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父考黄埔4

           二祖母邓氏生有一子（即谢晋生），三祖母黄氏生有一女，姓名谢季辉，谢季辉比家父小32岁。祖父为官不大但长期在外，祖业就靠我三祖母当家（二祖母在家父三岁时即去世）。

    令人奇怪的是，在郴县这么偏远闭塞之地，但对文化教育，祖上向来重视，我姑妈从南京来信描述：“谢家祠堂大屋就是村里的初小教室，一人一桌，自带凳子，桌子分为四行，每行各十多张，可容40多名学生，分别为一、二、三、四年级，请的是位能干的男教师，他一个人教透一个年级后让他们写作业，再去教另外的年级，姑母（1934年2月出生）就曾于此校上过一、二年级，所以依稀记得当时的课文是‘空气流动谓之风’，也不懂得什么叫‘谓之’。当时人口稀少，每家人都是生的多存活的少，所以村里学生并不多，全上了学，男女生也仅只三十多人。我们新田岭谢家公共购置了一大块学田，请人租种，所收租粮供村寨里上高小，初中学生的吃用。现在来说，那也算是人们提倡的希望工程吧。”

    家父谢晋生早年读完私塾于1916年考入了长沙有名的长郡中学（与宋希濂、宋仁楚两兄弟为校友）1923年毕业后回到家乡务农。家父为独生子，祖父祖母管教甚严，在兵荒马乱时期，总担心家父外出惹事生非遭遇不测，更不准家父有从军的企图。然而，读书人明白道理之后，没有几个能安分守已安于现状的，谢晋生与几个乡邻好友经常跑到长沙南门口茶楼聚会，家事国事天下事，乱侃一通，侃到国家前途，他们都想从军报国。

    1925年初春的一个夜晚，四个志同道合的同龄人，各自从自家偷了点钱粮，带了点简便的行装，开始长途跋涉向广州奔去。一路风餐露宿，饿了吃点干粮，渴了就饮田边小溪流水，大概经历半月之余，他们来到了中国南方最大的城市——广州，这个城市虽有灯红酒绿的繁华，但毕竟脏乱差挤是这个古城的真实写照。

    他们四位年轻人在出发之前曾打听到黄埔第三期还在续招第三批学员，可惜赶到长洲岛校部却令人失望扫兴，三期已全部招生完毕。他们到达广州已是1925年3月16日，离第四期招生还有四个多月。无奈，先找地方住下吧。他们就近在长洲岛对岸的黄埔三花街找了一家小会馆（湖南会馆）住了下来，四个人合租一间小屋，月租1元大洋，四人伙食费节约点就每月2元也够了，可他们加起来也只有几块大洋。怎么办？大家分头去想办法。不到一个月大家都没钱了，幸亏天气转暖，家父把带来的一条不错的羊毛毯送去当铺当了1元钱又交了一个月房租。4月17日，家父谢晋生闻讯黄埔军校政治部招收科员去报考，经考核有幸被录为中尉科员，月薪70元。这一下，同来的伙伴高兴极了，什么生活住宿问题都解决了，他们的住房又增加了一间，月底发薪时，谢晋生请大家痛饮了一番，四人喝了五斤白酒，真是陶醉在忘我之中。

    谢晋生在政治部上了几个月班，工作主要是整理政治教材，该段时间，周恩来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周恩来见家父理头苦干，写编认真，很是欣赏，经常勉励家父好好干。实际上家父报考科员是违心之举，加之上下班与黄埔学生经常面对，瞧那些军校生学生个个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当然他们人人都是未来的军官啊！实际上家父早就不想干科员了。到了七月初，全国各地来投考四期的学生越来越多，校部决定提前开试。家父最早获此信息，一纸辞职书恭恭敬敬交给周主任（恩来），说明苦衷和本意。周恩来未加思索给予批准。并叮嘱：“好好考，好好干。”

    作为第四期第一批考生，面试口试在军校旁一个小丘山包上的八角亭中，主考官为方鼎英等人。方鼎英等人目视家父身材体魄后，点点头，在报考申请表上画了一个钩。突然，一位考官询问家父，“小谢，你注意没有？你上来的阶级有多少？”鬼使神差，向来粗心大意的家父，这次倒是数着阶级上来的，他报了一个吉利数字“68级”，几位考官同时高兴笑了。当然，这只是口试的内容之一。

笔试在大礼堂举行，分政治、算术、代数、几何、地理等科目。家父在第一批520名考生中获第三名，也可谓名列前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