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零年的春天其实比六九年的来得早,但在千山红,笼罩在知青头上和心上的那片天却比六九年阴冷许多。春节后,知青们返回不久,就碰上清理整顿运动在农场的全面开展。所谓清理整顿就是对“文革”开始以来的无政府状态,重点是对“打、砸、抢”行为进行清理,然后通过整顿,恢复正常社会秩序。千山红地处洞庭腹地,属“文革”的世外桃源,本不是这场运动的重点,但六九年来的这批知青是在运动初期分配进厂,在长沙各企业工作了近两年才下放来场,明显比别的青年多一股傲气,农场认为这批知青应该是此次清查的重点对象。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当时,清理自然就成了农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山雨欲来风满楼”,返场知青明显感觉到整个农场上空隐隐充斥着一种恐怖气氛。
我们五分场知青从到农场第一天不服从分配给各级领导留下的深刻印象注定成为此次清查的重点,而二队知青长期和队上的紧张关系更让他们成为清查的重中之重。
返场后不久,以分场总支付书记李坤玉为首的清理工作组便进驻我们队。李三十来岁,颇有一些青年得志的味道(其时在农场他这个年纪做到分场付书记可能不多),不知什么学历,但言谈举止处处摆出一股知识分子的派头,话不高声但一开口便让人明显看出其很有些心计和城府。李和工作组来了以后,空气明显紧张起来,队上的贫下中农和职工见了我们明显多了一层隔核,讲话也有些闪烁其词。
不久,李便开始找我们一个个谈话,说是谈话其实与现在公安的予审差不多。别人的情况我不清楚,反正找我的第一次谈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一进门,他在上我在下,他问我答,气氛十分紧张.李先向我宣讲了一些“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然后说他们己了解和掌握了我的很多情况,希望我认真回忆,老实交待自已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争取主动。我对他使用这种低级的讹诈方法和我说话很有看法,待他讲完,我干脆直说:我出身不好,“文革”中没有参加任何一派组织,是个逍遥派,大部分时间在学校和家里看书,打球。不久分配到市轻化机修厂,每天除了上班,业余时间也是看点专业书籍和打打球,因为是维修钳工,连节假日都很少休息,住在厂里宿舍,没有时间,没有本钱,也没有能力去干其他什么事,我的经历很简单,请组织调查核实。在这种场合,我不想多说什么,讲完便不再言语,他见我一付不好打讲的样子,也没有再问什么。经过一阵短时间尴尬沉默之后,我们的这次谈话便告结束。
过了十几天,农场的气氛更为紧张,甚至有些恐怖。听说四分场的黄金虎(虎哥)被抓到分场部隔离起来了,又听说我们五分场五队的李同甲也被搞到分场隔离了。几乎与此同时,我们二队召开全队职工大会,李坤玉在会上一改往日斯文模样,厉声证实了上述消息,同时一声断吼:将我们队上的李子同、李万昭等抓上来.。顿时可怜两个毫无思想准备的知青被早巳安排在他们身傍的基干民兵用棕绳五花大绑起来,随即被押送分场。这恐怖的一幕使我们全队知青都处于人人自危的境地。
二李被隔离以后,形势更加严峻、紧张,但关系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李坤玉原本是想杀鸡儆猴,通过隔离二李压压我们的傲气,刹刹我们的威风,不料我们依然不卑不亢,我行我素,而且更加团结,尽管当时乃无法无天的混乱时期,我们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明白,总不能无缘无故把我们都隔离起来。队上将专给我们做饭的人撤走,我们就自己集体开伙,还就此解决了一位女同胞的长期“就业”,小日子越过越红火。二李被隔离,李坤玉们过份渲染知青的种种“恶行”,对我们的形象虽有所影响,但同时也在队、组领导和职工心里形成一种观念,即不能把这些伢子惹急了,他们可是什么都做得出的。这样一来,出早工也没有以前那样非去不可,农忙时节,有什么事请个假也不再象以前那样罗里八索,环境相对究还宽松了一些。
又过了些日子,估计他们觉得要改变二队知青铁板一块的状况,只有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一天,李坤玉找我第二次谈话时居然露出了笑脸:根据外调,“文革”中你确实没有任何打砸行为,现分场决定将你们这些文艺体育骨干分散安排,以便分场集中时不致对一个队、组劳力影响太大.我们的意见是麻忠、刘园调四队,你和王兴均(绰号烟鬼,李子同的女朋友)调一组,甘笛子(绿笛)、叶泽坤、许美瑾、张广沛仍留在二组。
这样,我和王兴均便搬到了距二组有一里距离的北大堤西北角,离麻忠、刘园至少有五里远了。一组组长刘志夫虽打心眼里不愿接纳知青,但见到我和王兴均报到时仍面露微笑,将我俩安排在最西北顶头的“磨角”,一间作灶屋(离开了集体,我俩需自已搞饭,另一间已隔成两间,我俩各住一间.。我俩就这样开始了象公社插队知青一样的生活。(因为受编辑限制,转下面回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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