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不久,艰苦的体力劳动、肚子填不饱以及水土不服、“无名肿毒”接踵而至;从城市初到山村的新鲜感消失殆尽。知青们成天累得抬不起腿,伸不直腰,坐在地上就不想再动,躺在床上就不想起来,一身臭汗也懒得洗衣洗澡,贴身的衣裤折皱里便满是肥硕的虱子。
最要命的是几个人的腿都肿了,有的还溃烂了。最严重的是我,两条腿肿得像水桶,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脓疮,胀痛难忍,似有千斤重,躺在床上把脚高高地举起来才好受一点。
“赤脚医生”说是“无名肿毒”,弄来一些草药煎水洗过泡过都没有什么效果。脓疮胀鼓鼓的,摁一下黄脓直涌,恶臭难闻,有的里面还生了蛆,十分恶心。隔壁幺妹(其实是个小伙子)说叫狗来舔可以清腐去毒,便唤来“阿黄”(隔壁看家狗)做溃疡清理手术,麻酥酥的,感觉倒是蛮舒服,却不见有什么好转。一天,大队革委会刘主任来看我,见我痛苦不堪的样子,背起我就往外走。他个子不高,我的脚拖在地上,只好努力地往上翘着,十分难受地被他弄到好几里外的卫生院。
医生用酒精清洗消毒后敷上消炎粉包上纱布,虽然痛得呲牙咧嘴,感觉却轻松很多。这以后,上宽生产队的知青小秦来给我换过几次药。他一个一个脓疮挑开,清洗干净,洒上药粉,盖上剪成小块的白白的纱布。小秦是我的朋友。黑龙江人,红红的脸膛,高挑的个子。在他的精心护理下,脓疮终于收缩结痂,肿痛也慢慢地消退了。
其实没有等到肿痛完全消退,我就迫不及待地拖着还有些沉重的病腿下地干活了。七十年代初“农业学大寨”方兴未艾,贵生哥每天蒙蒙亮就敲响了出工的钟声,刮风下雨也不例外。太阳丈把高才回来吃点东西,这叫“出早工”,然后一直干到暮色四起、鸦雀归巢才收工回家,到吃完晚饭可能也七八点钟了。
如果碰到上面有“元旦社论”、“最高指示”什么的新精神传达下来,领导兴奋了,还要“打晚工”——点着火把干农活。下雪天可以好好呆在家里了吧,民兵营长却偏偏挑这样的天气组织年轻人挑肥下田,说是“冰天雪地更要学大寨赶大寨!”。我赤着脚踩进结了薄冰的水田里,锥扎似的痛到了骨髓里,但大家依然吆喝喧天,你追我赶。
即使大年初一也“敢教日月换新天”。那天在牛栏里用四齿钉耙出牛粪,天寒地冻人有些笨拙,我一钉耙把左脚大拇指的指甲削去大半块,有社员看到我脚边的牛粪被血染红了叫起来,我才发觉急忙跑到水田边冲洗干净,有人找来草纸烧成灰敷在伤口上止血,再用破布条包扎好。我休息片刻不顾众人劝阻又跳进臭气熏天的牛栏里干了起来,胸中豪情万丈,如同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义无反顾。
刚下乡时知青们劳累了几天,到了星期日便自己安排休息一天,洗洗衣服,写写家信,或者睡个懒觉。贵生哥和社员们也不说什么,当然他们是从来就没有星期日这个概念的。慢慢地知青们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就自己取消了星期日放假一天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