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史恩华寻找王超奎》【知青公共频道黄埔后裔】

寻找史恩华，寻找王超奎（上）
特别推出“历史不管远去：寻访湖南抗击日旧战场” “战场纪”第6期追寻“长沙会战”的血迹（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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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史恩华，寻找王超奎（上）

　　□撰文／邹　　容摄影／周志刚

　　
　　★2005年6月13日。岳阳县杨林乡张平村。史恩华墓的耳碑已被用作水塘的底板。

　　
　　二战中世界闻名：新墙河

　　新墙河，古称微水（后以南岸下游新墙镇而名）。

　　它是湖南岳阳县境由东向西，直接注入洞庭湖的河流，源出平江县，流经临湘、岳阳，全长仅108公里。

　　这是一条在大比例地图上不可能被标注出来的，默默无闻的小河。

　　虽然在明弘治年间，长沙至岳州的驿道必经此河渡口，晚清时期，沿河集镇有“小汉口”之称，其国际知名度，却是缘于它在抗战期间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

　　1939年至1944年，日军4次进攻长沙，包括最后一次企图打通中国战场的大陆南北交通线，新墙河，都是其由湘北盘踞地向南推进，无可回避、必须突破的第一道战略防线。

　　中日军队在此线发生过激烈争夺战的地方，如杨林街、相公岭、傅朝村等，均为岳阳进入长沙的重要通道。

　　1942年2月，宋美龄在美国国会演讲，为中国抗战寻求援助。4月19日，她将4个月前发生在中国湘北“新墙河”王超奎营的惨烈战事，写进《纽约时报》，以证明“我中国的官佐士兵每当矢尽援绝，总是战至最后，宁愿牺牲生命，不屑选择别的途径”。

　　至此，新墙河“一夜成名”。

　　后有资料称其“与法国马其诺防线齐名”。　60余年，弹指一挥间。

　　2005年初夏，当我们再度寻访这些战史上的地名，昔日的硝烟战场早已沉寂。

　　一些植被茂密的乡村小道。很难把它与60多年前由岳阳往长沙的“必经之地”联系起来。在岳阳县新墙镇相公岭马形村，“必经之地”的一段，甚至已沉没在岳阳县新墙水库库底。

　　惟一让我们诧异的是，新墙河沿线周边，为常见的黄土层，但在4次新墙河阵地战中最惨烈、也是我们这次所寻访的两个战场——傅朝村、相公岭，沿途皆为触目惊心的红壤，一如热血浸染。

　　从地质地貌的角度考察，这仅仅是个巧合，却让我们震撼无语。

　　我们拿什么抗战

　　湖南第九战区总司令薛岳曾在1939年10月24日致蒋介石的密电中，以长沙第一次会战为参照，推算“我平均6个师可击破敌一个师团”。

　　中国军队1个师兵员9600人，日军1个师团的兵力为22000人，其战斗力水平约为2.3∶1。

　　即使以这种数据对比，在重武器的装备上，双方军队仍悬殊（见附表）。

　　抗战时期，“中国除了来复枪和轻机枪外，还不能生产新式重武器”，据称，当时“中国最好的军队是云南的64军，每个兵都有一双布靴、一个连有5架机枪，一个军有32门大炮”，“连蒋介石都眼红”。

　　所以，就中国军队的整体战斗力而言，宋希濂将军曾“估计1个日军士兵的单兵作战能力相当于7—8名中国士兵”，日军的作战计划，一般是将1个大队（相当于营，约780人）对战中国1个师。另有资料称，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军队与日军的阵亡比例为10∶1 。

　　而战时一些物资，如汽油、钢、武器弹药，分别以100％、90％、80％的比例靠美英供给，当时的说法是，“平均每运进一加仑汽油要消耗一加仑汽油”。1942年1月（第三次长沙会战），第九战区岳麓山守军曾紧急要求炮弹补充，就被重庆军令部告知：“炮弹尚在仰光待运。”

　　2005年6月12日。

　　一直居住在岳阳县新墙镇相公岭的抗战老兵刘湛霖，曾3次参与防守新墙河一线阵地，他回忆当年的战斗情形，语气仍颇为悲壮：“他们有重炮啊，一开始打，就是山炮、野炮，我们没有。人家是来打人的，我们是挨打的啊。”

　　当地一位抗战史民间研究者李宣钊，始终陪同我们辗转于湘北战场各地。5月31日，他带我们去看新墙河，望着开阔的南岸河滩，也慨叹，当年日军的山炮射程可达数公里，“我们只有迫击炮，能打多远？五六十米远吧，日军还有飞机，有从洞庭湖开过来的汽艇，你说这阵地守得苦不苦”。

　　在后勤补给上，当时“国军每个士兵粗布衣服两套，草鞋两双。每日吃两顿，其中一顿稀饭”。

　　有一张抗战老照片，一位重伤的年轻士兵斜倒在阵地上（后据考证为徐州战场的川军），他脚上穿的就是一双草鞋。

　　2005年5月31日，我们在岳阳县杨林乡傅朝村采访。

　

　98岁的老人傅佑成，对1939年日军第一次进攻新墙河记忆犹新，“当时快到中秋了，那些哨兵（防守新墙河笔架山前进阵地的52军195师1131团第3营——编者注）穿短衣短裤，冷得哆嗦，我们用小孩子的尿布片接起来，拿去给他们披”。

　　后来，此营包括营长史恩华在内的500多官兵，1939年9月22日黄昏，与日军激战3个昼夜后，全部阵亡。

　　新墙河，笔架山

　　从岳阳县107国道新墙河大桥上望去，2005年初夏的新墙河，水面并不宽阔。就地形而言，河北岸是丘陵、低冈，河南岸，有一段平整的沙滩。

　　自1938年11月岳阳、临湘为日军盘踞，新墙河北岸、南岸就分别成为湖南第九战区防卫长沙及更南地区的“前进据点”与“第一线阵地”。当年，这条河流长达80余公里的沿岸，均有中国守军严防。

　　1939年9月，日军第一次进犯长沙。新墙河防线成为“长沙会战”的湘北前哨战场。

　　当时防守新墙河的军队，是关麟征第15集团军所辖第52军的3个师。

　　原52军第195师师长覃异之曾写回忆录，称第195师守“东自詹家桥（不含），西至新墙（含）”；第2师（师长赵公武）守“东起新墙（不含），西至洞庭湖滨的鹿角”；第25师（师长张汉初）为预备队。

　　笔架山位于新墙河下游北岸，是第195师第656旅1131团第3营防守的“前线警戒阵地”。

　　笔架山为变质岩丘冈，3座山头连绵而成笔架状。

　　隔河相望的村子，叫傅朝孙（今称傅朝村）。

　　傅朝村98岁的傅佑成老人，至今“走路可以飞得”，记得所有在此“换过防、接过火”的部队番号，“有个团长，提个草鞋问‘笔架山走哪里去’”，他说这里第一次打仗，老百姓跑了，只有部队，天上飞机“嗒嗒嗒嗒”的，房屋、山上的树都打出成片的坑、洞，“日本人是二十一早晨打过河的”，“年号不记得了”。

　　“军人没有不得已的时候”

　　事实上，在傅佑成能记得的“二十一”之前3天，1939年9月18日，日军就已开始全面袭击52军新墙河北岸据点。

　　日军在中国所有的阵地战，几乎都是先以重炮、飞机狂轰猛炸，尽数摧毁守军的防御工事，然后坦克掩护步兵冲锋。

　　进攻笔架山，也无例外。

　　从9月20日开始，日军在攻破苦守金龙山3昼夜的第2师胡春华营（该营除7个重伤士兵退出阵地，其余无一生还）后，其奈良支队两个联队5000余人，以更密集的炮火，数次向笔架山猛攻。

　　坚守笔架山的第3营营长正是史恩华。

　　当时，师长覃异之给他的任务是“迟滞日军3天，为全师调整部署争取时间”。

　　激战两昼夜后，“史营伤亡过半，但没有丢掉阵地”。日支队长奈良“十分吃惊”，“不得不进行新的调整、部署”。

　　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存了关麟征1939年9月21日、22日致蒋介石“特急”、“即刻到”的密电3封，其中两封都提到此阵地，有“终日激战中”、“刻仍在相持中”、“伤亡颇重”、“余迄未动摇”的描述。

　　9月22日黄昏，覃异之以电话命令史：“如无法支持，不得已时可向东靠。”史当即回答：“军人没有不得已的时候。”

　　66年以后，傅佑成依然认为，“史营长的士兵大多战死了，史营长当时是不想要这条命了”。

　　而关于史营长的死，流传在傅朝村的说法与战史记载稍有出入。

　　“全营的人都没有愿意撤的，最后剩了史营长和他的勤务兵，史营长负了重伤，他不愿意被日本人俘虏，命令勤务兵开枪打死他，勤务兵下不了手，史营长最后自己朝自己开了枪。”

　　在很多战史资料中，都称日军22日傍晚攻上笔架山阵地后，“支队长奈良晃少将，毕恭毕敬地向他战死的敌人躬身致敬……”

　　此役，史营官兵几乎全部阵亡。“日本人也死了不少”，傅佑成说，他亲眼看见日军曾在村子大屋场前，焚烧尸体，满地钢盔。

　　青山无觅处

　　新墙河北岸前进阵地失陷后，自9月23日晨开始，日军曾8次强渡新墙河，均未成功。后借助飞机、毒气弹，才过了河。其间，第52军12团有三四百人因中毒失去抵抗能力，被突入阵地之日军刺死。

　　9月24日，“长沙会战”的湘北前哨战结束。新墙河防线守军南撤，继续实施战区指挥部“后退决战、争取外线”的战略。

　

　16天以后，日军仅在捞刀河附近“看了看长沙”，随即一路退回新墙河北岸。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

　　当时，在更多场合，这次战役被称为“湘北战役”。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更是称“湘北大捷”，“令大家心理为之一变，国际上的观感，也就焕然一新，对我们另眼相看”。

　　据记载，战后，为褒奖史恩华营的悲壮事迹，“国民政府在当时激战的地点修建了一座纪念碑”。

　　2005年5月31日，6月12日，我们两次专程来到傅朝村寻找史营长的墓地与纪念碑。

　　村中60岁以上的老人，都说“当年是有墓，有碑”。墓两座，一前一后，前大后小，前面大墓埋史营长的士兵，后面的小墓就是史营长。

　　“不过，现在墓没有了。五几年还是六几年吧，改田，改掉了。”

　　“里面的尸骨呢？”

　　“那没有了。扔掉了吧。扔到河里。当时是国民党的墓，没有人敢收。”

　　“碑还在吗？”

　　“不在了。”

　　6月12日黄昏。与傅朝村相邻的张平村村民方仁富、甘军强，正在傅朝村拖化肥，听说我们要找史营长的墓，立即将我们带到距村子200米左右的木家渡。

　　一丘绿油油的稻田，在斜阳与微风中，沉静无声。

　　“这个田，原来就是史营长他们的墓。”

　　随后，他们又带我们翻过一座小小的，遍布红壤的山头，去了张平村。在一口水塘边，一个村民用手刮掉一些泥层，一块青石板露出了边角，“这是耳碑，没有字，有字的正碑，不知道哪里去了”。

　　“中华魂史营长之墓”——在记载中，那块碑上应该是这8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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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1-13 00:14 | 只看该作者

★《寻找史恩华寻找王超奎》【知青公共频道黄埔后裔】

寻找史恩华，寻找王超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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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6月13日下午，岳阳县关王桥。据当地老百姓称，“1941年的时候差点要炸掉这座桥”。这里曾是“第三次长沙会战”湘北前哨战场之一，为第20军133师师部驻扎地，也是我们寻找王超奎墓地的最后一条线索。但是，经在当地反复打听，终无所获。

　　★抗日相持阶段湘北新墙河的惨烈前哨战，消耗、阻击了日军。最后，此次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以中国军队的胜利而结束。据薛岳战报称，日在此役受挫，“逃回岳临者仅剩13000人”。图为被击毙的日军。图片资料

　　

　　
　　?
　　★岳阳县铜鼓山。当年的硝烟战场，如今一派田园风光。就是在这座小山上，我们意外发现了58军阵亡纪念碑。

　　

　　岳阳铜鼓山：

　　发现58军阵亡纪念碑

　　阅览1939年至1944年间，3次长沙会战和长衡会战的所有战史资料，第一防线新墙河的战况，次次使用了“激战”、“惨烈”这些词。

　　第52军、第4军、第58军、第20军，都曾在这条属于洞庭湖水系的河流沿线布防一次或多次。他们把守着以新墙河为界，南北两岸所有重要的前进据点和南下要道。据称，无战事时，中日双方前沿步哨相隔最近的距离“仅为几十公尺”，“彼此的举动、说话声，都清清楚楚”。

　　今岳阳县杨林乡政府所在地——杨林街，当时是岳阳往汨罗、长沙的必经之地，正处于新墙河南岸防线阵地。

　　此地70多岁以上的老人，还记得周围四五座小山头，如铜鼓山、木鱼岭，作为制高点，都修了工事、碉堡。“第三次长沙会战，从河对岸的港口开始，一直到这里，打了7天7夜，整个杨林这一线牺牲了不少人”，战后，“在铜鼓山还修了烈士墓，相当大”，73岁的方海涛说杨林街老百姓曾收葬了很多士兵尸骨，修墓的时候，“都将一袋袋的骨头送过去，我家里还去放了一袋”。

　　2005年6月12日，杨林街支书将我们带到铜鼓山。铜鼓山并不高，属于湘北典型的丘陵、低冈地貌。

　　当年的烈士墓、纪念塔以及碉堡、工事，如今已看不出痕迹。山顶仅有一座在2000年修了一半又被废弃的私人建筑。就在它的墙角，我们发现了一块破损的石碑。

　　用青草抹湿，“陆军第五十八军抗日□□□”（碑额）几个字赫然凸显。

　　碑文字迹有缺处，但多半清晰可见。有该军第二、三次长沙会战期间，在湘北八百市等地“与敌作剧烈之殊死战”，“至战事中止收集各处殉国将士忠骸于杨林街铜鼓山顶并建立公墓及碑林牌坊以资纪念”的描述……碑的正面还有大字“民族之□”。

　　第58军为滇军，军长孙渡，曾辗转于湘北战场，付出极大牺牲。但铜鼓山58军墓，在战史中鲜有记载。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档案

　　拂开历史的尘土：

　　档案记载中的王超奎

　　王超奎，四川武隆人。出生：1907年；牺牲：1941年12月25日；服役部队：20军。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随20军奉命出川。由于作战勇敢，几年内从班长排长连长一直升到中校营长。

　　1941年12月25日第九战区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致重庆军令部徐永昌密电：“敌逼近相公岭，中我地雷二次，死伤步骑极多。我在傅家桥坚守之营长王超奎阵亡……”

　　1942年2月　　重庆国民政府发表广播讲话：中国只有断头的将军，没有投降的将军，王超奎就是例子。

　　1942年　　周恩来、宋庆龄在国民政府向王超奎家颁发的《抚恤证书、纪念册》上题词：“王超奎为国捐躯的爱国精神，永远值得人们学习和敬佩”。

　　1942年4月19日宋美龄在美国《纽约时报》撰文：“过去三个月来，我中国人民以惊奇难信的眼光，目睹着西洋军队处处对敌人屈降。据他们解释是因为日军实力优越之故”。“过去五年之中，中国军队完全没有对敌投降的例子；相反地，我们可以举出许多的实例……在湖南新墙河，国军王超奎营在日军包围中五百多人全部战死”。

　　1988年2月8日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王超奎为革命烈士。

　　（以上记载见抗战英烈纪念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王超奎的情况呢，我晓得一点。”80岁的潘振华，摸索着坐好，慢慢开口。

　　此前，在找到老人所住的岳阳县新墙镇马形村之前，我们已经用了一整天时间，到处打听那位在抗战时期，跟“新墙河”一起为全世界所瞩目的“断头将军”王超奎。

　　王超奎，资料记载为四川武隆人。1941年牺牲时为中校营长，年仅34岁。

　　新墙河，相公岭，马形山——则是王超奎在“第三次长沙会战”湘北前哨区，最后坚守的阵地。

　　相公岭与马形山

　　相公岭，在今岳阳县新墙镇，传说屈原曾逗留此地，后人修有相公（对屈原的尊称）庙而得名。

　　63年前的相公岭，属于第27集团军20军新墙河南岸防线范围，当时是一片树草茂密，连绵不断的山地丘陵。

　　1941年12月24日，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致重庆军令部的密电中称，“敌分8路先后突破新墙河”，“其中6路约5000人，与杨军夏师在清水坑、相公岭等各附近之线激战中”，“敌后续部队不明”。

2005年6月13日。岳阳县新墙镇马形村。80岁的潘振华叙说他记忆中的王超奎和马形山战役，数度沉吟、落泪。潘1945年加入国民党军队，后加入解放军，参加过抗美援朝，于1951年在朝鲜战场负伤回国。因地方上的原因，失去政府为他安排的工作。如今，这位为国家流过血的老兵已双目失明，每年领取低保金额1180元，家徒四壁。他一再喃喃地跟记者说，“别人都说政府给我少了，我说够了，现在我是幸福生活了”。

　　这份密电发出的时候，是第三次长沙会战湘北前哨战正式打响的第二天。

　　密电中，“敌”即日11军第6、第40师团主力，其进攻模式依旧是海、陆、空、炮，全面协力。与之激战的“杨军夏师”，其中防守相公岭一部，就是王超奎营。

　　当年，潘振华15岁，他的家，紧邻相公岭的一座丘陵——马形山。“我们家里，扎的是第2营机枪连。”

　　“打得赢你就打，打不赢自己提脑袋来”

　　潘振华至今还能说出王超奎第2营的番号全称——“四川部队，20军133师398团第2营”，“机枪连的连长姓邓”。

　　“大概是12月，晚上九、十点钟，下大雨，日本人攻过来。邓连长拿起枪就上山，出门的时候他对我父亲喊，你要跑就跑，日本鬼子来了，你保得住你的命是好的，你保不了你儿子的命，你的儿子要跟我走。

　　邓连长带我跑到‘凼家山’。山上工事都是用柴草做的，外面用树木围起来。挖的战壕有1米多高。那一晚不知怎么过来的。枪、炮、雨都没有停。

　　天亮后，我发现自己坐在一挺机枪上，邓连长在旁边上子弹，看见了，着急地叫，小鬼，小鬼，那个上面坐不得，日本鬼子看见，子弹会打死你的。

　　王营长当时指挥的阵地也在凼家山，他的任务是要守3天。打了两天一夜，一个营的人没剩多少了。到第三天下午，日本鬼子越来越多，从四周围上来。398团团长姓陈，好像是湘潭人，王营长跟他打电话，团长快调兵来支援我！陈团长是这么讲的，打得赢你就打，打不赢自己提脑袋来。

　

　王营长怎么牺牲的，我知道。当时任务完成了，但凼家山也被包围了，山上剩一个排30来个兵，只有轻机枪、步枪。王营长明白，自己不牺牲，他的兵就不敢走，他一牺牲，他们就可以跑。

　　中国的步枪，是上一颗子弹打一下。王营长穿的是胶鞋，他把枪立在地上，枪口顶着太阳穴，用脚一踩，子弹从这边进，那边出。

　　后来就听见营长的勤务兵喊，同志们你们快跑啊，营长已经牺牲了。

　　我也捡了一支枪，跑。后来枪掉到战壕里，人被一根树枝挂起，下也下不来，叫救命，营长的勤务兵看见了，叫小鬼小鬼怎么了，把我抱下来，再跑的”。

　　★2005年6月12日。暮色中，在岳阳县新墙镇相公岭街边（上街24号）邂逅抗战老兵刘湛霖。“不讲人道啦，讲人道就没有战争了”——86岁的老人最后这样深刻评价自己所经历的戎马生涯。

　　1941年12月25日，杨森以密电向重庆报告了王超奎的阵亡消息。

　　战时密电一般极为简洁，作为集团军总司令的杨森，措辞更是严谨而克制，但在12月24日至27日，其电文中不断出现“十里纵横据点敌我混战，枪炮声及轰炸声，历历可闻，我伤亡惨重”，“与敌反复争夺，激战终日，雷雨交加，腥红满地”，“生死不明”、“情况不明”、“其电台一度发出呼号，以后即无消息”，“杨军与优势之敌浴血苦战，有冻馁死于阵地者，有全营共阵地俱亡者”这样的描述。

　　“过沟的时候，我托着王营长的头”

　　据潘振华回忆，王超奎阵亡后，遗体为部下抢出阵地。用一个帆布担架抬着，往133师指挥部驻地关王桥（岳阳县新墙河以南）一带突围。他也一直跟在后面。每过战壕，过沟，他就跑过去将营长的脑袋托起来。他依稀记得他们一直退到了汨罗“洪溪洞”（音）。

　　133师副师长向廷瑞和133师副参谋长苏直方，在回忆录中称，“王超奎的遗体被抬至关王桥”。当时，133师师长夏炯听了士兵哭诉其阵亡经过，曾解下衣盖住其遗体，抚尸恸哭。

　　墓洞被库水湮没

　　★2005年6月12日下午，在岳阳县杨林乡铜鼓山上意外发现58军阵亡纪念碑。此碑刻，应为研究湘北抗日战场极有价值的文物，是那一段血与火的岁月最珍贵的见证。
　　

★岳阳县新墙镇马形山下的新墙水库，修建于上个世纪70年代。水库淹没了当年岳阳至长沙的古驿道，也淹没了当年的烈士墓穴。

　　回忆录没有说王超奎埋葬在哪里。潘振华也称，到达驻地后，他就再也“不知道王营长被抬到哪里去了”。

　　有明确记载的是，战后，岳阳县曾将“新墙乡”改为“超奎乡”，“相公岭”改为“王公岭”，在岳阳往长沙的古道分岔口（相公岭处）正中间，立了一块高1米多，宽20多公分的青石碑，碑上的字，潘振华有点印象，是“王公岭马形（山）王超奎……”之类。

　　重庆、美国乃至1942年的全世界，都一度传颂着“王超奎”这个名字。

　　不过，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此地跟王超奎有关的地名均被弃用，纪念碑也不知所踪。如今，一般的年轻人多不知这段历史，问当地上年纪的老人，才有记忆。

　　一些战地回忆录，关于王超奎营还有详细描述，如“在相公岭以南的杉仙庙，1连133人，全部战死。潘许山（今国道12公里处）的掩体内，陈列有断肢残臂、血肉模糊、尸首不全的18具士兵尸体”，“其余400多个尸体便散在相公岭各个山头阵地”。

　　潘振华的屋场60多年一直没移动。其左前侧，“有块大地”，曾挖了好几个洞，每个洞眼里都埋了不少士兵。

　　6月13日，我们再去寻找这些墓洞，发现它们已因新墙水库涨水浸没。当地村民告诉我们，新墙水库中间，就是原来岳阳往长沙的古道，“当年在这里打仗，为的就是这条南下长沙的要道”。

★2005年6月13日。岳阳县马形山。这是63年前王超奎营所坚守的阵地。

★寻找途中。此地临近洞庭湖，为典型的湘北丘陵地貌，土质为第四纪红壤。

　　63年以后，另一条更平坦、开阔的107国道被修建在山头另一面。隔着新的世界和繁华，当年拼却无数血肉生命的战场，已成僻壤。

　　阳光里，偶有白鹭，低低飞过那些寂静山林。

　　参考资料：《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湖南四大会战》《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