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巧稚与协和的那些女大夫们
以林巧稚为代表，老协和女大夫都喜欢穿素色修身旗袍，高贵脱俗，她们脱下白大褂走在街上，都能被老百姓一眼辨认出那是协和人。“只可惜，她们大多数都一辈子没有结婚。”这些白衣天使独立圣洁的身影背后，是不为人知的孤独和牺牲。
浏览老协和的名医档案，林巧稚、杨崇瑞、叶恭绍等女大夫的名字格外引人注目。在当时的高校或专业机构中，女性人才凤毛麟角，而老协和却有一个女性知识分子群体，她们拥有专业技术，精通英语，气质优雅，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曾任协和医院副院长的黄人健回忆，20世纪50年代，自己刚来协和护校读书时，医院里的女医护人员就已经占了“半边天”了。
1919年9月，协和预科向女生敞开大门；一年后，专门招收女生的协和护校成立。这两项举措在当时都是破天荒的大事，协和成为中国第一所男女合校的医学院。20世纪上半叶，职业女性崭露头角，却仍备受歧视。协和以开放的心态接纳了女性，也为她们设置了一道不尽人情的门坎：担任住院医生的女性，一旦结婚自动解聘，女护士如果结婚必须辞职。
也许，这既是门坎，也是考验。老协和女医护人员大多出身教会学校，自幼笃信基督。坚定的理想和虔诚的信仰，支撑她们以殉道者的姿态，做出常人难以做出的牺牲。她们大多终身未婚，将自己嫁给了医疗事业。她们是中国医疗史上的特蕾莎修女，“爱至成伤”，却发现“伤没有了，得到更多的爱。”
林巧稚：“我的惟一伴侣就是床头的电话”
林巧稚这个名字家喻户晓，一是因为她医术高明、医德高尚，二是因为她专业特殊——妇产科。
她一生亲手接生了5万多婴儿，虽然她自己从未有过孩子。每一个林巧稚亲手接生的孩子，出生证上都有她秀丽的英文签名：“LinQiaozhi‘sBaby”（林巧稚的孩子）。傅作义的小儿子，冰心和吴文藻的三个孩子，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子女梁从诫、梁再冰，都是由林巧稚引领到人世间。他们都有这样一张出生证，至今保存在协和的病案库中。林巧稚说过：“生平最爱听的声音，就是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声啼哭。”
曾有妇产科主任惠特克嘲讽林巧稚：“你以为拉拉产妇的手、给产妇擦擦汗就能成为教授吗？”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林巧稚对待病人极为温柔耐心。对于产妇来说，心理上的宽慰十分重要，难怪很多妇女千里迢迢赶到协和找林大夫。原协和医院副院长黄人健回忆说，她曾看到林大夫掏出几十块钱给一个流产的贫穷妇女，让她买营养品。“那时林大夫的工资是300块，像这样资助病人的情况太常见了。”
直到晚年病重、身体极为衰弱的情况下，林巧稚还坚持工作。家人和学生劝她休息，她说：“你们是知道的，我是一分钟也闲不住的。闲下来我便会感到孤独寂寞。上帝如果让我继续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那么，我存在的场所便是在医院病房，我存在的价值便是治病救人。”她虽然早已不是住院医师，但她要求值班医生和护士，只要病人出现问题，即使是半夜也要马上通知她，如果没有通知，第二天上班她会生气地批评。林巧稚曾说过，“我的惟一伴侣就是床头那部电话，它帮助我了解病人的情况和提出治疗方案。”
一张聘书，一纸枷锁
1921年协和医学院落成，林巧稚正是在这一年考入协和。当时她20岁，在那个年代已经算“大龄女青年”，和她一同在厦门女子师范毕业的同学基本都结婚了。家人开玩笑说，医科一读至少8年，你毕业了还怎么嫁人呢？林巧稚非常看不惯女孩必须依附丈夫的旧观念，坚决去参加考试，据说她还摞下一句气话：“那我就一辈子也不嫁！”一语成谶，林巧稚果然为了医疗事业终身未婚。
1929年，林巧稚毕业，8年前入学时有5个女生，3人坚持到最后。林巧稚学业优异并热心公益，得以留校任职，她是协和第一个毕业留院的中国女生。聘书这样写到：
“兹聘请林巧稚女士任协和医院妇产科助理住院医师……聘任期间凡因结婚、怀孕、生育者，作自动解除聘约论。”
老协和的管理者坚信，一个女人不可能同时扮演贤妻良母和职业女性两种角色，只能选其一。林巧稚怀着矛盾的心情接下这张光荣的聘书，也接下一纸枷锁。曾有说法认为林巧稚有过一段朦胧的恋爱，但随着她在医院表现出色，协和派她赴欧美考察深造，恋情也不了了之。
1940年林巧稚回国，不久升任妇产科主任，她又创了个纪录：协和第一位中国籍女主任。林的学生严仁英说，“女的里头能当上教授、主任的就她（林巧稚）一个人，如果她结婚了她就没有这个前途了。她这个独身不是她自己选择的，是被逼的。”
谢绝傅作义特批机票，不参加开国大典协和纯净如真空的环境，养成林巧稚单纯倔强的个性，她对政治一无所知，也毫无兴趣。1949年，人民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家人都劝林巧稚离开北平，“共产党打进城来，还不知道会怎样处置在美国机构做事的人！”北平城防总司令傅作义的夫人给林巧稚送来一张机票，上面有傅将军亲笔签名，凭着这张机票，可以搭乘任何一次航班去任何一个城市，傅太太特别说：“这是多少人用金条换不来的。”林巧稚因为刚为傅太太接生了一个男婴，傅作义晚年得子，全家将林奉为座上宾。
林巧稚谢绝了好意。她认为自己凭业务吃饭，没什么可害怕的，她就要在协和守着她的病人。
1949年初秋的一天，林巧稚查房后回到办公室，在桌上发现一张大红色请柬，打开一看，竟是邀请她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这在别人看来是求之不得的殊荣。林巧稚轻描淡写地说：“真有意思，我是个医生，请我去做什么呢？”10月1日，她照常在产房忙碌一天，没去参加那个举世瞩目的盛事。
随着协和“收归国有”，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造”运动展开，老协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首当其冲。
林巧稚的社会威望和她的政治积极性反差强烈，她理所当然是“重点改造对象”。工作组派她的学生给她讲形势、谈理论，劝导她“觉悟”，“揭发美国人的文化侵略”。林巧稚想不通，“美国人办医学院帮我们培养人才，我的医术就是人家教的……我不懂这怎么叫侵略？”
与领导干部夫人的接触，让林巧稚对共产党人有了更多好感。有一天，一个穿灰色列宁服的妇女来协和挂号找林巧稚看病，林在问诊中了解到，这名患者1927年生过孩子，因为躲避国民党抓捕不能在大医院就诊，孩子夭折，自己也不能再生育，长征中又落下许多病根……林巧稚没想到，一个女人可以为革命付出这么多。后来她才知道，这位患者是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林对她更增添了同情和敬佩。
彭真的夫人张洁清来协和生孩子的时候，林巧稚经常和她聊天，但不知道她的身份。张洁清出身世家，待人平和文雅，而彭真总是一个人提着饭盒来送饭，坐在走廊里的椅子上等待探视，几乎没人知道他是北京市委书记。
曹禺以她为原型创作“思想改造话剧”林巧稚与周恩来夫妇、彭真全家结下深厚友谊，这些交往使她对共产党人和新政府有了新的看法。
她的“思想动态”被工作组敏锐地捕捉到，北京副市长吴晗来到协和，亲自给林巧稚写了一百多页学习体会和思想小结。林巧稚在协和大会上代表教授发言，没有采用吴晗写的报告，她回顾自己在协和不问世事一心从医教书三十年，表示她现在愿意“打开协和的窗子看祖国”。言辞朴实恳切，在场许多老协和人留下眼泪。
发言结束后，剧作家曹禺走上前握住林巧稚的手说，“您讲得太好了！”曹禺当时正在协和医院“体验生活”，准备写一部反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戏。
后来他写了《明朗的天》，表现“受美帝国主义思想毒害很深的高级知识分子”，受党的教育转变的过程。
主人公凌士湘身上据说就有林巧稚的影子，这部戏是勉强适合时代出生的产儿，无论曹禺本人还是后来的评论家，都对此剧不满意。林巧稚也受邀请到北京人艺观看了这部戏，她没有给出任何观后感。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著名知识分子纷纷加入共产党。林巧稚对周恩来说，一个诚实的人不能欺骗组织，也不能欺骗自己。她是虔诚的基督徒，入党恐怕不便。周恩来宽慰她不必介意这个问题，在党外一样可以工作。
“文革”中，林巧稚推着四轮车给病人打针送药，清洗便盆，倒痰盂……这些工作她都做得一丝不苟，毕竟，她还没有离开协和，对她来说，已经是再幸运不过。“文革”结束后，协和恢复正常工作秩序，但林巧稚已近80岁，体质逐渐衰弱。1983年春，林巧稚病情恶化，陷入昏迷，她总是断断续续地喊：“快！快！拿产钳来！产钳……”这时护士就随手抓一个东西塞在她手里安抚她。4月22日，林巧稚在协和的病床上走向人生终点。遗嘱中，她将个人毕生积蓄3万元人民币捐给医院托儿所，骨灰撒在故乡鼓浪屿的大海中。
杨崇瑞：倡导节育，一生受批判林巧稚并不是个案，老协和还有很多将全身心付诸医疗事业的女性，其中典型代表之一还有林巧稚的师姐，毕业于协和医学院的前身——协和医学堂的杨崇瑞。她是中国的第一个女医学博士，也是终身未婚。
杨崇瑞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倡导节育，1936年，她邀请美国节育运动之母玛格丽特.桑格到协和礼堂演讲。这一举动激起保守势力的反对，当时的中国，有钱有地位的男人都以妻妾成群、儿孙满堂为荣。杨崇瑞一个独身女医生在公开场合倡导女性避孕，还请来在美国因宣传节育而被监禁过的“反动专家”，简直伤风败俗。有份报纸这样描述杨崇瑞在前门车站迎接桑格的情景：“外国反动医学人士来华，拟宣传所谓的节制生育。国人则有一奇装异服的中年妇女前往迎接，居心叵测，需加注意。”杨崇瑞喜欢穿改良新式旗袍，把长发编成辫子盘在脑后，却被讽为“奇装异服”。
1948年，杨崇瑞被国际卫生组织聘为联合国妇幼卫生组副组长。次年，她在欧洲各国参观时，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放弃了联合国的高薪和要职，辗转返回祖国。她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被任命为新中国卫生部第一任妇幼卫生局局长。
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杨崇瑞宣传节育是在与根深蒂固的陋习作战，那么建国后，她是在与权力抗争。她不顾上层的意见，提倡计划生育，批评卫生部轻视避孕、放宽流产的做法。1957年，她被打为“右派”，罪名是“三马主义”——贩卖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拥护鼓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反对马列主义的生育观。此后22年她被迫脱离医疗一线，直到1979年平反。
当时协和有好几个女医护人员被划为“右派”，对于她们来说，最艰难的莫过于她们要独自承担批斗和苦役，没有丈夫子女支撑安慰。协和护校第一个中国校长聂毓禅，将一生精力投入于高级护理教育。1952年，卫生部决定把护理纳入中专教育，聂毓禅为人单纯直率，屡次向上级提建议恢复高等护校。1957年，她被划为“右派”，当时还是年轻护士的黄人健说，“聂校长一辈子没结婚，挨批斗、下放时孤苦伶仃，看了真是难过。”
叶恭绍：用行动突破协和女大夫婚姻限制老协和的制度也有例外，出身世家的叶恭绍，大胆地突破了教条。1935年，27岁的叶恭绍从协和医学院毕业，获得博士学位，被分配到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科工作。叶恭绍告诉科主任袁贻瑾，自己将在10月份结婚。她的未婚夫黄桢祥是她从燕京到协和的校友，比她早一年获得博士学位，已分配在协和内科工作。
袁贻瑾当时反应很大。《协和医事》一书记录了叶恭绍的回忆：“他简直不能接受，而且感到失望。他要我去找杨崇瑞谈话，希望杨崇瑞能说服我不结婚。”
“但我没有改变计划。我按预定时间，于1935年10月和黄祯祥大夫结了婚，并继续在公共卫生科工作，直到1941年冬珍珠港事件发生，协和被迫关门为止。我于1936、1938、1940年生了三个孩子。
除了利用协和应有的每年一个月的休假外，我没有为生孩子而多请一天假。我就是要用自己的行动说明：已婚妇女照样能继续工作，以消除他们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我终于胜利了！”叶恭绍回忆说。
早在十年前，叶恭绍就用行动挫败了重男轻女的思想。父亲是清末举人，思想守旧，不给女儿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她的二哥是早年追随孙中山的叶恭绰，资助妹妹完成中学直至燕京大学医预科的学业。
叶恭绍致力于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和青春期研究，提出了中国男女少年第二性征发育的分期方法，成为研究青春期发育的重要依据。她还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儿童青少年卫生科研机构——北京医科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丈夫黄桢祥后来成为国内一流病毒学家。夫妇两人在各自领域都取得突出成就。
20世纪50年代，协和被新中国政府接管，老协和的规章制度作为美帝“遗毒”受到批判，许多优良传统被抛弃，令老协和人痛惜。但有一项规定的废除可以说深得人心，那就是对女医护人员的婚姻限制。那段时间，邓颖超曾经关心林巧稚的个人问题，已经50多岁的林委婉地表达自己不再考虑此事，她半开玩笑地说：“要是早些年解放不就好了吗，谁让你们对我解放得这么晚呢！”
老一辈协和女大夫不仅有高超的医术，还有高尚的医德，更有耿直不阿的人格。这些弱女子孑然一身，韧如蒲草，无论世俗偏见还是政治强权，都不能让她们屈服。在动荡的大时代中，她们坚守了知识分子的良心和骨气。今天看待她们，也许不应该再刻意强调“女性”这个标签，她们是中国传统知识精英的杰出代表，其境界情怀，已超越性别和职业的樊篱，值得后人无尽地咏叹追思。
——摘自《文史参考》作者 李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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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6 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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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7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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