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妻女
1952年端午节前夕,为解放妻女作了充分准备的我,带着学校校委会开给我的探亲假证明和背着从食堂买来的20斤大米,于1952年农历五月初三踏上了回家的路。从锡矿山到家里,250里路程,我作两天走,于初四黄昏到家,这是一次特殊的而非同寻常的回家探亲过节。这还是我于土改前离开家离开妻女,寻求改造,寻求生路,在外闯荡三年了,而地方政府欲谋求我而不得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回来的。
当年我的家已被强行由潭墺台正屋搬到猪栏屋,再由猪栏屋搬到对门山墈边叫“一字铺”的烂茅屋。到得门前,已是黄昏,屋里漆黑,呼唤我妻,无人应声。我伸脚迈进虚掩的门内,触到门槛下一团软绵绵的东西,我急缩脚一摸,竟是个小孩睏在门槛下面,原来就是我的已两岁多的四女儿。我是1950年初出去的,当年不到半岁的四女儿,如今怎能认识我。她眯着眼问我:你是哪个呀?我信口回答说,我是老师。她那三天就只追着我喊“老师”。一会儿光景,妻和三个大女儿一路进屋。一见到我,妻便惊恐万状,她是被土改以来乡里的斗争地富吓虚了胆。她也被斗过,被关押,被用羊角刺抽打,落雪天里被用风车吹……为此,她落下了个一遇斗争就紧张得休克的病症。故此,一见到我就又慌了神,神经质地认为不得了了。
这个时候,乡里正在土改复查运动中,怎能不担心又会要开大会斗争我呢。妻忙问我回来做什么?我说:我是回来解放你们的。言谈中,她疑虑重重,我便掏出学校证明给她看,她还颤颤栗栗将信将疑。本来也是,前年这个时候,我考取五工校后,回家送信,被亲娘家地方上的民兵谭冬生、吴清云发现,出动全大队几百群众涌到我娘家抓捕我,幸喜我机警地避入大山脱险。虽是害得我两天一晚连续奔波了250多里地,但适时赶回了长沙,没有耽误集合去锡矿山中南第五工业学校读书学习。要是那次被捉住了,怎能还有今天,今天情形就完全变了。
正和妻言谈间,一下走进二人,来人开口就对我说:你是吴运九吧,乡政府请你去开会,喏,把个纸条交向我手中。一看纸条上写着:吴运九,请你即来乡政府开会不误。新全乡乡政府印 1952年6月X日。我非常镇定若无其事地说:好,马上就去。我对妻说:放心吧,等我回来吃饭。跟着来人走向了约七八里地远的新全乡乡政府。
走近乡政府,只见黑压压人头一片,叽哩哇啦,气氛十分紧张。我仍心有成竹地跟随来人走进了乡长办公室,此时办公室里也坐满了人。乡长彭赐元、中心组长刘美之,我是都认得的。一进屋,我就说:彭乡长、刘组长,我回来了,刚才到屋,我两天走了250里路,特是回来。本来打算明天来乡政府向你们汇报的,正好你们派二位同志来我家喊我,我这就跟着来了,一边掏出校委会开给我盖有朱红大印“中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第五工业学校”的探亲证明,交到了乡长手中,一边把两三年以来在外投考学校,克服困难,脱胎换骨改造自己的情形,滔滔不绝地叙说开来……看情形,阴转多云,紧张气氛渐渐消散了。本来准备开群众大会要斗争我,刘组长和彭乡长交换意见后对我说:既是这样,你也太辛苦了,明天又是端午佳节,两天走了这么远的路,晚饭都没吃又来到了乡政府。这样吧,今晚大会就不开了,让吴运九同志早点回家,吃饭,休息。吃团圆饭,过团圆节,好不好!大家异口同声——好!就这样,平安解冻。
三年冰冻,一夜化温泉。这是土改以来唯一一次,我乡的斗争会没有开成,平和而散的实际情况。从乡政府出来,我一点也不觉得累和饿(还是白天在谷水街上吃了一碗面,到此时乡政府的钟已指向晚上11时)。很快又回到了家中,这下可把妻乐开了花。
一夜之间,换了人间。哪有比这更感慨,更开心。全家人这才端起饭碗大口大口地吃着白花花香喷喷的白米饭。孩子们都说,这饭怎么这样好吃,何况还有这么多好吃的菜。我却望着妻女经历了两年多来饥寒交迫、精神上受摧残的身躯脸色,百感交集,全然不知饭菜滋味。
这晚,睡在破烂不堪、妻用小纸片糊满的烂蚊帐、烂竹蓆的床上,看到了妻女身上蚊叮虫咬过的红麻麻点点的痕迹,听妻说起讨米,和因日子艰难而把三女儿送给普庵堂山冲里别人家的往事。幸喜六岁的三女儿机灵,当日即逃了回来(来回50多里路)。这般情景何等之惨,何等发人深思……我要不坚强奋斗,如何得了。
我于1952年12月毕业分配,选择了到水口山矿务局长沙第一冶炼厂(这是我从第一榜分配至武汉钢厂和第二榜分配到该厂和广西平桂矿务局之间所选择的)。因为长沙是我童少年生长之地,而且离故乡也近。放下行李,便写信告知妻子,妻当月就来到了省城长沙。1953年就举家迁往了长沙市三汊矶水口山矿务局第一冶炼厂。
十年浩劫
文革中,我因历史问题,被单位扣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挨关押批斗,全家老小遭受株连。 1970年年初,单位有人又抓住我家卖废品的陈旧报纸上有毛主席像和文革文件的由头,给我和我妻安上对抗运动、污辱毛主席的罪名,要把我们夫妻双双打成“现行反革命”,以至暴发我和妻子双双自杀“以血抗议”的流血斗争。之后,我妻于1970年3月21日含冤被逼死,我自杀未遂,被遣返原籍。
1970年3月26日,厂里借来一辆破车押送我带着10岁的儿子和刚满13岁的满女,顶着寒风冷雨回到了原籍湘乡。从此,我带着一双年幼儿女,在老家湘乡农村又经历了近四年的挨斗改造。
回原籍后,我不服,便开始了长时间的申诉上告。三年多时间里,接连向省市公检法、人民保卫组不断地申诉报告,包括反映厂保卫科长对我公报私仇情形。于1973年底,最终得到长沙市公安局给我“推翻不实之词,回厂复职”的平反结论。回厂复职工作后,于1977年办理了退休。
总结一生
一、 幼年过继,痛失母爱,孤苦伶仃。养母虐待,没请过保姆没进过幼稚园,就那么混过来的。因此,我幼时有人给我取了个绰号叫“混九”,意思便是混大的。
二、 少年时,每年照例,热天水湿手足生疮,冬天冻疮烂手脚,年年如此,磨蹭在长沙的麻石街上去上学。
三、 青年时期,独自拼搏于八年抗战岁月中。15岁便遇上文夕大火烧了长沙古城,学校四散迁走。没有安定安全之处求学读书。日寇盘踞湖湘七年,近处已无学校,也不容许安心到远处读书。
四、 壮年时,为负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负起成家立业对妻室儿女的责任,单打鼓独划船,独身奋斗。解放前,十年磨练取得黄埔军校学历。解放后,16个月强化速成学习取得大专学历,完成了祖国交付的专职任务。不屈不挠,抵制了十年浩劫旋风,于1973年底翻转了案,但也付出了贤妻的无辜屈死,为此遗恨终身。
五、 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庆幸“拨乱反正”,庆幸有了改革开放政策,也庆幸太平盛世小康社会的到来。我1977年55岁便退了休,到目前为止,享受社保养老金,享受医保,还有目前单位非统筹补贴。从我现在退休工资收入看,虽然是很低,但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赌钱,生活素来艰苦朴素,清茶淡饭,还是月月有进,生活是无忧的。不过,就是现在的老伴彭思学患有糖尿病、肠胃病,心脏也有问题,天天需药养护,数种药不离身,而她退休金不足千元/月,只够她自身吃药调理。故我要负责她全部生活费用。虽然经济看起来很紧张,但我们是从艰苦中过来的人,只要自己计划得好,生活还是不成问题的。所谓知足常乐,我就是这样的人。
六、 我一生品德习惯良好。违法乱纪的事没做过,犯法的事更不沾边,连批评警告也没挨过。所以除了文革中蒙冤受屈,我与公检法无缘。一生对工作没有不限时限刻完成的,而且直至退休,没有发生过任何安全责任和人身事故。
七、 我自青年时代起,由于我的奋发图强,自力更生,无形之中开始了我对身体的锻炼。自黄埔军校毕业以后,更没有中断过每日必须锻炼身体。进入老年,尤其退休以来,每日必修。以前,我书房里挂有沙袋、单杠,每日必练。自从遭车祸,左手骨折,我仍每日练单车、跑万米、打太极拳、舞太极剑武当剑……长沙市每年春季马路赛跑,我跑了20多届。我坚持“生命不息,运动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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