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视角] 易中天：走近顾准

其实，也并非所有像顾准这样既有才气又有骨气的知识分子，都会落到他那种下场。

比如钱钟书。钱钟书也是极有才气的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这八个字，用在钱钟书身上，那可真是当之无愧，一点含糊都没有。早在三十年代，吴宓就说过：“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但如果硬要做比较，无妨说论“学”，钱钟书或略逊于陈寅恪；论“才”，则钱钟书略高于陈寅恪。比方说，他竟然能用宋明理学家的语录来写情诗，把那些主张“存天理，灭人欲”、道貌岸然的教条变成爱情宣言。如此化腐朽为神奇，连钱钟书自己都忍不住要自负地说“自来无第二人”。

实际上，当今之世，能在治学与创作之间左顾右盼、游刃有余，而且两方面都取得卓越成就的，大约也就是钱钟书了。这就非有过人的才气而不能为。你看他的《围城》，写得何等机智睿哲！那里面的警句妙语，多到“美不胜收”或者“拥挤不堪”的程度，以至于有“卖弄才情”的批评。卖弄不卖弄且不去管他，有才情却总归是事实。这样的书，陈寅恪就写不出。当然，他也不会去写。

钱钟书也是有骨气的。

他最痛恨和厌恶那些在名利场加官场里混来混去的“知识分子”，最痛恨和厌恶那些市侩、风派、软骨头。据说，他曾“情绪激动”地大骂冯友兰“简直没有文人的骨气”，也没有“节操”；对郭沫若和章士钊迎合“上意”撰写《李白与杜甫》、《柳文指要》两书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至于他自己，当然更不会趋炎附势、献媚邀宠。甚至，他还会“不识抬举”。

“四人帮”横行时，上面曾通知他去参加国宴。这在一般人看来，是“赏脸”，应该“受宠若惊”的。钱钟书却说：“我不去，哈！我很忙，哈！”来人连忙声明：“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钱钟书却回答如故：“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来人觉得无法交代，便问可不可以说钱先生身体不好，起不来，钱钟书却一点面子都不给，反倒郑重声明：“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结果，江青也拿他没办法。其实，这在钱钟书，又算什么！当年批斗“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时，别人都被斗得狼狈不堪，惟独钱先生却头上顶着高帽子，胸前挂着大牌子，从贡院前街走回干面胡同宿舍，任凭街上的孩子哄闹取笑，却毫无畏缩惶悚，高视阔步如故。这种风骨气度，与顾准何异？

钱钟书也有傲气。

他的“恃才傲物”、“狂妄自大”，和顾准相比，只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就“才气无两，睥睨一世，老师宿儒，敛手称扬”。本科毕业后，学校想让他留下来读研究院，他却口出狂言：“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这话顾准就说不出。尽管1949年以后的钱钟书已不再“少年气盛”，晚年更是变得恬淡平和，但骨子里的东西其实是改不了的，因此也仍会做出一些非常人所能做的事。比方说，大年初二权威人士来拜年，他居然只开一条门缝，把人家挡在门外说：“谢谢！谢谢！我很忙！我很忙！谢谢！谢谢！”这事顾准也做不出。

钱钟书当然还有书生气。

1982年夏天，胡乔木写了几首诗，请钱钟书帮他看看、改改，说是自己“做旧诗总是没有把握”。这在胡乔木，无非表示一种礼贤下士的姿态，在钱钟书，也只要动一两个字，再打个哈哈，便彼此相宜，大家都有面子。谁知道通晓世故洞察人情的钱先生，居然“书生气又发作了”，把胡乔木的诗改得一塌糊涂，涂改、批注甚多，弄得胡乔木哭笑不得，只好由李慎之来打圆场。事后，钱钟书去信向胡乔木“致歉”，道是“我只能充个‘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因此自己改的“好多不合适”云云。话说得很客气，但谁都能听得出那“味儿”来。

这也不奇怪。钱钟书“毕竟是书生”。即便再“深自谦抑”，那一份“书生意气”，其实是清除不尽的。他和顾准一样，常常有“忍不住”的时候。实在耐不住，就会骂人。于是，“钱钟书平日闯下的祸，到了他老病不能言的日子一桩桩爆发，累坏夫人杨绛。先是他当年在西南联大，是否说过‘吴宓太苯’，杨绛说不可能，因为吴宓是钱钟书敬爱的老师，她还特意让人写下证词，好像要提供庭审似的；后是钱钟书在美国有没有骂过冯友兰，杨绛说不可能，因为冯友兰是钱钟书的‘五大恩师’之一。但她的辩白相信的人实在不多”（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为什么信得人不多呢？就因为那些话那些事，都带有钱钟书的风格，就像“三年当市长，五年当总理”很像顾准的口气一样。

的确，无论禀赋、性格、才华、人品，顾准和钱钟书都不乏相同之处。因此，他们都是“文革”后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最受中青年学者崇敬的人。那时，蛰居在八号楼、还在思考“娜拉走后怎样”这个大问题的顾准，身边聚拢了一批中青年“顾迷”；而正在六号楼撰写《管锥编》的钱钟书，身边也聚集着一批中青年“钱迷”。这不但说明，杜绝思想交流，阻碍知识传播，让天下灭绝人性，“只不过专制主义者一手遮天的病态妄想而已”（高建国《顾准全传》），同时也说明，顾准和钱钟书两人，有着怎样的个人魅力。

然而两人的境遇，却也有天壤之别。

1949年以后的钱钟书，大体上风平浪静，少有磨难。非但如此，他还颇受“恩寵”。他是《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一说顾问）和《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定稿人，据他自己说，还因此而为“吃一堑，长一智”发明了一句押韵的英文成语。他也可以公然“谢绝”江青的“盛情邀请”，不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这种“福份”，顾准连想都不要想。即便在“文革”中受冲击，其“最高纪录”也不过挨了一耳光，比起顾准差点被活活打死，岂可同日而语？

原因同样是多方面的。

比方说，两人身份不同。顾准是党员，钱钟书在党外；顾准是领导干部，钱钟书是专家学者；顾准虽然有名，但那是“官声”，比起钱钟书的“文名”来，就差得远了。总之，顾准很容易被看做“党内异己份子”，钱钟书则多半被尊为“党外社会贤达”。这样两种不同的身份，即便犯了同一案子，处分也是不同的。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对党内的处分总是比党外的重，这也是“严于律己寛以待人”吧！何况钱钟书又没有犯过案。

这就有意思了。以钱钟书的个性，其实是很容易出事的。知子莫如父。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老先生，早就发现他这儿子有一种惹事生非的禀性，便特地给他起了个“默存”的字，语出汉代扬雄的“默默者存”，意思是要他管住自己的嘴巴，少惹些口舌之灾。现在我们知道，钱钟书并不能完全管住自己，却也不是完全管不住。

1992年，有两个年轻人（董磊和孙小玲）受托去钱家取校样，钱先生居然对这两个素不相识的青年提出如下忠告：“一个人对自己身边的人甚至自己的朋友，在与他们说话时要十分谨慎”。接着钱先生讲了为什么要谨慎从事的道理：如果对方是小人，可能会把你卖了；如果对方是软蛋，可能会去做伪证；如果对方可靠，则可能会为了保护你而牺牲自己。“总之，心中毫无阻碍，说话毫无顾忌的人，很可能害人又害己”。这话说得实在是够世故的。但如果当真世故，又不会说出来。可见钱钟书还是憋不住。憋不住，便只好对两个素昧平生平生的年轻人说。因为倘若惹出事来，还可以赖账。又可见，钱钟书还是有点小世故。

说来也是有趣。顾准是搞政治的人，却书生气十足。钱钟书呢，原本是书生，却比顾准更懂政治。1957年“大鸣大放”的陷阱，钱钟书就没有掉进去。是年春天，钱氏那有诗云：“驻车轻旷小徘徊，隐隐遥空碾薄雷。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鸣忽噤雨将来”，这是何等的政治敏感：“风不定”而“雨将来”，那就还是闭上嘴巴，不要“鸣”吧！那天意难测的遥空，已然隐隐地碾着雷霆呢！

然而顾准却听不到雷声。其时他正在中苏联合考察途中，不知北京已是风声鹤唳，专政机器正张开巨网，专等“毒蛇”出洞，“游鱼”上钩，更不知道他的“反党言论”和“政治问题”在北京已被揭发。心直口快的顾准，肆无忌惮地大放厥词，天天发表“右派言论”，弄得自己头上和维吾尔族姑娘一样，辫子一大吧。这就和钱钟书相差太远。1957年春，钱钟书也在去湖北省亲的旅途中，且反右斗争尚未开始，不少人鸣得正热闹，钱钟书却听得见“隐隐遥空碾薄雷”，他的一生平安，难道不正是其睿智所使然？

但这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钱钟书是一个纯粹的读书人。读书人不等于就不问政治，却可以不介入政治，从而做到慎思不妄言。而且，钱钟书还不象中国许多读书人（比如冯友兰）那样，把自己看得非常重要，认为自己应该而且能够“为帝者师”、“为王者师”；也不像中国许多读书人（比如顾准）那样，认为自己腰杆是硬的，肩膀是铁的，可以担尽天下的忧乐，挽狂澜于既倒。他十分清楚自己不过一介书生，能做的只有学问。而且，把学问做好也不容易。能让学术薪尽火传，就对得起每天吃的的那份粮食了。因此他能超脱。

顾准却不能超脱。因为他既是读书人，又是革命者，而且首先是革命者。对于他来说，革命比读书做学问重要多了。如果说，陈寅恪是以学术为生命并拼死力争，那么，顾准则是以革命为生命并拼死力争的。他不能够把自己从这个青年时代就为之献身的事业中分离出来。即便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开除党籍，也要大声宣布：“我是共产党员”！

因此，“娜拉走后怎样”，即“革命成功后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别人可以不思考，作为革命者兼思想者的顾准却不能不思考；别人想清楚以后可以不说出来，顾准却不能不说出来。这就是顾准常常“忍不住”的根本原因。而且，由于上述问题具有不可回避的现实性和操作性，就注定了顾准必定要对现实问题发表意见，哪怕这个所谓“现实问题”只不过是房子怎么盖，饭怎么吃，怎样既应付上级又不让农民吃亏太多等等。

顾准和钱钟书的区别还在于他们对人的看法不一样。钱钟书“真的知道人之丑陋、愚蠢、虚伪，是没法子的事情，知道世界喜欢在荒诞、滑稽里闹成个兴高采烈的样子“（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所以钱钟书并不把自己的能力看得太重，也不把别人的荒唐看得太重，因而能够活得干净、明快、轻松、潇洒，在明智清醒的同时保持一份幽默感，还能偶尔任性一下。

顾准却相反。在他看来，人也好，世界也好，目前这种状况都是不对头的，而且是有办法的。因为不对头，所以他要革命；因为有办法，所以他要思考。他在晚年不要命地阅读、翻译、思考、写作，就是想找出一个使人类避免苦难、得到幸福的办法来，并把这办法告知世人。可见，顾准其实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尽管他主张“经验主义”；钱钟书则其实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尽管他生活在超现实的学术世界里，而且活得快乐。实际上，真正的乐观主义者是不会快乐的，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才快乐。所谓“乐观主义”，实际上是相信世界总会变好。他总有一个理想模式在那里。然而世界在事实上又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么美好，因此他们痛苦。悲观主义呢，没有那个理想模式，也不认为世界当真就会多么好，现在这样就不错了。结果他们快乐。

至于钱钟书先生，则不但活得不沉重，也不肮脏。顾准曾不止一次不无沉重的地说：“我手上没有血”！钱钟书的手上又何尝有血？但顾准为了手上不沾血而付出的代价，钱钟书却似乎没有付出过。这固然有客观上的原因（钱钟书没有顾准那么多说不清的关系要交代），却也与钱钟书的处世哲学不无关系。钱钟书基本上是坚守“默默者存”的诫言，闭门不问天下事的。有人甚至因此而指责钱先生，认为像钱先生这样面对暴政保持缄默，至少在顾准的光照下应感到“无地自容”。

依我看这是苛求了。而且，这种苛求并不好。顾准当然是勇敢的、坚毅的、让人敬仰的，但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成为顾准。成不了且不说，当真都成了，没准也可怕。用顾准的话说，就是与其号召大家做“海燕”，不如承认多数是家雀，同时承认家雀的各种权利（《顾准日记》）。世界毕竟是由普通人组成的，对于普通人来说，做人只要有一条底线就可以了。比方说，手上不能有血。又比方说，不能做亏心事。只要能守住这条底线，保全自己也就无可厚非。在这方面，并不普通的钱钟书倒是为众多的普通人作出了表率。

正直的知识分子其实有很多类型。有顾准那样的，也有钱钟书、陈寅恪这样的。陈寅恪也没有像顾准那样去拿鸡蛋碰石头，明知不可而为之。但陈寅恪同样坚守着他的底线，那就是“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就是“士可杀而不可辱”，就是饭可以不吃，衣可以不穿，学问也可以不做，而气节不能亏。所以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就和读《顾准全传》一样，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是啊，陈寅恪的底线如此之多，还要公开亮出来，他活得怎能不沉重！

当然，这里也仍有专业和性格方面的原因。即使因为学人，较之研究经济学和哲学（还有数学）的顾准、治史的陈寅恪，钱钟书更富于文学家和艺术家的气质。何况他从小就是一个“顽童”。甚至在已为人父之后，他还会做一些顽皮的事，比如大热天用墨汁在熟睡的女儿肚子上画一个大花脸（那时女儿还是一个小娃娃），或者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埋在女儿被子里，听她惊叫然后大笑。这是我们从季康夫人（杨绛）的文章里得知的。

总之，钱钟书对待人生，多少带点游戏态度。甚至对待学问，也多少带点游戏态度，而顾准和陈寅恪是少有这种游戏态度的。他们也开玩笑，也有幽默感，也谈笑风生，却不会游戏人生。只有生性顽皮而又看穿一切，远于政治而又多谈文艺的钱钟书，才能以游戏的态度艺术的态度看待生活，活得富于情趣和情感。

因为直到临终那一刻，他的五个子女没有一个来看他。

顾准的子女和他正式断绝关系，大约是在1967年底。此前，同年1月18日阴历小年夜，妻子汪璧已提出离婚，在家的孩子也开始不再理他。这当然是因为顾准第二次被打成“右派”，并且成了“极右派”，而文化大革命已全面展开，政治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在这个从朝不保夕的日子里，顾准继续留在家里，只会给这个家庭带来更大的灾难。考虑到“1957年以来我欠下这个家庭这么多债，以后不应该再害亲人”，顾准同意了妻子和子女的要求。而且，说实在的，他不同意也得同意。

但，藕虽断，丝相连，人还在，心不死。离开家庭孤身一人过着形影相吊生活的顾准，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妻儿。他甚至痴情到这种程度：刚刚挨完批斗，擦一把脸，便抓紧时间搞翻译，天真地幻想今后还能用这些稿费补贴子女。至于一次次的找寻，一次次的联络，一次次的托人传话，就更不在话下。现在，他已经病入膏肓，行将就木，就是想“害人”也害不了啦！在这人生的最后日子里，他多想看看自己的子女啊！哪怕只看一眼也好呀！

被老友陈易称为“英雄肝胆，儿女心肠”的顾准，此刻几乎只剩下这唯一的一个心愿了。他的另一个心愿——完成宏大的研究计划，已无法实现。但不能再写作，是没有法子的。再见子女一面，总是可以想办法的吧？这个念头如此的强烈，以至于顾准咬紧牙关，又做了一件违心的事。

在顾准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后，在他朋友的强烈呼吁下，经济研究所决定给他摘掉“右派”帽子，条件或者说必须履行的手续，则是在一张预先写好“我承认，我犯了以下错误”的认错书上签字。这对顾准，无异奇耻大辱，同样将死不瞑目。因此，尽管来人反复说明，他们完全出于好意，顾准仍倔强地表示，承认错误是他万万不能接受的。他也不需要、不在乎摘什么帽子。

但是，当他听朋友们说，“如果你摘了帽，子女们就会来看你”时，顾准忍痛含泪用颤抖的手签下了这个死都不肯签署的文件。他流着泪对骆耕漠、吴敬琏说：我签这个字，既是为了最后见见我的子女，也是想，这样也许多少能够改善一点子女的处境。这可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顾准的这份痴情实在感天动地，就连经济所革委会的负责人也动了恻隐之心，去信给顾准的幼子，要他们来医院护理。

然而得到的答复是：不来，不来，就是不来！顾准的幼子顾重之（一个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回信说：“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党跟毛主席走的，我是绝不能跟顾准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断绝关系的措施，我至今认为是正确的，我丝毫也不认为是过分”。

他们终于一个都没来。恩断义绝，何至于此，何至于此啊！

顾准的家庭悲剧，无疑是当时千万个家庭悲剧之一例；和“有问题”的父母“划清界线”，也是当时带有普遍性的一种行为，而且受到肯定和鼓励。问题是，并非所有“黑帮”、“走资派”、“三反分子”、“牛鬼蛇神”的子女配偶，都和他们断绝关系。刘少奇的没有，邓小平的没有，陈寅恪的没有，钱钟书的没有，我自己一些亲属、世交、熟人的子女和配偶也没有。就算声明“划清界线”、“断绝关系”，也不过是明断暗不断，或者在运动初期揭发批判，运动后期又重返家庭。至少，在其弥留之际，总要来尽点人子的义务。正如顾准怅然慨叹的：“人都快死啦，还怕受什么影响？”像顾准子女这样绝情的，还真不多见。

原因究竟何在？是他的子女不好吗？不是。顾准曾对他的“小朋友”徐方（咪咪）说：我的子女，那可是叫花子吃老鸭——个个好哇！是他们当真来不得吗？也不是。军宣队发了通知，经济所革委会都希望他们来，政治上还能有什么问题？再说顾准的告别仪式，长女顾淑林和长子顾逸东也去了么，难道活人见不得，死人就见得？到医院去护理病人是“划不清阶级界线”，参加告别仪式就是“阶级立场坚定”？讲不通嘛！那么，是他们和父亲没感情吗？更不是。顾准是不怎么管家顾家。早期工作忙，没时间；后来当右派，没资格。何况被隔离审查和送去劳改又有好几次。但不等于子女们就从未得到过父爱，因此对他们父亲的死活无动于衷。参加告别仪式那天，顾淑林和顾逸东特意提早一个半小时就到了协和医院，等着向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姐弟两人抱头痛哭，“心中的哀伤难以言传”。事后，顾逸东把一切责任都揽了下来：“过去的事情，都是我这个做兄长的的责任，请求世人不要责怪我的弟妹”。可见，他们既非无情无义之人，也非品质恶劣之人，然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又实在难以让人接受和理解。

是不好理解，再怎么说，顾准也是他们的爹呀！没错，当时的顾准确实又“黑”又“脏”，谁沾边谁倒霉，但也不是人人唯恐避之不及。顾准的弟弟陈敏之、老朋友骆耕漠、弟子吴敬琏等等就没有回避（顾准病危时他们都在床前陪伴），就连张纯音的女儿咪咪（徐方），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也和顾准成为朋友。就在顾准的子女拒绝来医院看望护理他时，远在兰州的咪咪却给她敬爱的顾伯伯写信说：“我就是你的亲女儿”。两两对比，难道不发人深思吗？难怪当顾淑林和顾逸东参加告别仪式时，一位老先生看他们的眼光，会“像刀子一般。”

我们不想责备谁。我们也没有资格责备谁。我们自己在那个荒唐年月里干的荒唐事还少吗？有什么资格对别人说三道四？但事情却必须搞清楚。为了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找出原因并引以为训。

那就恕我不恭了。

依我的猜测，子女们不愿见顾准，倒未必是自私（怕受牵连和影响），多半也是心里有一份怨恨（这一点想必他们现在不愿意说出来）。所谓“怨恨”，也未必是因为顾准“害”了他们，而多半是因为顾准“害死了”他们的妈妈。顾准的妻子汪璧是在1968年4月8日服毒自杀的。

直接的原因，可能是她1964年在在家中帮顾准销毁积存多年的手稿笔记一事被揭发，因此遗书上有“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的字样。其实，早在1967年她与顾准离婚之前，就已经有了自杀的念头。“文革”刚爆发，她就受到顾准的株连而被批斗，既是“走资派”，又是“狗右派的臭婆娘”，后来又被当众宣布开除党籍，而这一切，又无不与顾准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汪壁就是顾准害死的。汪壁被逼死后，几个顿失庇护的孩子哭得昏天黑地，叫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只好姐弟几个相互帮衬搀扶着，料理了母亲的后事。这个时候，那个“害死”妈妈的顾准在哪里呢？他可曾来看亡妻一眼？可曾来为丧事出一把力？可曾来安慰一下痛失慈母的儿女们呢？没有。

这当然不能怪顾准。当时，他也在千方百计打听家人的情况，甚至在为家人攒钱攒粮票。但他被牢牢地管制住了，一点消息也得不到。他同样叫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可惜这些情况子女们都不知道，知道了也未必能抹去心头的阴影。至少是，一边是很少回家、却不断给家里惹麻烦添乱子带来灾难的父亲，一边是受尽惊吓、含辛茹苦把自己拉扯大的母亲，做子女的站在谁一边，将心比心，还不难理解吗？

子女们毫不犹豫也别无选择地站在了汪壁一边。

汪璧的立场，就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汪璧也是个老党员，早在三十年代就参加了党领导的地下革命斗争。六十年代她帮顾准“销毁罪证”时手法熟练动作敏捷，就因为她当年用这办法对付过特务。对于这样一个老党员来说，党的立场就是她的立场，党的思想就是她的思想，党要她奔向何方她就奔向何方。因此，当一个足以逼死人的两难问题摆在她面前时，她的内心世界就分裂了。这个问题就是：要革命还是要顾准，跟党走还是跟顾准走，相信毛主席还是相信顾准？她当然是要革命的。顾准也要革命。

这本来不成问题，他们是“革命夫妻”么？问题是，一个人是不是革命，并不由他们自己说了算。顾准说自己是革命者，别人却说他是“反革命”，而这些“别人”又据说代表党。这一下，汪璧就像哈姆雷特一样，不知道该生还是该死。甚至就像祥林嫂一样，连“死路一条”都没有（请参看本书《忏悔与做人》）。诚如顾准次子顾南之（高梁）事后回忆所说：“她实在是没有一条好路可走啊？”

汪璧一开始也想两全。但即使她愿意牺牲自己的政治生命和政治前途，子女呢？难道让他们也沦入万劫不复的地狱黑牢？倒是作为父亲的顾准想得“周到”。1966年，当他看到女儿的思想与自己尖锐对立时，为了保护子女的前途，爽性与汪壁议定，今后就让子女把他作为“反党右派”来看待，让子女和主流文化融为一体。他甚至很少回家或不回家，以确保子女和自己划清界线。由于同样的原因，汪璧也痛苦不堪地同意了丈夫的决定。她只是衷心祈望，“顾准能逐步向组织靠扰，而组织上则逐步谅解顾准，于是，一切又恢复常态。”

然而她盼来的却是失望。顾准并没有“逐步向组织上靠扰”，反而越走越远；组织上也没有“逐步谅解顾准”，反倒越整越凶，最后，连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这样的党的最高层领导都被打倒，她一个“右派老婆”、“反革命家属”，又能有什么指望？

汪璧自杀了。留下的是无法弥合的裂痕。

从六十年初开始便已和顾准“划清界线”的子女们，此刻已再也无法理解他们父亲，站在他们父亲一边。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算下来他们已冷冻了十四年，已是“积重难返”。看来，顾准当年的决定实在是错了！本来，顾准是可以争取自己的子女的。至少长女顾淑林，就“一向与父亲平等地讨论问题”，而且“善于思考，爱钻研”，怎么就不能好好谈谈？张纯音也坦诚地对顾准说：孩子们今天对你的态度，你自己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你以前只对他们说社会上那些‘正面’的话，而我对孩子说真话。我告诉孩子，右派分子其实是受委屈的好人，还带她去见了几个右派。结果，张纯音养育了咪咪这样的好女儿。这个好女儿不但没有和张纯音“划清界线”，还成了顾准的“女儿”。

然而转念一想，恐怕还是不行。就算顾准和子女们说真话吧，他们能理解吗？就连汪璧，其实也理解不了嘛！她自杀前对顾准好，一是夫妻情分，二是凭直觉相信顾准不是“坏人”，再就是还有改变情况的一线希望。至于顾准的思想，她未必理解赞同。但顾准是思想家。没有顾准的思想，就没有什么顾准。不理解顾准的思想，也不会认为他是“好人”。再说，如果子女们理解并赞同顾准的思想，又该怎么说话，怎么做人呢？照顾准的思想去说去做，要挨整；不照顾准的思想去说去做，不愿意。莫非在外面说主流意识形态的话，回家和顾准说“黑话”不成？那岂不变成两面派了？以顾准之正派耿直，又岂能把子女培养成两面派？

顾准同样两难。

这样一想，问题就不在顾准、汪璧和他们的子女，而在于：为什么一个社会只准有一种声音？为什么一个人“一旦因为说出浅人庸人所不懂的真理，就被置于万劫不复之地”（王元化《〈顾准全传〉序》）？高建国说：“倘若要问当年殴打顾准的青年，为什么如此残忍？他们必定会说，顾准是头上戴着几顶帽子的坏人。可是，帽子底下是什么事实？他们却从来没有看见。”又说，许多人只知道要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至于这人是探索者、思想家，还是把牛弄死，把粮食烧掉的反革命，无需弄清也不许弄清”。

我要问的是：难道帽子下的事实证明他是坏人，就可以毒打？难道当真是“把牛弄死，把粮食烧掉”的反革命，就该断绝父子关系？我的回答是“否”！就算顾准是那样的“犯罪分子”，也不必断绝父子关系，因为这违背了天理人伦；也不能任意毒打，因为这侵犯了基本人权。不能因为现在证明顾准当年思想是正确的，就来翻这个案！这仍然是以思想言论定罪，而思想言论是不能作为定罪依据的。如果因为顾准思想正确，就说当年不该打他，子女不该和他断绝关系，那么，如果明天又发现顾准的思想是错误的，是不是又可以给他再戴一次帽子，把他从坟墓里拖出来鞭尸三百，然后让他的子女们登报声明断绝关系？不能吧？时至今日，我们实在不能再那样看问题了？为了确保顾准的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大声地说：思想言论的自由，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任何人都不得剥夺，也不能因为他的思想言论而给他定罪，哪怕他的思想言论是错误的！

错误的思想言论当然要批判，但只能是对等的讨论，并必须保证对方的答辩权，也不能因此就把他关起来，更不能动用私刑。把粮食烧了牛弄死了，当然要处以刑律，但不必把他打入“另册”，让所有的人都和他划清界线。这些最起码的法律常识和人权常识，难道还要一讲再讲吗？

五.做人实在是很难

文章写到这里，不禁感慨系之。做人，实在是很难、很难的呀！在顾准是家国难以兼顾；在他们的子女，则是忠孝不能两全。难道就没有一个可以通融的办法，一条让大家都能过得去的道路？

我曾经一遍遍问自己，有些话，有些事，顾准能不能不说、不做？结论是不能。1962年秋，顾准曾在苏州和张秀彬、徐文娟夫妇彻夜长谈。在说到历次运动和极左路线造成的种种灾难，说到“大跃进”和“共产风”时，顾准悲从中来，愤怒地喊道：“老和尚不出来检讨，不足以平民愤啊！”表妹徐文娟闻言大惊失色，这不是“犯忌”吗？顾准当然也知道这话有“违碍之处”，但他不能不说。因为他在商城县之所见，不是什么“形势大好”，而是哀鸿遍野，人相争食，亲眼看见一个个老百姓活活饿死，生计无着，求告无门。如果他不说出来，天良何在？

不能谈，又不能不谈，这是矛盾所在，也是痛苦的根源。

这种痛苦于知识分子尢甚。因为知识分子非他，及是社会的良知与良心。如果知识分子发现了社会的错误，看见了社会的不公，也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甚至昧着良心说假话，那就愧称“知识分子”，没脸在世上做人。但是，面对社会的错误和不公，知识分子又是最无能为力的。百无一用是书生。他一无权，二无势，三无财，四无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又能干什么？唯一能做的，也就是把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心之所想说出来吧？叫他不说，哪里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