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抗战老兵(32)：吸入毒气 500勇士血染斗篷山

　　1913年农历4月初六出生于安徽

　　1933年1月参加国民革命军第17军，在2师8团2营6连服役。3月，随部参加长城古北口抗战南天门战斗

　　1936年12月-1937年8月驻防渭南县，后换防北平南苑，参加卢沟桥战斗

　　1937年9月参加保定保卫战

　　1938年4月任排长，参加台儿庄战役

　　1938年8月转战江西端昌抗日前线

　　1939年9月18日参加长沙第一次会战

　　1939年10月-1941年调防广西柳州集训，任所在部队7连连长

　　1945年8月调防云南文山，越南凸山

　　1945年11月任输送连长，调防东北从长城脚下打到越南的老兵毛金中那些还叫不上名的新兵转眼就消失了

　　沧桑岁月让92岁的毛金中老人丢失了许多对往事的回忆，他的二儿子毛良玉一边提醒着他，试图唤起他对60多年前的烽火硝烟的追忆。“日本兵最可恨的有一条，他们用竹子串死我们中国人一两岁的孩子。”蹒跚着从休息的卧室出来，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来，老人的眼泪已经伴随着对历史刻骨铭心的回忆流了下来，“我们退守到江西的时候，听当地的老百姓说，日本人把竹子扳倒，用刀砍断，把一头削尖了，抬起一两岁的孩子放到竹子上，一用力就把孩子串起来了。”

　　“一想起这些，我都挺难过的。”老人哭出声来，双手颤抖。这时，辽宁省盘锦市铁西小区的一个普通的三居室里，一下子寂静了下来。毛金中的女儿、大儿媳、二儿子，远道而来的老人的同乡，都默不作声。任由老人压抑了多年的眼泪流淌着，那哭声，穿越了60余载的历史尘埃。刚刚见面时欢快的场面，在老人的哭声中凝重了。

　　古北口当兵意味着每天有顿饱饭

　　1913年农历四月，毛金中出生于父亲做工的安徽省南部的一个小镇，幼年时随父回故乡河南省桐柏县毛家寨村。13岁时，家中发生变故，父母双亡，毛金中成为无依无靠的孤儿，他从此踏上了流浪讨生活的路途。

　　1933年1月，毛金中流落到河南省临颍县，遇见了从上海淞沪抗战前线退下来补充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我背着我娘给我留下的大印花被，报名参加了这支部队。”此时，毛金中并不知道什么是抗战，当兵意味着什么，对于常常处于饥寒交迫中流浪漂泊的他来说，当兵或许意味着每天有一顿饱饭，有一大群年龄相仿的同龄人为伴。随部队开拔到郑州经过一个月的集训后，毛金中被分配到第17军第2师，“我们的师长是黄杰”。部队调拨到洛阳一带驻防。

　　1933年2月底，就在毛金中跟随部队在洛阳一带驻防的时候，身为第17军第25师第73旅旅长的杜聿铭奔赴北平，此前，热河突然失守了，华北失去了屏障。杜聿铭的北平之行是与时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的张学良商讨出兵抗击日本军队攻击长城沿线之事，杜由此开始，率部浴血奋战多年，终成为一代抗日名将。

　　毛金中所在的黄杰第二师是在杜聿铭北平城里求见张学良时，就已经开拔北上了。“开始接到命令时，什么都不懂，我们也不知道是要跟日本人打仗，只知道是要往北走，就跟随部队一直走到了长城。”毛金中老人回忆说，“我们是在一个晚上，被推上了南天门前线阵地。”

　　当毛金中扛着“汉阳造”与2师官兵一起北上之时，东北军和热河军守护的长城沿线各口都在遭受着日军猛烈的炮火攻击，东北军像决堤般溃退。3月6日，杜聿铭的部队向长城古北口开拔，增援溃不成军的东北军王以哲部。

　　等到第2师疾驰到长城沿线的时候，杜聿铭已经率部抵抗了日军数个昼夜的炮火攻击，退守到了南天门一线。第17军军长徐庭瑶赶赴距离南天门最近的县城密云，命令第2师接替杜聿铭部队的防务。“我们从3月坚守到了5月，整整两个月啊。我们守着一座山，日军的飞机、大炮轮番轰炸。”毛金中说。“我们的装备不行啊，士兵又都是新招的，没有经过训练，战士们对攻击和防御都不懂。”

　　有一天夜里，毛金中所在阵地的士兵看见一架日军的飞机俯冲下来，大家误以为是被我守军的炮火击中了。“我们这些新兵从掩体里跳出来，欢呼起来，日机趁机一阵扫射，一大片战士倒下去了。”这是毛金中参加的第一次战斗，武器的落后让他所在的部队尝到了苦头。第17军虽然属于国民党中央军精锐部队，但装备与战术演练相比于日军来说，还是差距很大。“日军的大炮一开火，就看见我们的阵地上被炸飞一片，像割麦子一样啊。”老人眼含热泪，生平第一场的烽火硝烟在长城上燃起，战况之惨烈让他时时心绪难平。

　　苦苦坚守到5月初，第二师撤出了南天门战斗，撤防到北平安定门外。由第83师接替南天门阵地的防守任务。

　　卢沟桥手指上的弹片至今摸得着

　　“我们在长城一带打了一个多月。那时候谁死谁活，都顾不上了。”第2师大部分士兵是像毛金中一样刚入伍不久的新兵，彼此之间还都不熟悉，就被推向了最前沿的阵地，“现在，真正能记起名字的已经很少了”。在为期两个多月的长城抗战中，第17军阵亡官兵达8000余人，长城古北口内外，几乎每个山壑里都掩埋着抗战英烈们的尸骨。从阵地撤下时，毛金中部的旅长郑洞国默默地朝天举起了枪，士兵们也都默默跟旅长一起举起了枪，哀悼的枪声在长城内外的重叠山峰之间盘旋着，经久不息。

　　频繁的战斗从长城烽火台上的第一枪开始，伴随了毛金中长达10多年的青春岁月，总来不及叫得上新来战友的名字，便把相识变成了告别。“部队在每次损失惨重的战斗之后都会补充新兵进来，但往往是补充来没几天的士兵，转眼在新的战斗中就找不到了，然后又会有新的士兵增补。”老人虽然很少记得牺牲的战友的名字，但那一张张依稀的面孔，总伴随着枪炮声入梦而来。

　　1937年，西安事变之后，第17军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52军，原第25师师长、在长城抗战中负伤的关麟征任军长，毛金中所在第二师由郑洞国任师长，驻防到北平南苑一带。

　　“卢沟桥上的狮子数不清啊！”毛金中说，卢沟桥事变之后，他正好守卫在卢沟桥头，“我们在桥头坚守了大概一个星期时间”。他只是听人说起过，卢沟桥上的狮子谁都没有数清楚过，他曾在战斗的间隙抚摸过桥上的小狮子，但日军进攻的枪炮声时常打断他对桥上石狮子的遐想。卢沟桥的战斗给92岁的老人留下的记忆除了石狮子之外，还有右手食指关节上一块可以摸得着的弹片，“快70年了，这块弹片一直没有取出来”。

　　手指负伤在当时的战斗情景看来只算得上是小伤，无妨战斗，从卢沟桥头退出后，1937年8月，毛金中随部退守河北省保定市，守备平汉路北段。“在保卫保定时，我的左臂又负伤了。”老人挽起衣袖，指了指一个清晰可辨的疤痕，子弹正是打穿了那里。“我们营长林杰森在保卫保定的战斗中牺牲了。”林营长是老人能记起的牺牲在身边的最早的一位长官，“林营长对我是很器重的”。

　　“林营长是看到许多战士倒下之后，奋不顾身站起来打击敌人时中弹倒下的。”毛金中眼瞅着营长牺牲，悲愤的泪水夺眶而出。“我刚到部队时，是林营长给了我当兵抗战的信心，他没有一点官架子，对我视若兄弟，在长城抗战后，林营长向我们排长说，这个士兵很勇敢，反应快，可培养。”正是林杰森的表扬，毛金中在长城抗战后被提升为班长。

　　保定保卫战结束后，毛金中被送到河南省驻马店军队医院养伤。两个月后，伤愈归队。

　　台儿庄连长大吼一声我们一齐射击

　　“我们部队往台儿庄开拔增援兄弟部队时，是在晚上进去的，白天不敢行军，日本人的飞机经常在空中扫射，战士们一死就是一大片。”1938年4月初，52军第二师奉命驰援台儿庄。

　　4月2日晚上，毛金中在接到增援台儿庄的命令之后，对全排战士说：“子弹是不长眼睛的，冲在前面是死，落在后面也是死。现在机会来了，我们要奋勇杀敌，为中华民族争光。”已经参加过多次对日作战的毛金中，升任为排长。

　　4月4日午夜，毛金中他们急行军到了台儿庄的北面。这时，台儿庄已经有三分之二被日军占领，台儿庄局势非常严峻。“黎明时分，我们在敌人的侧面出现了，日军撤防不及，陷入到了我们的包围圈中。”老人回忆起台儿庄大捷时的情景，很是激动，“庄里庄外几十里都是一片喊杀声，硝烟弥漫。”面对着来自中国守军三面的内外攻击，日军狼狈突围逃窜。

　　第二师在庄阁一带守备。“我们六连三排有一个刚当兵不久的新兵，手持机枪站着准备向日军扫射，但却不知道怎么使用，况且他的胳膊受伤了。”毛金中接过机枪，继续向日军射出串串子弹，成片的敌人在他的面前倒下，可那位负伤的新兵后来牺牲了。在对10多年的抗战中牺牲的战友不多的记忆中，这位叫不上名字的新兵，一直在毛金中心里深深祭奠着，他不知道这位少年新兵来自哪里，姓甚名谁，他未能来得及学会向敌人射出为民族复仇的子弹就倒了下去。正是一个个无名的战友的牺牲，让毛金中增加更多的对日军的仇恨，继续战斗下去。

　　“我们六连随部队围歼日军，向台儿庄内步步逼近。突然，一股日军正向我部窜来，我们马上隐伏到了一个石墙内。”毛金中等敌人靠近，已经到了可以看清面孔的地步，“他们大约有一个中队，等快到石墙跟前了，连长唐操大吼一声，我们的机枪、步枪一齐射击，一颗颗手榴弹投了出去，日军扔下了几十具尸体逃跑了。”等毛金中冲出石墙追杀日军时，突然感到左腿一疼，不听使唤了，“我知道是又一次负伤了，已经不能站起来了，只能看着兄弟们向逃窜的日军追击。”毛金中遗憾地被卫生队员抬下了火线。

　　毛金中时刻怀念着一起参加过台儿庄战役的战友。1986年，他在儿子的陪同下，跋涉数千里，去往曾经并肩战斗过的连长唐操的老家湖南湘阴，试图寻访到老连长。“我找到了唐连长的儿子，可唐连长却在文革时，藏在一堵墙内，活活饿死了。”提及生死与共多年的老连长，没有死在日本人的枪下，却惨死在自己的家乡，毛金中不禁再次落泪。

长沙吸入毒气500勇士血染斗篷山

　　台儿庄战役结束后，毛金中在湖北宜昌住院四个月，后随部队开往江西，阻击日军对华中、华南的进犯。“每场战斗都惨烈无比，敌人的飞机大炮比我们的厉害得多啊。我们在地面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敌机飞行员。”老人对中国军队装备落后感触极深，不一会儿总要对武器之差表示一下痛心，“如果我们的装备好，日本人是不敢那么猖狂的，也早把他们打跑了。”深感装备落后给部队带来的损失，每一个战友在日军炮火中倒下都要让毛金中非常难过。“我现在还记得，一个士兵的胳膊被日军的炮弹炸伤了，血肉模糊，只连着一点皮了。”那位年轻的战士问他：“排长，怎么办？还能接上吗？”而他只能流泪对卫生员说：“抬下去，快包扎！”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那样的伤是很难把胳膊接好的。

　　在江西抗击日军的战斗中，毛金中再次左臂和左膝盖负伤。1939年9月，第一次长沙会战打响，第三次伤愈后的毛金中被调到了第二师8团3营7连1排任排长，营长是在新墙河战斗中一战成名的抗日英雄胡春华。

　　新墙河防线是保卫长沙的第一道防线，在整个二战史中世界闻名，与法国马其诺防线齐名。新墙河防线在三次长沙会战中是承担了抵御日军的最重要的一个节点，每次，中国军队都在此表现得英勇无畏。“我们营守卫在斗篷山上，那一仗，打了四天四夜啊。”老人说，兄弟们绝大部分把命丢在了斗篷山上。

　　斗篷山是抵御南下长沙的日军的最前沿阵地。“日军来势凶猛，他们调集了6个师团18万人，还有数百架飞机，300多艘战舰。”老人说，“日军在战场的上空升起两个红色的气球，那就是日军最前沿的指挥所。”有一个日军指挥官站在气球上，“我们只要看到那个指挥官的旗帜摆动，接着就是雨点般的炮弹落在我军的阵地上，天摇地动，我们的工事被炸平了。”斗篷山在日军飞机大炮的轰击下几乎被夷为平地，小小的山头像是被犁过了一样，“我们还是从尘土中爬出来，以战友们的尸体做掩体，向敌人继续射击”。

　　日军久攻不下之后，便用上了化学武器。“我们突然间闻到一股呛人的气味，没有防毒面具，只能用毛巾浸水堵住鼻子和嘴，坚持战斗。”毛金中眼看着中毒的战友们一个个倒在了敌机的扫射下。

　　新墙河防线斗篷山战斗被许多写中国抗战历史的文献资料记载，也经常被世界二战史的文章多次提及，那是一场注定将被记录在史册的战斗。“我们中毒的战士，没有被炸死的也失去了战斗力，被突破阵地的日军刺死了。”毛金中带领的排只有他一人活了下来，胡春华营500多人只有7人因为身负重伤，提前退出战斗，得以存活。“我，营长胡春华，连长付保山，3营的一位伙夫，3个重伤员。”老人数了数，仿佛战斗还在眼前，“500多官兵啊，全都牺牲在斗篷山上了”。

　　从斗篷山上下来，毛金中随部到湖南省湘阴补充部队，他随之被提升为上尉连长，这是他在12年的抗战生涯中最高的官阶。

　　“多想在有生之年再见战友一面！”

　　1995年2月，毛金中委托二儿子毛良玉前往湖南省会长沙，专程上到岳麓山上，在长沙会战纪念碑前，为牺牲的战友燃起蜡烛，代其凭吊500余兄弟。

　　受父亲的影响，毛良玉从20多年前起就开始注意收集父亲当年所在的国军第52军的抗战史料，并多次南下寻访父亲所在部队官兵的故人，以了却老人常常在心头燃起的无边的对往事的怀念和对浴血战斗过的血肉兄弟的思念。

　　1942年，毛金中所在的团被对调到195师，改编为585团。在云南省广南县的一次训练中，毛金中摔折了腿，被送到医院治疗。没想到，一下子治疗了一年。老人说，治病耽误了他参加更多的战斗，有些遗憾。但对于一个参加了10年之久征战的老战士来说，也该躺下好好接受治疗了，身上多处留下的战斗的伤痕每每都是来不及痊愈，又要投入新的战斗，多年的伤病积累在一起，使得他不得不接受长期的治疗。

　　1944年，从医院出来后，部队暂时无缺，毛金中就代理了两个月的特务排长职务，随部调防到了中越边境，与日军继续着拉锯战，牵制着日军进犯中国西南的力量，但毛金中此后很少参加大规模的战斗了。“我们是在越南的凸山得知日本人投降的消息的，许多战友都欢呼雀跃，像过年一样高兴。”毛金中说，“10多年啊，从长城打到了越南，征战了几千公里，那一刻，我们那些52军的老兵们欢快的心情是任何人都难以体味的。”

　　1995年，毛良玉专程到北京拜访了父亲的老长官覃异之。覃在抗战胜利后，任52军军长，1949年6月，参加“香港起义”。1988年6月，覃异之被推选为黄埔军校北京市同学会会长。毛良玉在与覃异之晤面之后，88岁的覃异之老人为老部下毛金中挥笔赠言：“历经沧桑辱国史，迎来华夏振兴年”。概括了老人戎马抗战10余载，又投身到新中国建设的一生。

　　为了却父亲对故人的怀念，毛良玉踏访了多处原52军撤防东北后，父亲老战友的退伍之处。“文革时，胡春华营长死在了丹东。”他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后，又来到哈尔滨，找到了曾任毛金中所在团团长的王庭震，“王老也已经死了，他本来是要写回忆录的”。

　　在毛金中于1968年向当时的组织写的一份材料中，记录了他的一些战友的名字：

　　尹先甲：8团团长，195师参谋长；胡福林：输送连二排长；刘清彪：安徽人，机枪连排长；欧阳飞：湖南人，毛金中在输送连时的通讯员；周洪章：585团一营副官；王文昌：在585团团部工作；李子恒：曾任副营长……这份名单，有10多个人的名字，他们都是在经历过抗战后，随部调防辽宁并留在了那里，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作。

　　他们现在哪里呢？是否还健在人世？毛金中老人很想知道答案，他多么希望他的这些战友能够像他一样穿越人间沧桑，岁月的坎坷之后，安享晚年。“如果他们中的哪位健在，多想在有生之年再见上一面啊。”老人表达了他最后的心愿。

　　采写：本报特派记者喻尘

　　1933年春，到达长城的国民党第29军大刀队。在肉搏战中，大刀队曾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1933年，中国军队在长城一线组织进行了一系列抗击日本关东军向关内进攻的战斗，称为长城抗战。

　　1933年1月，日本侵略军越过山海关，侵袭热河(今分属河北、辽宁、内蒙古等地)。3月4日，日军攻占了承德，随后开始向长城各口发动大举进攻。中国政府当局只派出一小部中央部队北上支援，而以华北地方部队为主对日军进行了历时80余天的抵抗。

　　在长城东段各隘口，从3月初到月底中国守军与日军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战。3月9日，日军占领了长城喜峰口中国守军阵地。中国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发扬“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牺牲报国精神，在赵登禹、何基沣、佟麟阁的指挥下，进行了长城抗战中最为激烈的战斗。二十九军发挥自己的特长，组织大刀队夜袭喜峰口，用大刀与敌展开肉搏，歼灭日军，经血战终于夺回喜峰口阵地。喜封口大捷一扫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党军队接连败退的颓势，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民众纷纷组织慰问、褒奖。在长城其它各口，中国军队各部也在长城古北口驻扎的中国守军，也给日军造成重创。傅作义统率的第五十九军坚守独石口，自怀柔出击，对敌展开各种形式的夜战、近战、白刃战，连获胜利。长城冷口守军也多次进行激战，顽强防守。

　　战至5月下旬，由于日军不断增兵，而中国政府当局不仅不积极增援，而是与日军积极谋求妥协停战，造成长城抗战的部队腹背受敌，被迫放弃长城各口。中国政府当局急于促使日本停战，竟于5月31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虽号称仅仅是军事协定不涉政治，但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相当于默认了以长城为国界。同时长城以南华北广大地区划为非军事区中国不得驻军，而日军可随意出入，为日本进一步侵略华北埋下了伏笔。

　　北平妇女会的代表在前线慰问长城抗战的官兵。

　　1933年3月，国民党政府集结近30万部队在长城一线反击日军。

　　1933年2月，日本关东军向河北发起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