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浪淘沙话林彪（三）
二战前，具有“武士道”精神的日本军官发动犯上的“二二六兵变”，失败后发动者无一逃走，等待死刑；二战中，德国的反战军官集团刺杀希特勒，失败后，参与的高级将领不是自杀就是等待处决，也没有人跑；即便是张学良，“西安事变”后也知道自己要“送蒋”去承担责任。而林的一跑，连累了几十万部下受整肃，“四野”从此在军内一蹶不振，甚至连部队史写起来都费劲，这不是下下策又是什么？（按：关于林彪的逃跑目前还有争议，有被欺骗胁迫之说，有出国境后又想回来之说，或许他在飞机上改变了主意，但由于坠机，“黑匣子”又没有公布，所以只能认定他逃跑的事实）
林彪所处的是“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时代，军人的社会地位与职业形象在中国历史上都达到了巅峰，为什么没有用更光荣的形式来完结自己的人生历程呢？这不仅是制度导致的，恐怕也是中国传统军人文化的缺失。
日本有“武士集团”，信奉孟子的“舍身取义”思想，尽管二战时其“武士道”的疯狂地不近人性，但那是对外，而在其内部，从来没有为权力而内斗的现象，相反，在其国内，武士的勇敢、正直与扶弱抑强的精神自古就深受老百姓的尊敬，否则也不会出现“军国主义”了。德国也是一样，“普鲁士军官团”威名卓著，其内部的团结和对荣誉的重视绝不亚于日本。举个例子，“沙漠之狐”隆美尔被希特勒赐死时，陪同并执行监督命令的是布格多夫将军，他不过是奉命行事，但事后“被军官团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所痛恨”(隆美尔之子的回忆)。而林彪时代的军人又如何呢？不能说全部，有相当数量的人整起自己的战友绝不手软，而事后又一付无辜地样子，把责任推给上级或他人，比较起来，布格多夫将军简直就是冤鬼。
“武士”文化的核心就是荣誉，没有荣誉感就谈不上军人。德国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有名言：“在一切高尚的情感当中，荣誉感是人最高尚的感情之一，是战争中使军人获得灵魂的真正的生命力”。具体言之，你的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去迎合上级或是摆平下级，而是忠于自己的理念，不辱没自己的身份。此原则通用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人。如果日本和德国的“武士荣誉”源于其封建制度的传统，而信奉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也不例外。美国西点军校的信条是“责任、荣誉、国家”，军校生遵守“西点校规”有不说谎、不欺骗、不偷盗，也不容忍别人说谎、欺骗、偷盗，“荣誉”强调的不过是军人的道德操守。而在专制传统深厚的俄国，普京为了恢复军队传统，也提出了以“荣誉、形象、责任、纪律、勇敢”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念，荣誉是放在了第一位的。
“荣誉”不是追求“一将功成万骨枯”式的功绩，而近同于“名誉”，是以自身的品行为社会树立道德的模范形象。如果军人集团真是让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那么其个人的行为在为他人起标范作用的同时，更多的是在维护自己集团的形象。对待战友的态度其实也是对待军队这个集体的态度，而连战友都不尊重和维护，又怎能指望尊重、维护老百姓？
中国自秦代以后，基本上就没有军人文化了，“重文轻武”一以贯之，证明它最贴切的谚语就是“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比起西方的骑士文化，中国古代对军人的道德标准要求并不高，即便是大英雄岳飞，也不过是提出了“武官不怕死”而已。而在许多时候，评判军人的优劣标准是非常功利的，即只要你打胜了，道德再败坏都可以，白起杀降四十万，那也是“杰出的军事家”，而宋襄公再具“骑士风度”，也是个打了败仗的大傻瓜。具体到士兵，中国的兵大多是由农民组成的，打仗比起种地是副业，是不得已的差事，这和西方以及中国春秋时期非贵族不当兵（至少是军官）实有天壤之别，从中选出的军官，素质能高到哪去？而一些从士大夫家庭里出来的军人，俗称“儒将”者，又是一些没经过军事训练的文人，军事知识只是从史书里学到，真正能成器的凤毛麟角。历史上中国军人的另一特点是军政不分，军官也是“官”的一种，凡是普通官员们所具备的威、贪、腐、奸、滑等毛病，他们大多也具备，绝不会特立于其他阶层，这就使老百姓对他们产生不了敬重之心。
中共建国后，军人集团的社会地位提升到历史的高峰。一方面自晚清以来，军人的专业化、职业化已经基本成型了，至少在外表上，已接近于西方的军人形象；另一方面，社会进入和平时期，不再有军阀等负面形象的出现，再加上党对军队的有意推崇，导致“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局面的产生。在这一时期，身为军人倍受社会群体的尊重，经济收入要高于地方工作，政治上的优势更令人羡慕----比如是“文革”抄家时，家里的军人就是护身符，从而吸引了大批社会精英的加入。不管国家的发展方向有无军国主义之嫌，但这的确是中国军人形成独特文化的契机。但人员的素质先天不足，对于那些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底层的暴动者，既不能从历史中继承“道统”，也很难指望他们能创造或整合出崭新的军人文化，相反，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左右了他们在面对权力时的行为。于是乎，在这样一个精英集团里，充满了派系压轧、相互整肃、拉帮结派、欺诈投机……当年战场上浴血奋战的胞泽，为争夺权力转眼间就反目成仇，堪比历史上的太平天国。
而在另一方面，党内的斗争也延伸到军队，在此压力之下，想以军人的尊严去选择抗争或接受无疑是天方夜谭，如果一个人在政治上被打倒，人的尊严都会彻底失去，军人的身份又算什么？中国古代有“刑不上大夫”之说，实际上并不是大干部犯了罪不追究，而是让他自己体面地选择自裁方式，不要闹上审判席。而彭德怀是元帅，“文革”中被红卫兵当着几万人殴打，真想不出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的元帅能享受这种待遇？一些将军为了名誉而自杀，结果死后更成了说不清楚的“反革命”，这种文化下能培养出什么样的军人气质？军人的荣誉不是建立在道德的优越上的，而是看你听不听领袖的话；军人的责任不是敢于担当，而是明哲保身；军人的勇气用不到对敌人上，而是用到打击对立派别上……而在这种环境下，一个天才、好学、内向、谨慎、不乏旧道德的元帅，又能如何呢？
林彪是历史的产物，他的选择也逃不出那个时代的选择。在“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他灰头土脸地下了庐山，对黄、吴、李、邱几员大将感叹道“我们只是带兵的丘八，斗不过秀才（张春桥等）”。这既是对自身命运的无奈感叹，也是对几千年来中国军人文化的总结！而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军人，或许都听不到这样的哀鸣！ | 
发表于 2011-10-12 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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