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孽
上帖说到有人要断绝我全家生活来源，说明他们在作孽。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否我自己也作过孽。冤冤相报。
说起来那时普遍都有两派，他们都在保卫毛主席。实际上你算计我，我算计你，大家都在作孽。我要是站在上风头，恐怕一样会去算计别人家。无非是我始终站在下风头，处于劣势，没有这个机会。
儿子住院半年多的全部医疗费要在我的工资中逐月扣还这件事要把我逼上绝路。
兔子被逼急了还要蹬鹰，何况是人。儿子求医之路完成了，我踏上了新的行程：与那些在儿子的医疗费报销上暗算我们的人进行斗争。
表面上看起来，这涉及的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实质上这是文化革命中对我进行政治迫害的继续与发展。与迫害进行斗争，谈何容易。
我预见到这是一条异常艰难的道路，这斗争将是旷日持久的。
本来我不想去找医务科，因为他们是此事的始作俑者，我不相信他们能帮我解决问题。但是和朋友研究了一下，觉得不能隔着锅台上炕，越级上诉。首先得找他们，哪怕仅仅是为了到到门角，走走过场。
于是我去找21团医务科。我准备了儿子所有的医疗手册，里边有每个医院的诊断。所有的诊断都写着“双侧髋关节脱位”而没有写“先天性髋关节脱位”。
无论是853医院的诊断，还是国内比较权威的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都清楚地写着：“双侧髋关节脱位”！
难道，这些大夫都有偶然的诊断失误吗？
非也！我在哈医大二院得闲时，曾经就儿子是否是在他娘肚子里脱的位，还是在出世以后脱位的问题，和冯家钧大夫探讨过。因为我听说医疗文选上有“先天性髋关节脱位”这一说（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兵团有先天性疾病不能报销的规定）。我告诉冯大夫，孩子是七个月的早产儿，出生时像个小猫似地，也就四斤多来有限。我们听从了当地老人的劝告，为防止孩子长大了成罗圈腿，用裹腿把他的双腿结结实实的捆在一起有一个月的时间。
冯大夫说，早产不必然会导致髋关节脱位。把孩子的双腿笔直的捆在一起，倒很有可能是脱位的原因。
冯大夫还告诉我，即使是髋关节脱位的患儿，只要早期发现，不需要动手术。如在两三岁的时候，只要让他骑个大枕头，双腿像蛤蟆似地分开一段时间，自然就能复位。
这些事实，应该有说服力了吧？
但是谁听你啊！
说穿了，也就是文革时我和他们不是一个观点。如果和他们一个观点，即使你真的是先天性疾病，也早已设法给你报了。这就是当时的现实。
现在他们已经下决心要整我，工资都已经扣了一个月，想再还给你，死了那条心吧，没门！还要继续往下扣呢！
这事，我也没有去找营里，因为一营教导员王继纯是位派性大王，他在一营干了些什么派性，他自己知道，大家也清楚。在一营，我是他们压制的重点对象。这点新调来的营长王全看得一清二楚。只因为他们盘根错节，有一帮吭哧一起的人，王营长也无能为力，只能在营里举行的体育运动会上，在我跑3000米时，高呼hjc加油、hjc加油，为我打气而已。这也是他当时所能做的了。
接下去我找的是袁团长。他是一位高大魁梧的现役军人，我曾经找过他一次，在哈尔滨兵团招待所，为了要求寄支票的事。感到他还平易近人，看样子没有什么歪心眼。也听说他处事还比较公道。我把所有的资料形成文字，递交给他。但是没有回应。
我没有去找张政委。虽然他也带着领章帽徽，应该做点公道的事，但是他一来就很现实的和掌权的那些人穿一条裤子。找了他也无用。关于张政委的为人处事，起初我只是听朋友这么说。后来我自己直接的间接的和他打过交道，确信朋友的看法不虚。
很显然，在853这个范围内要解决孩子报销的问题，势必登天还难。
我只能上告。现在基层各级的门角我也都到过了，不能说是越级上告了。
下一步我准备告到三师。可是到师部找谁去。
找谁？
如果上级都能坚持公道，当时的流行语叫“一碗水端平”。 当然找谁都一样。事实当时的社会，谁都有自己的观点，倾向这个，或者倾向那个。上级机关也如此。要是找了个“一碗水端不平”的领导，就只能自取其辱。
这时，有朋友告诉我，郝凝瑞在三师当副政委。
原来当时三师的编制中没有政委，只有副政委。而他是三师的常务副政委，主持三师工作。是我们21团的直接领导。
说起郝凝瑞，我并不陌生，他是进853支左部队的副政委。
文革时的两派斗争，本来就没有谁掌握真理，谁没有掌握真理可言。
两派都在保卫毛主席，能说谁革命谁不革命。
但是较为正常的人们心中都有一个凭感觉得出的标准。那就是谁把干部往死里整；谁对群众搞打砸抢抄抓，谁就不是个好溜子。我就是这样来评判好人坏人的。
我之过，就是参加了其中一派组织。既然上了这个贼船，也就下不来了。说实话，孬好当点头头，到了那份上，形势所迫，骑虎难下。
这样必然出现两个结局。不是你镇压别人，就是别人镇压你，二者必居其一。
853的情况是我们被镇压，受迫害。否则不可能出现借口“先天性疾病”把我一家赖以生活的工资说扣就扣。
我们受压制，受迫害，始于1968年4月7日。
那天上午，掌权那派经过精心策划先把我抓了起来，然后找镇压暴乱的借口，调动千余受蒙蔽农民深夜进城，对另一派群众进行残酷镇压，把他们击垮。并且贼喊做贼，大肆宣扬被他们镇压的那一派挑动了大型武斗，打死打伤了多少人，来蒙蔽群众，欺骗上级政府。从此853开始了暗无天日的时期。他们迫害无数群众，其中相当一批革命老干部被整，被关，有被整致死的，也有直接被整死的。对于直接整死的，在深夜里拖到树林子里，搞个假现场，就说他畏罪自杀！
事件发生后，受压迫群众不断控诉。我自己就斗胆捅了天。
我于是年六、七月间，逃出去跑到皇城北京，直入中央文革接待站所在地劳动人民文化馆的朱红漆大门告状，控诉他们残酷镇压革命干部群众的罪行。我在那里看到不少表情严肃的人，有的眼框里泪水在打转，却强忍着不让它流下来。他们是从广西、湖南、四川，青海等全国各地跑来告状的人。
接待我的首长是一个50多岁，身材魁梧。是一个严肃的脸上有着一对长长的白眉毛的军人。他一次只接待一个人，个别教练。他只听只记录，却不表态。
我首先自报山门介绍自己姓甚名甚，从哪来，为什么而来，接着就进入正题反映情况。他一边听一边迅速的记录。除了那对长长的白眉毛偶尔跳动一下之外，脸上无任何表情。我择关键问题进行叙述，着重揭露他们打、砸、抢、抄、抓，镇压干部、群众的行动和造成的严重后果。
待我说完，他也记录完毕。这时他才开口，问还有没有其他情况。我说主要就是这些。说完后就知趣的告辞出来，让位给其他省来控诉的人。
是年秋，x军支左部队进驻853。这支支左部队的领导就是郝凝瑞副政委。
他们来后，深入了解情况，并没有急于表态。
直到这年年底，郝副政委才提出要召开广播大会，向853全场直播他的现场讲话。
此时的853当权者，如临大敌，而又不能不服从。大会是在总场召开了，郝副政委作了长篇发言，组织者确实也向全853进行了现场直播。但下面根本没有组织群众收听，连通知都没有。
虽然853各级并没有安排群众收听。连告诉都没有，但是却被在基层“管制”劳动的我听得清清楚楚。
原来我是“独立大队”，每天一个人工作，给这家那家修理不好烧的炕和炉子。这本来是个比较轻松自由的活，不可能照顾我去干。只是由于基建班的专业瓦工这方面的技术不佳，群众有意见，只好把这项任务交给我这个“自学成才者”。所以我虽被管制，却天马行空，独来独往。
我就在连队职工孙德明家里的喇叭上听到了郝副政委的全部讲话。
讲话中郝副政委说到：“你们（指当权那派）在全场抓了那么多人，如果真是地富反坏右我支持，如果不是，全都得放！”说这几句话的时候，他显得很激动，声调较高。
听到这话、这语调，我感觉853的形势要变了，咸鱼要翻身了。
我立即抽时间给郝副政委写了一份关于853斗争形势的材料，叙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
材料写了，找谁送去呢？当时一双双绿莹莹的眼睛注视着我呢？
经过筛选，我选定了当年六月来场的北京知青沈大庆。他是清华附中初中毕业的，也就16岁吧。虽然我们从没说过话，但凭感觉告诉我，他可信。他也立马接受了，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只是小青年的他，觉得此事神秘，躲在厕所里看这份资料，想看个究竟。不幸被和他同来的北京知青金大安发现，向正掌着权的杨大越汇报。而杨大越此人正是我的死对头。
本来这件事的后果可想而知，我已经做好了挨批斗的准备。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没有人对此事进行声张。至于此材料的下落我也不得而知，也不好意思去问大庆。这位后来成了首都经贸学院教授的人，逐渐成了我的好朋友。
以后，我还是瞅机会秘密的给郝副政委写了信。
1969年初春，形势转向于对我们有利。他们中比较灵活的人，已经在整理材料准备反戈一击。正在我们暗自庆幸时，突然珍宝岛的战斗打响了。
而我们离珍宝岛不足200里，要一致对外，内部只能求稳。
于是，农场组建成兵团，支左部队撤出，留下了比较了解农场情况的郝凝瑞担任了三师的常务副政委。
真是天有风云突变，人有吉凶难测。他们捞到了苏修这根救命稻草，稳住了宝座，使我们多吃三年苦。
这三年以后的1972年，我等虽然都被解放，但抽个机会暗算你，这是常事。
这不，扣我全家工资的事就发生在1972年。这事在21团团内肯定解决不了问题。我只好目标三师。现在听到郝副政委竟在主持三师的工作，由衷感到高兴，觉得地平线上出现了曙光。至于这曙光能否变成高照的艳阳，此时还不得而知。（待续）2011-9-20 - 21:3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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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0 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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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1 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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