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视角] 70年前中国青年的理想与见识（外三篇）

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一套民国元年的教科书，即将影印再版。书名带着当年帝制转而共和的全新气象，就叫《共和国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于1912年出版。

向更根本、更永恒的东西致敬

“天初晚，月光明，窗前远望，月在东方。这是多么有意境的文字！”邓康延说。于是，他着手编写出《老课本，新阅读》一书，想让现代人领略那时的文字之美。

看到邓康延的介绍后，张立宪感觉自己“像打开了一扇窗”。他不时陶醉在这种文字之美中，顺口就背出老课本中的一段话。“竹几上，有针、有线、有尺、有剪刀，我母亲，坐几前，取针穿线，为我缝衣。”张立宪说，“寥寥数语，就勾勒出一幅亲情图。”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一个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艰深命题。”石鸥解释。

“看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中国现在为什么出不了大师？不是因为西南联大比现在的北大清华好，而是因为当年的小学教育比现在的小学教育要好很多。”张立宪说。

在历史上，这是一套影响极大的课本。石鸥在研究中发现，当时其发行量在“七八千万册”。再版的次数也很多。1926年的版本，已为第2358版。而1922年，政府进行学制改革，所有的旧教材基本“不合要求”。

“越来越多的人看中老课本，说明一些人在反思，一些人在坚守一种文化诉求。”邓康延说。

民国老课本寄托着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想和情怀

张立宪的电脑中，储存着大量的老课本照片。那些泛黄的老课本上，有的残缺不堪，有的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就是在这一张张图片中，他和他的团队修缺补漏，推出了一套完整的老教材。

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也有一支支这样的队伍，在为这个国家修缺补漏。

商务印书馆也召集精英人马，开始编写工作。当时参与的人有庄俞、沈颐、高凤谦及张元济等。这些人，在中国的教育史上，都是值得浓墨重彩的人物。

在《编辑共和国小学教科书的缘起》一文中，商务印书馆的这些知识精英提出该套教科书的十四条编辑要点。其中第一条就是“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另还有“普及参政之能力”，“扩充国民之德量”，“以养成独立自营之能力”以及“以引起学生兴趣而启发其审美之观念”等多条要求。

这些编辑要求也体现在教科书的《编辑大意》中。《新国文》第一册的“编辑大意”就指出：“本书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为目的。”

“这些要求，即使放在现在，也让人耳目一新。”石鸥说。

在这套教科书的初小部分，学生们多是了解一些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翻看这套深蓝色封皮的线装书第一册，也可看到，从“人”开始，逐渐增加难度，并配以插图。

“这样的书，很适合孩子阅读。我5岁的女儿就喜欢读。有时，她看着图，还会让我给她讲。”邓康延的朋友杨政说。

邓康延的《老课本，新阅读》出版不久，杨政就背着他，在新浪微博上注册了“老课本新阅读”的用户名，并雇专人打理，将邓的书一条条摘录上去。开通仅5个月，已有2.5万多粉丝。

石鸥介绍，民国老课本的内容随着年级升高逐渐深入。到初小四年级，便开始选编大量政治常识内容。

《新国文》初小部分第7册中就有“共和国”、“平等”、“自由”等政治话语。《平等》一文写道：“共和国无阶级之分，人人平等，受治于同一之法律。不论何人，权利义务无不从同。虽以大总统之地位，犹必谨守法律，不能恃势以陵人。一旦罢职，即与齐民无异。此所以无不平之患也。”

《自由》一文写道：“凡属个人之自由，不特他人不得侵犯，即国家亦不得侵犯，其尊重自由也如是。”

“即使现在读这些文字，你能不感觉震撼吗？这些老课本中，寄托着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想和情怀。”石鸥说。

事实也是如此，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纷纷编写教材。蔡元培、陈独秀、严复、胡适等现在为大家熟知的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的教材问世。

邓康延还讲了一则民国趣事：一些学者编教科书时，曾就“来”和“去”的选用争执不休。有学者认为“来”字笔划多，小孩不易学，于是改成“去”。但又有人反驳说“太村太俚”。几番争执，最后出现在课本上的是“来来来，来上学”。

“伟人见末节，大师编小书。”他感叹道。

什么是潜移默化的教育？这才是

翻开《新国文》第一册第一课，一幅插图上方，大大地写着一个“人”字。插图中，大小7人，三世同堂。

而在之前的1904年，同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国文教科书》，则是以“天、地、日、月”开篇。

“教科书的编写，遵循立‘人’才能立‘国’的基本诉求，从人的自然属性到人的社会属性，从臣民到大写的个人，教科书试图确立起‘现代人’存在的现实合法性，以期成为理性国家的成长基点。”石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邓康延的《老课本，新阅读》出版后，老友陈丹青读后，给他发来一条短信：“民国教育好善良呀。”

张立宪也常收到这样的反馈。有读者在其淘宝店留言称：“什么是潜移默化的教育？这才是！”

中央电视台记者张均曾参与《共和国教科书》的校订工作。他颇有感触地说：“如果我们的国文从小就这么读过来，中国人的精气神就会完全不一样。”

根据当时的规定，教育部门鼓励和支持民间编写教科书，只要最后审查通过即可。各个学校也有自主选择教科书的权利。

正是因为这种自由状态，各个出版社为了抢占市场，纷纷编写出一些高质量的教科书，市场上的“劣质教科书反而不多”。

石鸥介绍，教科书还曾引发过几次外交纠纷。民国初年，一本影响力很大的教科书中出现反对某国的言论。当时该国强烈反对，并向中方递交外交照会。

“当时政府向对方答复，个人有言论自由，政府不能干涉。”石鸥说。

石鸥还发现，其后这本教科书虽然名义上被禁止发行，实际上却一直再版，只不过其中的激烈言论被删除了。

“辛亥革命的枪声并不激烈，帝制能迅速倒塌，五四运动能短期内发展起来，这些老课本功不可没。这也是现代人怀念老课本的原因之一。”石鸥说。

傅国涌也非常重视这些“没有污染”的老课本，认为能从中寻找到一些资源。在一次演讲中他指出：“小学教科书固然不能为一个民族提供文明的高度，但是它能够为一个民族提供文明的底线。”

——摘自《中国青年报》记者 郭建光

1949年，是二十世纪中国最特殊、包含最复杂可能性的时刻。

时隔六十年，只要设身处地，我们仍不难体会到:“四万万中国人”来到这样一个时刻时，有着太多各异的情形。仅文人这么一个阶层，就有不下四五种情形。从延安和解放区来的，是一种；在国统区工作的党内知识分子及左翼文人是一种；国统区中间状态而思想偏于厌恶国民党统治的是一种；基本不问政治或不轻易表示政治倾向的所谓“自由知识分子”是一种；因各种原因被认定为“反动文人”的，是又一种。

夏衍是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此外他还有一个特点，一直在大城市工作(包括抗战期间在桂林；跟延安相比，桂林也说得上是一座文化发达的“大”城市)，没有到过解放区，而且几乎只呆在知识分子堆里。

1949年5月5日，他、潘汉年、许涤新等奉命从香港来到北京，面见周恩来，接受任务。他和潘汉年一样，都以党内资历和深刻的上海背景，被派往接管即将解放的远东最大都市上海。

他们在北京下榻处，是北京饭店三楼。潘汉年住三○三号。《懒寻旧梦录》特地强调:“事情也真巧，1955年4月底，潘汉年被捕，也住在这个房间。”这种巧合的背后，让夏衍惊悚与省思的东西，谅必不少。

在整个中国新旧政权交替之中，对于上海的安排明显带有特殊性。其它地方，基本上上演的都是“进城者”接管权力的一幕，而对于上海，周恩来特地安排了潘、夏这种几乎只有单纯城市经历的干部——潘汉年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夏衍则任市委常委兼文化局长，负责文教系统。周恩来交待夏衍的原话是:“抗战前你在上海工作了十年，这之后一直在蒋管区，熟悉大后方情况，所以中央决定派你到上海去主管文教工作。”

上海号称“十里洋场”。而新政权，却是从山沟沟里，走了几十年“农村包围城市”路线，才夺取胜利。一边是“洋”的极致，一边是“土”的代表，这就是新旧交替之际上海最引人关切之处。从意识形态上讲，这种“大土”与“大洋”的反差，会被解读为工农立场同资产阶级立场的对立。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一些以上海为主体的大城市文化人投奔延安——毛泽东在鲁艺讲话时曾把这形容为“上海亭子间的队伍”和“山上的队伍”的会师——就引起了双方的不适，而1942年起的文艺整风，基本起因之一，也是清洗这些“洋书生”们的洋作风、洋文化。

就像周恩来讲的，夏衍“一直在蒋管区”，没有亲历延安的洗礼。看上去，这竟是有关他的任命中一个重要因素。假如经过了洗礼，思想必有巨变，那么在上海这样一个地方，怎样开展及领导工作，就会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别的不必说，单单夏衍与周扬这对老友之间，三十年代在上海，那么熟稔，中间隔了一个延安，重逢时就生疏了。当年，“他(指周扬)爱去跳舞，跟我们一起上咖啡馆，看电影。那时候，他可真是潇洒。”“……一个人呀，嘿，前后是可以变的。周扬的变化很大的。有抗战前、抗战后，主要是去延安之后，也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周扬显然变了许多。”“他变化大是在从延安出来之后，不过那时我们还可以和他开开玩笑，解放以后就不行了。他是党的文艺政策的转达者。”(《与夏衍谈周扬》，李辉《摇荡的秋千》)连和老朋友开开玩笑都做不到了，可知周扬的持重抑或“呆板”到何种地步——如果派来接管上海者，也带着这样的面孔，事情就很不好办。

夏衍由于其革命经历缺了延安这一课，诸多“意识”上就不那么严整，于是保留着一些不尽合于规范的面孔；《懒寻旧梦录》将此自嘲为“自由主义”:

这一类不自觉的自由主义还反映在日常生活上。我这个人爱开玩笑。讲话随便，特别是对熟悉的老朋友。有一次在文艺界的集会上，碰到赵丹，我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阿丹，看你这个样子，当小生的连胡子也不刮。”赵丹乐了，说:“你这位部长未免也管得太宽了。”这一类事大概不止一次，也不仅对赵丹，对白杨、秦怡等人也是如此。因为他们都是我三十年代共过患难的老朋友，不这样反而会显得见外。可是想不到这件事就不止一次受到了批评，说你现在是部长、局长，用这种态度对待非党人士(他们当时还没有入党)，实在是太不庄重，有失身份。

吴祖光在《革命的作家和战士——夏衍同志》回忆，解放初，夏衍多次于来京开会时至吴家，每次身边都跟着一个带枪的警卫员，夏衍无奈开玩笑自称是“男起解”；一天，他居然独自翩然而至，吴祖光讶询之，夏衍笑答:“过马路的时候，我趁着人乱，把尾巴给‘甩掉’了。”吴祖光为此感慨于较诸“没有侍从、警卫便觉不够排场，不够威风，离了汽车便寸步难行的同志”，夏衍作风“民主”。其实也许并无这样的深意。自夏衍而言，他一直视自己为“书生”，不是“官”。大抵这种意识是更确实的。

但实际上，夏衍的“自由主义”对于完成使命有正面意义，尤其考虑到他负责的是上海文教的接管工作。“在文化方面，对全国来说，上海是‘半壁江山’，接管面很广，情况各异，政策性很强。”“大学就有四十多所，有公立的、私立的、教会办的……校长和教授中，有不少全国乃至世界知名的专家、学者。”“解放之前，上海有二十家大报，四五十家小报，还有大大小小的杂志、通讯社、电台、出版社。既有国民党办的，也有民族资产阶级办的，不仅有中文报，而且有外文报。”“用当时常用的话来说，真是‘知识分子成堆’。”这种局面，接管者是夏衍那样的面孔，才有亲和力，可以消除各种的疑虑。

其间有一次严重“出格”，是夏衍对其手下——上海宣传、文化系统干部进行知识测试。

所幸，夏衍有一个好上级。

——摘自《党史信息报》作者 李洁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