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视角] 龚祥瑞：为蒋经国招生十个月

　　为了试一试自己的“抱负”，或者说得堂皇点儿，是为了“学以致用”；或者说得更好听点儿，是“为了用自己的行动贯彻自己的信念”，这样我便不揣冒昧，去走访在三青团中央训练处任处长的李惟果了。他顺手给了我一个干训组长的名义作为过渡到三青团干部学校的“桥梁”，以等待蒋经国专员从赣州来到重庆，共同筹备这所“抗日建国”学校。

　　1944年1月，蒋经国从赣州来到重庆，把我从团中央训练处请去谈话。接着就到了原“青干班”旧址的马家湾。我以西南联大教授的身份出任青年干部学校副教务处长的职务。这个青年干部学校以蒋介石为校长，以蒋经国为教育长，无疑是为蒋经国的未来当权培育其班底的；这件无人不知的事却引起过部分清华同学对我的惋惜。对这些非议我则毫不在乎，因为我曾向三青团中央书记张治中明确地、坚定地说过，我是以“文官制度”为专业的人，是为了办“青年干部学校”、培养建国的人才而来的。

　　两次招生工作

　　直到同年10月，我曾把自己全部精力倾注在两次规模不小的招生工作上。第一次是招收大学毕业生350名作为研究班的第一期学员，第二次是招收中学毕业生1200名作为行政班分科受业的第二期学生。我坚持以“公开竞争考试”的方法录取学生，唯才是录，不徇私情；深信自己有了“用武”之地，而办事效率似乎达到了国际水平。

　　我这个副教务长只做一件事，那就是招生。我把流亡在大后方（分六个考区）的知识青年择优选拔出来，他们日后成了蒋经国的亲信。

　　我以非凡的热情报答祖国对我的培植———我确实是这么想的———亲自到印刷厂监督试题的排印，试卷（分中文、英文、党义、数学、哲学、历史等科目）都是王政作为教务处长聘请中央大学的兼任教授出题；协助我工作的仅中央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毕业生各一人。我为核查六个考区试卷的分数曾连续三天三夜未睡，到第四天列出录取名单时，别人并没有看出我已度过了总共72小时的不眠之夜。我收到过数以百计的委托信，其中不乏党政要人为其子女要求照顾的。仅举一例就够了，当时任三青团中央研究室主任而现在仍在大陆的民主人士程××先生就给我写过信。我拿这些信给作为教育长的蒋经国先生看了，问他如何处理？

　　“这些人都是官僚，可以不理！”他这样说，并为这件事特邀我到侍从室和蒋委员长共进了一次早餐。得到他们父子的支持，我自然不理会任何人走我的“后门”。我可没有想到我的这种盲目的忠诚和热情，非但得不到应有的报答，而且为当时三青团的内部派系所不容。纵有蒋氏父子这样有实力的人物为这件事撑腰，这在当时（据王治平于1994年4月30日相告）———是蒋委员长欲以三青团取国民党而代之的谋略。不过只是我这个当时不明内情、不谙世故、涉世太浅的“冒失鬼”莫名其妙罢了。我想实行我在英国学到的公开竞争考试制度，就此也仅仅是做了一次性的实验。

　　我曾多次说过，两类公务员制度（政务官与事务官、选任官与委任官）只有在民主政治和法治的框架内才能建立，而我国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还远不具备。这是我在蒋经国的青年干部学校的实践中取得的一个经验。

　　急流勇退

　　这时李惟果正陪同王云五（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汉字五角号码发明家）出国访英，等他回国已是十月中旬深秋时节。那天李约我上他家去，晚上倾盆大雨。

　　我进到李的办公室，他也不管我一身雨水的狼狈相，劈头就说：“人家说你‘过河拆桥’。”他的意思是他的训练处是“桥”，我到了马家寺青年干校，就把复兴关的干训组“抛在脑后”了。

　　这还不够，他以老大哥的姿态抱怨道：“人家说‘你在学校里搞太子党’哩！”他的语气低，似乎把他也连累上了。

　　“我离开时不是告诉你，有事到我家里告诉我夫人，她将以密电通知我的，怎么没有收到你的一字一语呀！”

　　“好吧！李先生，明天就离开。”我以那身淋漓透湿的衣服向他告别，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次日，我进到蒋经国办公室。“我来向你告别，教育长。”我说道：“我准备回学校教书去。”

　　教育长若有所思，显示了非凡的沉着，想了大约二三分钟才开口：“外面有点风声，避开几天，也好。”他站起来，热情地和我握手，走出房门时，他停住了脚步，低声向我说道：“你对学校是有功的。”就这样简单，没有等到第二次录取的新生报到，我就离开青年干校了。

　　我觉得离开得很好。羽翼未丰，抗不住风雨的翅膀，无非是按照牛顿自由落体定律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摔落下来的一次小小演习。这是我在蒋经国的青年干部学校取得的又一次经验。

　　大约在几个月后，蒋经国的秘书谢然之到我家里，邀我去中央训练团蒋教育长那里谈一次话。蒋叫秘书带我直接到他的办公室，我一进门，陪我进去的谢秘书就走了。只剩下蒋和我二人，暗示着是什么话都可以在这里说了。

　　“你为什么要离开？”在寒暄了几句门面话以后，他装着似懂非懂的样子问我。我心里判断，他不是说过“外面有风声”，要我歇一下吗？我无法回答他这样一个明如日月的问话。明明是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难道他不知道？我不想把自己的脚踩入这条臭水坑里同流合污；更不能把“太子党”这样一枚插在我内心中的毒箭亲自拔出来，那是“见不得人的”比“骂娘”还黑的黑话。要是我真把这枚毒箭拔出来，岂不是就应了李惟果这帮小政客所称的那样：“真的‘过河拆桥’了吗？岂不就像有的学生在小报上讽刺的那样‘攀龙附凤’了吗？岂不是真的要分‘太子党’的一杯羹吗？”如果我还有点骨气，还有点本领，我就不会出卖自己的灵魂。我以非凡的热情报答祖国对我的培植而尽我的职责，我宁愿让这次盲目的忠诚、热情或者幻想留在人间而不出卖给任何权势。我以想去教书冷淡地回答了他明知故问的问句。后来蒋经国在筹建他的青年军时，又一次派谢然之来找我。这次我拒绝了；不由我不追忆起往年英国希尔将军的邀请。

　　对经国先生的认识

　　蒋经国先生比我大一岁，可以说是同龄人。但我们所受的教育、生活经验、思维方式、社会地位，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他从来没有跟我谈起过旅苏的经历。在马家寺到复兴关的公路上，他和我讲过“新生活运动”之所以不解决问题的话题。他说，他在赣州为了遵守时间曾给一些农民各发了一块手表，为了讲卫生每人各发一块手帕，但毫无用处！他说：“物质生活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

　　蒋教育长是外向型的人，举止谈吐都很随和，毫无一点虚架子，更不消说官架子了。他穿的是蓝布青年装，胖乎乎的脸，面色红润，眼睛炯炯有神，充满着灵气。他随地而坐，无所顾忌，有点布尔什维克的味道。他经常提醒我：“去跟学生们谈谈！”他自己则定时和研究班学员作个别谈话，学员也自然喜欢同他接触，而我则采取谨慎的态度。在那个学校里，我一反常态，从来不和学员们接触，尤其是不和西南联大来的几位学生（如王治平、陶国铸）接触。这种心态主要是看了第一期学生办的墙报形成的。这种“含沙射影”的手法使我心里明白，也使某些年轻人心中明白，无非是在放毒箭。有一次教育长也发表过“英国人特别虚伪”的议论。言者无心，闻者有意。我在内心深处早已跟他有些不言而喻的隔阂。

　　教育长确实与众不同。每天早上，他亲自领队跑步，绕着运动场跑道跑十圈，表示其年轻有为。所有学员和教工一律穿军需署送来的军便装，纪律严明；对犯了规的学生带到山洞里禁闭起来；他自己在做早操、跑步时喜欢脱掉上衣，赤膊上阵，这是许多大学生和我这样的人办不到的，他也不勉强我们照他的样，也还有点宽容的精神。然而，有时他喜欢在校门外骑着一匹白马溜达，以显示他的特殊性、高贵性。这时，只有在这时，他的神气才高不可攀。

　　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提倡劳动。他号召学员和教职员工每周一次在校门内外铲土筑路。他体力强壮，与我们一起干，说“人生道路是靠自己干出来的”，这种行动不能不令人钦佩，是什么人都会叫好的！

　　但有一件事却使某些人说起闲话来。他在我们教务处贴的学员报到处旁亲自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要做官的莫进来”；下联是“想发财的请出去”。见者啧啧背着说：“你有什么官给人做？你有什么财给人发？！”言下之意“你太自以为将来有权有势，能封官谋财！”教务处的工作人员见了也无可奈何，只好听之任之。

　　更有趣的是，大约在开学典礼之后的一周里，教育长事前向我们几位打了招呼，说晚间半夜要紧急集合，我们都等在房里守夜。号声吹起，所有270名的学员在操场上整整齐齐列队等待有什么紧急指示。只见场上设了一座讲台，铺着一张白布；桌上点燃着几根洋烛，那是半夜十二点钟。

　　教育长站在桌旁。他是那么彻里彻外的严肃！疑心他半夜紧急集合有什么不适当的地方，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教育长在肃穆的气氛中，不受十月秋声的影响要讲话；下边自然摒声闭气洗耳恭听，他悠悠地说：“睡到半夜，睡不着了；把大家召集起来，想说几句心里话。”他迟迟地没有说出口，在那体现得平静的姿势上似乎有点嗫嚅，我看那神态说他三十岁可以，说他十几岁也未尝不可。他终于说出：“我想到父亲，我要为父亲争气。”后面的话就记不得了。在这个有身份的人面前站立的一些人，对于我们经常歌颂的教育长显示了这次他变成一个孩子的表情。

　　我在这十个月里曾经三次见到过蒋委员长，一次在侍从室的晨餐桌上，一次在开学典礼上，一次在他来校视察的时候。

　　我特别注意这个人物，因为他特别重视的是学生的训练而不是他的《中国的命运》一书；在当时他对我们自然是有一种特殊影响的；在那次开学典礼结束时，他把我们看作掌上的玩物（小孩子们）。那种高傲矜夸的态度，那种尖厉的音调更使我害怕。这种外态使我在将他跟他儿子比较优劣时，在用任何平等标准衡量我自己和他们父子的关系上所有权利时，加重了我所能感到的一切不安；最重要的，这不是一种亲昵的、不受拘束的、热情的外态。他和我接触过的任何人都不同，我确实相信，我宁愿和普普通通的人相处一百年，而不愿快活地和这样的大人物相处一分钟。我相信，我比任何别的人更不愿接近他，我内心深处原有的对他的崇敬变凉了。

　　我决定离开这个专门的学校，去方备二姐的乡间（荣昌县路孔河）住了一个星期。后来，怀着十足的镇静态度去中央大学的石门村，安详地重理我酷爱的旧业。

　　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承认我离开那里是个十分正确的决定！不然的话，我相信早就不会有我的“余生”了。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