲董其华对他一向很好，尽管现在他说董其华不是他的生父，但即便作为养父，凭心而论，人家待他不薄，跟亲生儿子绝对没有两样，然而，现在养父出事了，家里的弟弟妹妹无人照管，可怜兮兮的，他居然在这种时候站出来说要与养父脱离父子关系，要革养父的命，连弟弟妹妹也不管了，我们总觉得他这样做太没良心了。但这些话语，我们几个好朋友只是凑在一起的时候，私下里说说罢了，没有谁敢去大庭广众之中去讲。更没有谁敢去机务队找董子康当面数落他。其时，他已在了机务队当拖拉机手，算是正式工人了。虽然我们那时都还不大（我时年便不足14岁，文福安大我一点，也不过就是14岁多），但我们所处的恶劣的生存环境，磨练了我们，让我们比一般的同龄人似乎要早熟了一些。或者说，我们能够深切地意识到自己的父辈们也同时包括着我们自身，是置身在一个怎样的脆弱的社会境况之中。我们就如一个壳儿脆弱的鸡蛋，是不敢与石头碰的；我们就如坐在一堆遇火就将焚烧、彻底毁灭的干柴上，不敢惹火，生怕烧身，更怕祸及全家。

    那段日子里，小小年纪的董子妤和董子壮好可怜好可怜，家里常有干部和公安来搜查，有时候，干部们还把他们姐弟俩叫去大队部盘问，要他们向哥哥董子康学习，和反革命父亲划清界线，检举揭发父亲的问题。小姐弟俩常常一天中吃不对餐，在家里一个劲地哭。

    在我家里，我听我父亲跟几个要好的朋友私下议论过董其华的事，连我那一贯不多言乱语的父亲也说董矮子太不识时务了，你现在是什么人了？明明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的，你还要去上什么万言书哪？你管得了吗？这不是自取灭亡是什么呢？

    后来不知过了多久——大概是从董矮子被抓走到这时候过了一个多月吧，董矮子回来了。怎么回的，我们不知道，也似乎没人去过问过，但就在他回来后的第二天清早，我的父亲还没去上工，我们一家人正吃着早饭。突然，董子妤一把推开我家的门，拽着我母亲和父亲大声哭起来：

   “黄伯伯、贺姨，我爸爸疯了啊！”

    我们一家人都不约而同地丢下饭碗，随董子妤一起跑去他家。见到的情景是董其华双腿盘曲，坐在床上，怀里抱着一床被单，手里捏着一根缝衣针和一根稻草，正在作着穿针状，口里不停地唤着女儿董子妤：

    “来帮我穿针，来帮我穿针哪……”

    我父亲看了他一眼，走上前，用手推了他一把，小声地却又是严厉地说：“董其华，你别这样搞，这样会吓着孩子的！”我母亲也说了他一些话。当时，我和姐姐等几个孩子真的很害怕，都不敢说话，更不敢上前，站在我父母身后，董其华那样子怪吓人的，眼睛灰灰的，黯淡无光，手不停地乱挠乱抓，像是根本就没听见我父母他们所说的话似的，也似乎根本就没有看见我们。他只顾着自己在嘴里胡言乱语。

    不一会儿，又有其他的一些人进来了，我父亲便对我母亲使了个眼色，我母亲便一把拽了我们姐弟俩回家。回到家里，我父亲便对我母亲说：董矮子在装疯。我母亲也说是这样的。但他们说过这话后，便严厉地叮嘱我们姐弟俩：“你们听了，不许在外面跟别人讲！”

    （未完待续）

回复 12# 乙丁

      上接《走过炼狱》片段选载——董家悲剧

其实认定董其华是在装疯，欲借此蒙混过关，逃避斗争打击的，远不止于我父母，当时的五大队，很可能所有的人，包括干部和就业人员在内，都会这么认定。只是我的父母决不做落井下石的事，但那些管教干部们以及就业人员中的那些所谓的“积极分子”们，便不放过董其华了。他们把他悬吊在大队部的篮球架子的横担上，双手反绑着，身子高高地悬空，只让他的脚趾头恰到好处地稍稍挨着点儿地皮，这是一种叫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折磨法。如果被悬吊的是个正常人，那他必然在挂起没多长的时间后，便要呼天叫地求饶了。记得董其华被吊在那里的时候，正值酷暑时节，毒辣辣的太阳毫不吝啬地照射在他的头上、背上和紧紧勒着的手臂上。那滋那味，自然是从来没有过这种经历的人们想象不出来的。所幸的是，董其华居然不知晓痛苦似的，好像吊着的并非是他，还一个劲地讪讪地傻笑着，嘴里不停歇地胡说些什么。

     其实这还不是最残忍的折磨，最残忍的折磨是在晚上的就业人员批斗大会上。几个积极分子每人一把竹枝扫把，围着五花大绑的他狠狠地、死命地抽打。他被打得在地上翻滚，其惨状用那热锅上的泥鳅来打比方，实在是最恰当不过的了。他扭曲着、翻滚着、杀猪般的嚎叫着。这时候，打手们一边起劲地打，一边便有人带头呼口号：“打倒董其华！董其华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该万死！董其华装疯对抗革命运动，就是死路一条……”下面黑鸦鸦的席地而坐着全大队几百个就业人员，大家简直是群情激昂，口号声此起彼伏，与那上面的竹枝扫把猛烈的抽打声以及董其华的嚎叫声，汇成了一支十分协调的最最革命的三重奏命运交响曲！

    批斗会我去看过好几次，可每次回来，心儿都是怦怦地跳过不停，不忍再看。其间有一次，干部还勒令年幼的董子妤董子壮姐弟俩亲临批斗会现场，去看看人们是怎样批斗其父的，说这便叫做“接受再教育”。

    其实，这也还不是最残忍的，真正极为残忍的是有一次午间时分。董其华在马路上疯疯癫癫地狂呼乱喊，一干部便指使几个就业人员积极分子用一个大麻袋罩住他，然后用绳索扎紧袋口，扑的一声将他从港子（排灌渠）上的那座木桥上抛入港子里，港子里的水大概有半个多人深。而麻袋口上的绳索一端是拉在几个积极分子手中的，这几个人拉着绳索一扯一松，麻袋里董其华自然在拼命地挣扎，那麻袋便在水中时沉时浮地翻滚着，直到大家看到麻袋不那么动了，干部才叫那几个积极分子把麻袋扯上来，解开绳索，把董其华倒出来。此时的董其华再不能狂呼乱喊了，也不能动弹了，只有了出气没有了进气，就那么死猪一般的给扔在马路边，没人去理会了。父亲被人如此地折磨摧残着，可怜的小董子妤和小董子壮姐弟俩只能在家里，紧紧地抱作一团，哭成一堆，不敢出来相救。

    如今，暴殄天物的那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早已离我们远去，可那惨绝人寰的一幕幕至今仍活生生地留在我的脑海里，有如昨日，有如眼前，让我每次回忆起来都要心儿颤怵，浑身起鸡皮疙瘩。这就是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里的一段历史啊，一段“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啊，一段用血和泪浇铸成的历史啊！

    我曾一直是相信忠臣一说的，而且也一直是敬重甚至是崇拜历史上的忠臣的。然而，从董其华的身上，我逐渐开始了怀疑忠臣的存在价值包括其牺牲的价值。以中国人世代相袭的传统观念甚至于用当代的社会观感来看当年的董其华，他也绝对是一个不可打折扣的忠臣了。可是，忠臣董其华却在自己的营垒受残害。或许，这便叫作政治，叫作政治斗争的需要。《三国演义》有一处曹操梦杀侍卫的情节，那侍卫亦可谓之“忠臣”的，然而“忠臣”至死都不知道自己为何就稀里糊涂的被杀掉，只有明眼人杨修的一句“丞相非在梦中，君（侍卫）犹在梦中耳”，戳穿了政治家们的政治阴谋，也该敲碎了“忠臣们”的愚忠梦，该知晓自己其实是政治家们手中拿捏的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我们这个饱经沧桑，饱经苦难的民族啊！

    至此，我实在觉得已无话可说了！

    后来久了，人们才渐渐发现，董矮子是真的疯了，他连自己的一双儿女也不认了，连衣裤也不穿了，成天在了马路上狂奔乱跑，乱喊乱叫，又哭又笑，不成了人样。于是，这会儿，干部们再不叫积极分子整他打他，任其疯癫去了。

    董家早已成了洪水猛兽，两个小小的孩子也没人敢接近，我们与他们是邻居，过去两家关系又很好，但在当时的那种境况下，我们自身也是成天提心吊胆的，还哪敢公开地给他们以关照。唯一能尽一点心意的，只是偶尔在晚上，母亲让我和姐姐偷偷地给董子妤姐弟俩送点吃的什么去。

     也就在那年的下半年，据说农场是执行着上面的政策，要把我们这些就业人员家属和那些非重点监管对象的就业人员统统遣散回原籍去。我们家便是那年公历12月3日离开农场回返耒阳的。我们临行前的先天晚上，一家人正在打点行李，董子妤带着弟弟董子壮来到我们家。她开口对我母亲说：“贺姨，你带我和弟弟去你们家吧！”可我母亲不同意。然而，我父亲却有些心动了，他跟我母亲说：“我看这要得，这妹子很懂事，又乖又聪明，将来长大了就让她跟我们的洪崽（我的乳名）配起，做我们的儿媳妇。”听我父亲这么说，我母亲非但不同意，反而骂起我的父亲来，她说：“我这趟带着湘崽、洪崽回去，老家是个什么形势还不知道，我三娘崽自身都难保，还怎么能再拖上两个孩子？何况，洪崽和她都还只有这么大，你能保证他们长大后不变心？”董子妤当时自然是听懂了我父母的这番对话，她听过我父母说以后，便哭着对我母亲哀求说：“贺姨，我不会变心的，你放心好了，我们也不会要你白养的，我和弟弟都能做事，我们一定会好好做事的，我不会变心的，我不会变心的……”

    其实，我和姐姐也都有心带他们去我们家。因为姐姐和董子妤一直相处得亲密，当时姐姐是16岁，董子妤还只有12岁多，年龄上她们之间相差了好几岁，但她俩却早已好得像亲姐妹一般。而我，那时虽然也未成年，不过14岁，是谈不上就懂得男女之间的情爱事情，但我说实在的，那时确实也是很喜欢董子妤的，当然，这种喜欢可能还不是一种什么情爱，而只是因为当时的董子妤在我的眼里，聪明伶俐又很乖，样子也长得秀气可爱。可是，我母亲还是坚持她的立场和想法，不肯同意，所以，最终这个事儿没成。这可说是我多年以后一直深感遗憾的一件事。但这件事也是不能太怪母亲，母亲其实是个通情达理的人，要怪只能怪当时的现实太严酷了。因为当时我们母子仨被农场遣散回耒阳老家，父亲却被上面视为重点监管对象的政治犯，而继续留场管制劳动改造，不能和我们一道回去。而当时，母亲又身体不好，一身是病，不能干重活，我和姐姐也实际尚小，没有成年。残破的一家三口老弱病。当时正值文革高潮，风声鹤唳，太吓人了。我们出身不好的人，置身其间，直如履薄冰，如在刀尖上过日子。在农场，虽然艰难，但有父亲在，总觉得生活有根主心骨。如今要回老家去了，父亲却又不能去，我们便又有了极大的恐慌感。加之离开家乡已足足的7年了，7年中间，我们实际与家乡亲友基本中断了联系，不知晓家乡是个怎样的境况。天晓得，等待我们回去的命运是个什么样！这些，其实就是母亲当时的思想，所以她是坚决不肯接纳董子妤姐弟俩的。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有着薄雾，还纷纷落着细细的毛雨花。我们一家三口，由队部派出的一辆牛车为我们拖着行李物品，在父亲的护送下，告别了住了三年多的五大队，同时也告别建新农场，慢慢地走向长江边那个七年前我们来到建新农场时的荆江门轮船码头。我们将从那里乘轮船去岳阳城，再由岳阳搭火车回老家。父亲被允许将我们送至岳阳火车站，然后再打转回农场继续劳动改造。

    当时，我们并没有叫董子妤姐弟俩，可她姐弟俩竟早早地在我们打点行装的时候，来到我们家，说要送送我们。路上，董子妤带着弟弟董子壮紧傍着我姐姐走。走了一段路，我们便要她姐弟俩打转回去。董子妤不肯打转，仍带着弟弟跟着我们走。这样又走了一程，我们把母亲扶上牛车，便再一次要他们返回，他们这才止住了脚步。我和姐姐还有我母亲都好好地安慰他们，叫他们姐弟俩好好地互相照顾着。董子妤一声不吭地站着，眼里噙着汪汪的泪花，无声地点着头，看着我们都上了牛车，一点一点地离开他们。我当时心里很难受，很想哭，更很想向他们招招手。我看得出来，只要我们一招手，或者喊他们一声，董子妤便会带着弟弟飞跑上来，甚至上我们的牛车，甚至就会跟我们回耒阳老家，甚至成为我们家两个成员。可是，我终于没能那么做，因为我不敢，我怕母亲责备我。只能强抑着要涌出来的泪花，看着他们姐弟俩一点一点地在雨雾中消蚀，直到看不到了……

    可能就是由于当时积蓄在心中的那腔莫名的情愫，那腔当时没有倾泻出来的泪花的原因，1972年，我在回乡四年后的那个秋天，时年我已是个18岁的青年小伙子了，我同家乡的一位伙伴去了岳阳一次。原本是没有必要去建新农场那个地方的，但我在引领我的伙伴登临岳阳楼纵观洞庭湖浩荡景色之后的当天晚上，我说服了我的伙伴，让他陪伴我去建新农场故地重游一次，我也坦率地告诉了他，在那农场里，有一位我一直思念的姑娘，我这趟很想去访寻她。第二天一早，我们仍按我以前出入建新农场的路线，从岳阳楼下的港口乘轮船顺长江再从荆江门上岸。荆江门上岸，我发现的第一个明显的大变化便是农场居然通公共汽车了。于是我们就乘坐班车顺岳（阳）——华（容）公路径直前往四年前的农场第五大队。在五大队下车后，我带着我的伙伴跨过那座依然熟悉的木板桥，进入我们原来住的家属区，然而此地茅棚依旧，却人事全非，我竟找不到一个熟人了。喟叹之余，我只好逢人便问有谁知晓一个名叫董子妤的妹子么，但所问之人，一概摇头答曰不知道。后来有人提示说，当年没走的职工家属，后来大都搬到基建队去了。我问基建队是不是还在四年前的老地方，回答是。我们只好再乘车赶往场部所在地茅斯铺，因为去基建队必得经过这一站。到了茅斯铺，已是夕阳落下时分。平原落日迟，一旦落日，便近傍黑。我的伙伴不肯再走了，坚持要在这里住一晚旅店，明天再去基建队。出于无奈，我只得同意。次日在旅店早早起床，我们草草地吃了点东西，便直奔基建队去。从茅斯铺到基建队，大约三四里路，我们步行没用多久即到。逢人我便问：您知道这里有个叫董子妤的妹子吗？但也与先天在五大队一般，都说不知道。后来直到打听到一个四年前也在第五大队的就业人员后，我跟这人说了董其华的事，他便告诉我，董其华早已死了，是掉进闸口处的港子里淹死的。至于他身后的一双儿女，这人却说不知道了，不过他又说可以带我去问问这里的一些家属。我们于是在这人的引领下，来到基建队家属区的一栋平房前。这人替我问房前的几个女人说：你们这里有个名叫董子妤的妹子吗？一个体形较胖的女人答曰：“有呀，正在这屋里呢！”那女人还没等我向她道声谢谢，便立即趋向屋前，推开一扇门，朝里面唤一声“董子妤，这里有个同志找你”。

    只听得屋里清脆地应答一声“呃”，随即出来了一个姑娘——四年了，我自已似乎从来没有感觉到我身上发生多大的变化，是人长高了，还是人长大了？总觉得我还是我，四年前如此，四年后，亦如此。可是，当此际面对着从那屋里一步跨出的董子妤时，我惊讶得几乎呆了。此时的董子妤已出脱得成了一个亭亭玉立、十分清纯、白白净净的少女了，不再是了四年前的那个十分娇小，十分可怜的小女孩。但是，我也还能一眼就认出她来。我此时高兴地迎上前去叫她：“董子妤，是我，你还认得我吗？”

    然而瞬间的情势却叫我十分意外地感到沮丧。因为董子妤她似乎只是在刚迈步出门第一眼看见我时，脸上掠过一丝惊诧的神情，但转眼之间，也即在当我高兴地叫她之时，她却没有了笑容，代之出现的是一副冷漠的、形同陌路的脸色，说：“我不认识你。”我不免吃惊，赶紧补上一句：“我是洪洪。洪洪，你也不认得了吗？”

    “不认得。我根本就不晓得洪洪是谁，也根本就不认得你！”

    我当时真的好沮丧。沮丧得说不上话来，沮丧得脸上可能已经失去了血色。我傻傻地站着，傻傻地望着她：

    “你……你……”

    伫立在我身旁的伙伴是个急性子人，他见状，恼了，冲我大声吼道：“走，走，人家说不认得你了，你还赖在这里做什么？”

   吼过这一句，他一把拽了我的衣袖，就要扯了我离去。

    但我的脚似乎僵在了那里，一步也移不开。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来，直到过了一会儿，我才强忍着心痛，酸溜溜的再问她一声：“那，那你哥哥呢？你哥哥董子康现在在哪里？”

    她回答说：“去了莽山，没在这里。”

    我还想再问她的弟弟董子壮的情况，可她不待我再继续问下去，抽转身，调过头，便一头钻进屋子里去了，再没出来。

    这个时候，我面对着空荡荡的这房前廊坪，面对着好几双大为诧异的陌生眼光，一时简直懵了。我现在已记不起当时是怎么离开那个地方的。总之为此我沮丧了好久好久。就是过了多年以后，我还常常为此事喟叹：我那时是不是太有些感情脆弱了，为那段懵懵懂懂的失之交臂没有结果的少年情愫，为了那个令人心伤的年代。

    后来，就是这一幕过去了好几年之后的1976年，我去了一次莽山。在那个原始次生林里，我呆了一个多月之久，趁机访问了许多人，问可曾有过一个名叫董子康或季健明的么。我向人们描绘了董子康的形体模样和个性特征，便有人回忆说，两年前有过这么一个人，在这林场伐过木，搬过运，但后来不知道又去了哪里。

    我此时寻找董子康，便已经不再是为了那段少年情愫了，而是为了那个伤心的年代里，我与他缔结的一段深厚的友谊。因为不管怎么说，董子康跟我并无任何过不去的地方。当然，在他身上，我还存有一个解不开的疑团，他原本在建新农场机务队当上了一名正式工人，可后来又缘何去了莽山打零工干活呢？

    然而，这个董子康，我便再也没有找着他了。

    这，就是董家的故事，那个年代无数的悲剧中一个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