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否粟裕亲书？

粟裕的申诉报告

华主席，叶、邓、李、陈副主席：（为中共中央华国锋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副主席。）

在党的三中全会方针鼓舞下，我对1958年彭德怀同志利用军委扩大会议对我进行批判提出申诉。

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下召开的。会议的任务是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全国解放和抗美援朝胜利后，我军面临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由战争时期到和平时期这两个历史性的转变，军事工作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情况，大家缺乏经验，工作中存在不少问题，各方面意见较多。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研究总结八年来的军事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会议上，毛主席对军队建设形势作了正确的估价，指出：“同志们大多数都说，八年来基本上搞的好，有些缺点、错误。”“基本方针是没有错的，但工作有很大缺点。”毛主席还为我们承担了领导责任。但是，彭德怀同志背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把工作上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以及正确的东西，上纲为“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把肖克同志打成这条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实际上是批了刘伯承同志；同时又把我做为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拿来批判，混淆是非界限，破坏七大以来党内民主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把会议引向了歧路，在军内开了很坏的先例。

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同志对我搞突然袭击，实际上把我一棍子打死。在总参工作期间，彭德怀同志对我专横跋扈、训斥谩骂，使我实在难以忍受；我在工作上同他也有一些争论。他抓住我在工作上和处理问题上的某些缺点和我性格上的弱点，牵强联系，混淆是非，给我扣上“反党反领导”、“向党争权”、“阴险卑鄙”、“告洋状”等等莫须有的罪名，企图把我打成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份子而置于死地。为了把我的问题搞到外部去，还组织地方干部参观大字报。在当时的形势下，我无法为自己做实事求是的申明。而且，为了不致被打成敌我矛盾，只得违心地做检讨。尤其是我的第二次检讨，（粟裕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突然遭到猛烈批判深感意外，对被强加的种种罪名困惑莫名，在家中连续七天闭门反省，百思不得其解。高度紧张的思虑，引发血压升高头昏脑胀，无奈中由楚青代写了这份检讨。）完全是违心的，不符实际的，把强加给我的罪名差不多都兜了下来，把自己说得简直不成样子。就是这样，彭德怀同志还不放我过关，以后他竟在中央说我“里通外国”。

我向中央申诉：我在总参工作期间，由于我的思想政治水平不高，又没有在首脑机关工作的经验，工作没有搞好，对我进行批评是应该的。但是，彭德怀同志发动对我批判用心是不好的，方法是错误的；强加给我的罪名是莫须有的，目的是要把我打下去。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包括我在总参工作期间，尽管在工作上、思想上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错误，但是我对党对人民一直是忠诚的，任何时候没有反党反领导，，没有向党争权，没有在背后搞过任何同志的鬼，没有任何两面行为。我深信，我参加革命五十多年的实践是足以证明自己的，（注：1959年7月和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粟裕出席了8月2日至16日的八届八中全会。会后他回到北京家里已是深夜，我正熟睡。往常他见我睡熟总是轻轻进来以免影响我，这次却推醒我，“快醒醒!快醒醒!”庐山出了大事了，彭德怀挨批了。”“有个下午，少奇同志对我说，1958年的事你也可以说说嘛。还有位老战友也建议我乘此机会把1958年的事提一提。”“我没有发言。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自己的问题。我决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相信我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楚青）也是经得起组织上审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