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1967年深秋的一个晚上,由于文革失控,混乱杀风在江永大地上横行,大家决定连夜回长沙。
我们组里的人都决定走,但是我看着猪圈里的那头肥嘟嘟的花猪,还有二十多只鸡和洋鸭,自留地里的冬瓜,南瓜,丝瓜和满园的白菜,萝卜菜长得正欢。舍不得!还有我们的夜校,我每天晚上还要给社员的小孩子们上课呢。
组长一再动员我走,但是我决定留下来。其实我回长沙也无家可归。我们没有父亲,63年母亲死后,64年后我们四个小孩先后全下了农村,家里的房子早已被收上去了。
一觉醒来大家全走了,我爬起来就到自留地割红薯藤回来熬潲喂猪。一看,昨天还好好的花猪趴在地上竟一动不动。时值全村猪瘟蔓延,我们队里就只剩下两条猪没死,一条是我们的花猪,一条是队长家的猪。兽医也没办法治猪瘟。
真是病急乱投医,我跑到卫生院买了人用的青霉素,要兽医给花猪打针。真是死猪当活人治!连打三天针,退烧后花猪肚子不泻了,它竟能站起来吃我用鸡蛋拌的稀饭啦!我还将此法告诉了队长,也救活了他那条奄奄一息的猪。
但是从此花猪的眼睛却瞎了。可是我的眼睛没有瞎!就是那天,我看到了全村农民们,追拥着侩子手昌旺,押着刘家地主崽走到河洲上。经管家大队大队长花球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后,在那里昌旺把地主崽杀了。想不到,我们花猪的重生日竟是地主崽的投胎日!
花猪眼瞎后,胃口大开,长得很快。但是它不长长,只长宽,变成了一只圆滚滚的大花球。快过年了,大家又从长沙返回江永。别的组没东西吃,只有我们这组杀鸡鸭宰肥猪,一点也没卖。大家都到我们这组来团聚。连我师父也在我们组里捧了一大碗肉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