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天流行的观点看，社会对这三位科学家的回报和他们的贡献太不相称了，他们实在太委屈了。值得深思的是，他们身为不世出的科学奇才，却为什么不能像同时代的二三流科学家一样，红极一时呢？说起来，他们不是生不逢时，也不是没有遇到重视科技人才的当权者，诚所谓“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须知，他们都生活在19世纪科学革命中心的西欧国家———问题在于，是他们自己选择了一条注定要受委屈的人生道路。
所寻求的宇宙之理越是深刻，就越是背离常识。黑格尔说，人的常识“是某一时代这样一种思想方式，它包含着那个时代的一切偏见”。阳春白雪，和者盖寡。掌握真理的人，也是向常识挑战的时代叛逆，他们的思想太超前了，不可能被囿于常识思维的庸众认同，于是就出现了科学学上的法拉第效应。
法国数学家泊松（Louis Poisson）负责审阅伽罗华的论文，整整看了四个月，得出的结论却是“完全不能理解”，并建议科学院否定这一成果。连数学大师都不理解，何况普通百姓？《伽罗华传》的一位作者说：“他的‘群’完全超越了当时数学界能理解的观念，也许正是由于年轻，他才敢于并且能够以崭新的方式去思考，去描述他的数学世界。也正因如此，他才受到了冷遇。”
同样，在19世纪中叶，物理学中的主流话语是牛顿学派的超距论范式，I•托尔斯泰说：“在这些年里，没有一个人，也许就连法拉第也没有预见到，迄今颠扑不破的牛顿机械论宇宙观会寿终正寝。特别是在德国，纽曼、黎曼、基尔霍夫、韦伯，所有那些在电磁学大事记和教科书上鼎鼎大名的人物，都用牛顿机械论的术语描述整个电磁现象。”而麦克斯韦却用充塞于空间中的场来表述，用库恩的话说，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发生了这样的格式塔式的范式转换，是非常突然的。因此，在麦克斯韦生前身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麦克斯韦的理论即使在物理学家中，也没有得到普遍认同。连他的好友，19世纪英国物理学的权威汤姆生（即开耳芬爵士），甚至在麦克斯韦去世十年后的1888年，还把麦克斯韦电磁理论说成是“一种新奇的、原创性的，但不完全站得住脚的假说”，声称“所谓光的电磁理论迄今为止对我们并未有所裨益”。他说这话的时候，麦克斯韦的代表作《电磁学通论》已出版15年，而就在这一年，赫兹发现了电磁波，全面验证了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
孟德尔也是如此。他的遗传学研究方向与达尔文进化论迥异。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尽管引起了激烈争论，但生物进化却迅速成为当时生物学研究的主题；生物学家更关注的是使物种发生变化的进化因素，而不是使物种保持稳定性的遗传因素。就在达尔文发表进化论的时候，从1856年到1863年，孟德尔集中进行了豌豆遗传实验，形成了遗传因子的独特概念，这种独辟蹊径的思想进路，使孟德尔游离于学术中心之外。他的视角独特，不像达尔文着重研究个体进化的全貌，而是着眼于单个性状的遗传；他的方法新奇，不像达尔文完全依赖定性研究，而是依据实验观察，采用严格的数理统计方法，做出定量分析，制定数学模型，通过推理做出逻辑结论。达尔文也曾做过金鱼草的遗传实验，但实验设计有问题，样本太小，更重要的是，他没有跳出当时流行的“融合学说”，看到子代遗传因子的分离，更没有发现显性和隐性两种性状的定量比例，反而提出了错误的“泛生论”，认为生物体全部细胞都产生“泛子”（gemmules），进入性细胞的“泛子”产生不同的后代，然后进入自然选择。显然，在遗传学领域，达尔文远远没有达到孟德尔的高度。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达尔文虽然收到了孟德尔寄来的著作单行本，但只是读了目录就放下了，连正文书页都没拆开，看来至少是对这个主题不感兴趣。有人认为，即使达尔文读了孟德尔的论文，也读不懂，或者无法接受他的“奇谈怪论”。在获赠孟德尔论文单行本的40位科学家中，只有一个人回了信，他就是慕尼黑大学的著名植物学家耐格里。孟德尔把自己的全部研究成果向他和盘托出，而他却在1867年2月25日的回信中，傲慢地教训孟德尔说，他的实验“还远远没有完成，其实只是个开端”，并错误地建议孟德尔用山柳菊做实验。山柳菊是孤雌生殖，不能父本母本杂交，因而实验结果与孟德尔定律不符，而这却成了他否定孟德尔理论的口实。其实，耐格里也是“融合遗传”流行理论的信徒，认为遗传是父本和母本性状的融合，而孟德尔的理论却证明了颗粒遗传的正确性，这是他无法接受的。所以在他1884年出版的关于遗传和进化的大部头著作中，总结了当时几乎所有的植物杂交实验，偏偏对孟德尔的工作只字不提，看来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意打压。
爱因斯坦指出，科学成就的基础是“追求真理的愿望必须优先于其他一切愿望的原则”，而只有“把为社会服务看作是自己人生的最高目的”的人，才有可能真正为真理而献身，因为“他从个人的愿望和欲望的枷锁里完全解放出来，从而对体现于存在之中的理性的庄严抱着谦恭的态度”。这就是说，追求真理必须抛弃个人主义的功利追求，这样才会有科学创造必不可少的自由的心灵。爱因斯坦认为，对权力和金钱的贪欲，是科学真理的大敌。他说：“企图兼有智慧和权力，极少能获得成功，即使成功，也不过昙花一现。”又说：“金钱只能唤起自私自利之心，并且不可抗拒地会招致种种弊端。”
上述三位科学巨人的际遇展示了真理探求者独特的生命逻辑：他们所受的委屈是为真理而付出的成本。他们选择注定不会得到功利性回报的基础研究作为毕生的事业，是有强烈自觉的；他们都有明确的信仰，怀着无私的奉献精神，而不计个人的得失。这种价值观念是他们勇于为真理献身的思想基础。
伽罗华曾为坚持共和主义的理想两次坐牢，他大无畏地宣告：“假如为了唤起人民而需要死亡，我愿意牺牲自己。”他的这种处世态度和价值取向，使他无视权威的轻蔑打压，像他自己说的，敢于“勇往直前”，而如其作品集的编者爱米儿•皮卡尔所说，始终抱有“与日俱增的优越感”和“无拘无束的自豪感”。正因如此，他才能在遗书中自信地表示：“在这以后，我希望有些人将会发现这堆东西注释出来对他们是有益的。”
麦克斯韦一生谦虚、缄默、淡泊名利、与世无争。他有敏锐的技术眼光，他曾应召觐见女王，向她解释真空和克鲁克斯辐射计的实用价值。但麦克斯韦和法拉第一样，从未想过使自己的成果产业化而谋利，如I•托尔斯泰所说：“他们很了解他们的工作在实践上的可能性———他们能做却偏偏不做。”法拉第有句自我明志的名言：“应用是一个什么孩子？”麦克斯韦特别崇敬法拉第的这种人生态度，在悼念法拉第的文章中敬仰地说：“他那质朴淡泊的高尚生命，如同那些因他的名字而永垂不朽的发现一样，永远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他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奉献给普遍自然规律的探求，明知这样做会被边缘化，终生与富贵荣华无缘，却心甘情愿做出这样的选择。在出任生平最后一个公职———卡文迪什实验室主任———的就职演说中，麦克斯韦袒露心扉：“我很高兴回到那些杰出人士的行列中，他们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实践上，都通过对高尚目标的渴求，超越惊涛骇浪升腾到晴朗的天空，那里既没有对意见的歪曲，也没有模棱两可的表达，而是一种思想和另一种思想的紧密联接，在这一点上两条道路都毗连着真理。”
孟德尔为了科学事业放弃了婚姻，遁入修道院成为一名神父，由于生性不适合传教，人在修道院，却借为修道院募捐的名义，到中学任代课教师。孟德尔曾两次参加教师资格考试，均因缺乏正规科学训练而被考官否定，始终未能成为正式教师。他曾被选为修道院院长，但终其一生反对政府的税收政策，在政治上左右碰壁，晚年生活十分苦恼。乐天派的孟德尔却对这些外在生活的坎坷视若浮云。他知道作为一个教士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艰巨性，说：“需要勇气花气力做大量实验，但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样才能最终解决重要问题。”孟德尔试过34种不同的豌豆，安排了7个实验：第一个用15株授粉60次，第二个用10株授粉58次，第三个用10株授粉35次，第四个用10株授粉40次，第五个用5株授粉23次，第六个用10株授粉34次，第七个用10株授粉37次。这样艰苦卓绝的研究工作，所得成果却投送乏门，无人问津，如果不是有献身真理的坚强信念，谁会做出这样的牺牲呢？孟德尔坚信自己叩开了真理之门。当他罹患肾炎，生命垂危之际，得知发现两性细胞成熟时染色体减半的消息（这是孟德尔遗传理论的有力证明），孟德尔满怀信心地对朋友说；“看吧，我的时代到来了！”
马克思把为正义事业献身的自由智力和为一己私利盘算的功利智力区分开来。科学创造的先决条件是自由的智力，即爱因斯坦所说的“内心的自由”。被名缰利索束缚住的心灵是不自由的，这样的人没有求真所必须的客观态度，或急功近利，浅尝辄止；或唯利是图，曲学阿世，岂能如伽罗华、麦克斯韦、孟德尔那样，为了真理的事业，坚忍不拔，甘愿终生受尽委屈？我们当然不是一般地反对科学服务于社会利益，但是，基础科学研究的性质决定了，其成果不可能立即转化为直接生产力，为此，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必须耐得住寂寞，而不能成为食利主义者。
基础研究是长期、艰苦的思维劳作，而按照法拉第定则，它很难迅即得到社会承认。我曾对1905年到2005年100年间的172位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做了统计研究，发现他们做出成果的日期和他们获奖日期的间隔平均为17年，其中当年获奖者仅1人，10年以上获奖者为122人，占总数的70.92%，20年以上的获奖者77人，占总数的44.18%；有12人获奖周期超过40年，有4人则整整等了半个世纪。美国学者基彻尔（Philip Kitcher）提出了“良序科学”（Well-Ordered Science）的概念，认为科学是二元的结构：一元是指向客观真理，一元是指向公私利益，要寻求二者的优化结合。但是，这种结合的基础是对真理的认识，舍此一切都是空话。所以，总要有一些人牺牲个人利益，甚至蒙受委屈，为真理而献身。
有报道说，去年中国的技术专利已经高居世界第一，而科学论文总量也很快就将位列世界首位。但伴随着数量迅猛增长欢呼声的却是国人挥之不去的创新焦虑：这就是没有大师和缺乏创新人才的“钱学森之问”。一个问号时时折磨着我们：中国什么时候有本土的诺贝尔奖？这挑战了我们的战略理念、体制机制和路径选择。其实，与其为此痛心疾首，倒不如想一想：当市场经济原则使大学院所异化为名利场的时候，当价值规律左右一切而把科学研究异化为交易所的时候，哪里还会有舍生忘死在崎岖小路上攀登科学高峰的志士仁人呢？被誉为当代仓颉的已故院士王选说：“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人只要为别人活着，那才是有价值的，我赞成他的话。但凡有成就的人，大多具备这种品质。他们为了社会利益，为了活得有价值，始终不渝，狂热地去追求。”我们今天有多少这样的人呢？
受得委屈，求得真理，这个悖论拷问着我们的良知。
——摘自《民主与科学》作者 孙慕天 | 
发表于 2011-9-3 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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