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永知青幻肢

一早醒来，猝然觉得已不再是冬天了。那寒风凛冽的让我手脚都冻得开裂的冬天忽然过去，就像昨夜随梦去远不再是真实的了。阳光从窗口进来，送我久违的温暖的感觉。鸟的啼鸣轻快嘹亮，它们都高兴用不着再瑟缩在破败的窝里了。腐朽的落叶深陷在泥里，闻着竟有些酒香。枯得发白的草丛的根，不经意抽出些新叶，被冬寒作弄得枝头羞涩的树干也有一点一点的浅绿在闪闪发光了。田野等待开垦；从牛栏里挑出来的浸渍着牛尿牛粪的稻草堆满了村前的破庙。石灰早就烧好了。作田人有见地，做好了春的准备。鸭子一拐一拐地跑向水塘边，它们跳下塘去的时侯秩序井然，它们都欢欣地把头栽进水中又抬起来，用力甩干头上的水。在还幼稚的春光里我悠然盘桓了好半天，不期在田野上遇见他了。他也老远就看见我，沿着田塍向我走过来。他没有右臂，右边的袖筒随风飘忽，把他的身躯反倒衬托得傲岸。一向澹默少言的这个人，这天居然跟我说着他自己的事。一边走一边说，后来是在他的书房里继续的。直到我离开，也不知道他的故事到底说完了没有。他说那是他的故事，我倒觉得是关于一只不存在的手臂的一些事情，还说不上是一个故事。并且，我不认为那是真的，多半是他杜撰出来的情节。我们交谈过几次，我知道他是一个作家。他跑到山里来住这么久，不就贪个清静好写点什么？我一直认为如果听到一个作家在讲故事，多半那就是他正在构思中的作品。
我想起了村民们已经习惯了的他的叫声，那是经常从他灯光不熄的屋里传出来的。他刚来的时候人们曾经议论过，“那屋里怕是养了一头豹子罢？”后来发现是他自己的声音，就都说他是癫的了。
昨夜我就听到了。因为我将要离开村庄，回到我的蜗居去。我的身体已经疗养得够好的了。我想在离开之前接近一下古怪的喊叫。我乘着月光走近他窗口，但是我没看见他。他用一方厚厚的深蓝色的布遮住了窗户，只剩又扁又窄的少许亮光从边缘透出来。我也没有窥视的兴趣，不过想来亲耳听听罢了。关于这屋子里夜阑人静时传出的声音的议论我听得多了，有说像鬼的有说像兽的；我听了好久，认为那是格斗，是一个斗士和他的顽敌的搏击。他向敌人刺出致死的一剑，同时大吼一声。一剑不中再次出击，不料被对方刺中，这时只听到强忍着的节制的呻吟。他喘息了一阵，又艰难地站起来，一场不胜即死的战斗重新在血泊中展开。我脑海里闪现着竞技场里古罗马人残酷的游乐和西班牙失手的斗牛士；还仿佛看见共工头触不周山的场景。总之，只这声音已经使我惊心动魄的了。
我到底忍不住，从那块蓝布留下的缝隙处偷看，原来他是在写作；左手移动得极快，额头上爆出青筋。他在跟我看不见的什么东西较量，大叫一声之后又急流一般书写好几行。后来安静了，我也走了，只有树木瑟瑟作响，风把叶子底下的影子吹得摇曳不定。
我刚走到溪边想用冰凉的溪水洗一下脸，又听到那屋里的叫声。这最后的叫声掺杂着躁急与无奈，是一声压抑着的焦灼的近乎喊叫的叹息。我有些不安，但更多的是摸不着头脑。我完全同意村民们“癫子”的说法了。这并没有贬低他，艺术家也好作家也好，一定都要有点神经病，不然，他们怎么能够搞得出那些东西来？他们的思维如果跟我们平常人一样，那他们创造出来的作品还有哪个看？所以我理解他，这村子里恐怕也只有我能理解他。大概也就缘于这种理解，他愿意跟我说话。
我们进屋的时侯，书桌上的稿子被风吹得稀乱。墙上挂着的他用左手书写的一个好大的“痛”字也被风吹歪了。乱七八糟到处是书，一点都不检拾。他把吹乱的稿纸整理了一下，坐到椅子上自言自语，“其实跟废纸差不多”，我听见他这样说。平日他精神不错的，今天我觉得他有些疲惫，像是刚从狂涛骇浪中生还的水手斜倚被风暴抛掷到岸边的破船的残骸，既平静又疲惫。他脸上有一道痕被岁月夸张地加深了。他不睬不理地任浓密的长发在风中舞动。
进屋之前，他已说过了他被打成右派的经历，在劳改农场劳动教养的经历。他说，反右时我太年青，根本没注意身边的事。我只顾读书，只顾写作，我被我当时的成绩麻醉了。我一张大字报没写过，也没发过一句言，但我还是右派，还是极右份子。这一段他说得啰嗦，那么多人被打成右派，经历不都大同小异的吗？幸好走进屋里之后他没有接着说下去，他露出隐隐约约的笑说，昨夜你没怕吧？我晓得你站在我的窗下。那样的时候我不能自拔。我被它裹挟，在光怪陆离的猖獗的迷醉中，左手无可遁逃地臣服它。但这个无与伦比的令我陶醉、激荡的灵魂是跟痛同来的，我无法避开跟痛的格斗。我说的是我的右手。你认为我没有右手是不是？不，我有，它还在，只是你看不见它。它比你看得见的左手要聪明得多有记性得多。我的诗，我的散文，我的书法，并不是左手的作品，它们都是右手的创作。左手不过是右手的奴仆。我死去的右手的灵魂从前放情肆志，在带来痛的同时还带来壮美，那时的痛是多情的驰骋的。现在不行了，看来它也老了。所向披靡的它如今变得歇斯底里，变得无情、枯燥，恨爱俱空。它甚至作弄我，时不时送来一点点灵感，我还来不及捕捉就飘散得无影无踪。它再不像从前，原本有欲望有寄托有野心的它，现在蜕变成一个空洞的幽灵，我也就只剩下空洞的痛了。我受不了这样的痛，没有歌哭的干瘪的痛真叫人受不了。你或许会认为不可思议吧？你也或许会认为是我在瞎编。其实这只是一种病，一种医学上叫做“幻肢痛”的病，说起来这病虽有些怪，又没有什么可怪的；这种病不过是比流行性感冒少些人知道罢了。失去肢体的人大都患有“幻肢痛”，只是我比别人痛得激烈痛得嚣张痛得妄诞些。是不是我们失去的东西都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存在着呢？我有时候这样想。
听他这一说，我仿佛看见了他袖筒里的精灵。要不是阳光确定地明媚了，我是会紧张的。但我的后背还是有点冷。为了松弛一下，我去门口朝远处望，眼前的一切无不光莹四射，正在转青的山野，在如雨倾泻的阳光下妩媚多姿。我看见一条黑狗跟着水牛打转转，小女孩的篮子里有了些猪草。我进屋坐下，对他所说的已有些兴趣了。他说如果饿，灶下柴灰里有烤熟的红薯，扁笱里有煮熟的毛芋头。不要嫌弃，这些东西在城市的餐厅里都做成精细的点心上席了。他很久没说话，眼睛差不多要闭上。深邃的静，听得到飞鸟扇翅的声音。他似乎不愿再说话，低摆着头，又似乎既然说开了就跟你说罢。不过，这些都不关你们的事。这些都是已经过去了的事情。在那个极度深寒的夜里，我们的覆没，都不关你们的事。你们，就像春天里的事物不需要知道冬天，就如路边那些黄灿灿的小花不必关心它脚下的腐草一样。所以你对我说的这些不必太认真。
他显然错估了我的年龄。看上去他是比我年长，但我再出少也不至于“年轻”到“不关你们的事”。我没计较这些，因为我对他说的已经有些兴趣了。我说，那你就讲讲你的右臂是怎么回事吧。
显然一时他不知道从哪里起头，起身去扶正被风吹歪了的“痛”字。好，就这样说罢。他开口了。我从劳改农场回城后，身份是“摘帽右派”。我谨慎地捧着矿山机械厂“职工学校老师”这个泥巴饭碗，这是那个时侯的一种特殊职业。历史太快重复，不久就又见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不同的是，这次除了大字报还有枪声，还有随处可见的暴力。几年劳改农场的生活，我也不像当年在报社时的不谙世情了。与黑暗的磨擦，灵魂可以化为轻烟，也可能迸发出光华。我这个时候已经晓得人的尊严是可以被颠覆的了。在劳改农场那时侯我曾经见过九个人，他们围在石灰窑旁边的土丘上抽扑克牌，谁抽的牌点数最大就由谁吃那碗份量稍稍多一点的饭。你懂我说的意思吗？他露出蔑视的眼光说道，这九个人里有画家、导演、无线电工程师、小说家、物理学教授、散文名家和曾经威望很高的官。第十个人，他说，他的神气变得严肃，提示我要注意下面的话，那个省《工人报》的编辑叫黎昌恭的，端着饭碗走过来，尽他的能力把他自己的米饭平均分配到九个饭碗里。他望都没望这九个人一眼，泰然跳进石灰窑里把自己烧了个干干净净。
看来我说远了，是这样，他用左手拢了一下头发。有一天职校办公室的李蔚春老师跟我说，彭老师被红火兵团的人抓走了，要我想办法救她，因为红火兵团里有不少人前几年是我班上的学员。彭老师就是彭素兰；所谓彭老师不过是出学校门不久的女孩子。她来职工学校只上了几堂课就停课了。她还在摇篮里她的父亲就去了美国做学问，因这层‘海外关系’，她的母亲在运动初期经不起革命群众的折腾自杀了。所以所谓彭老师，其实也就是个黑五类狗崽子。李蔚春说她是因散布反动言论被抓的，还说了些为什么应该救她的道理，大抵是斯文一脉、同病相怜这些话。当时我心里想，李老师你其实不用说这么多，这件事只要我知道，我就决不会坐视。
李老师把身体弯到办公室的窗外，指向热处理车间后面的仓库，他说，“就关在那里，正好今天他们的头头都去铜盆岭打仗了。”
我是因写一篇檄文认识彭素兰的。前不久，职教办接到这个工厂占统治地位的造反派组织红色兵团司令部的命令，要求派两个人去起草一篇檄文。那篇檄文是针对工厂外面同样是造反派组织并和他们势不两立的云水怒的。职教办谢主任把这任务交给了我和彭素兰。这在谢主任是深思熟虑后的决定，没有谁比我们两个年青人更合适的了。这是我第一次与彭素兰有工作关系，平日只限于点头。那时我觉得她是个冷若冰霜的人，尽管她的眼睛生就地含笑。同时我也认为不会有人愿意跟右派做朋友，我的自尊心限制我主动与人交流。
那天我们两个人立即投入了革命行动，因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卷起袖子晚饭没吃直写到深夜。我们在两张拼起来的乒乓球台上，用马克思恩格斯鲁迅还有红本本凑出了数千言的檄文。说老实话，文章还真写得不错，我从来自负自己的文章写得好。那天晚上，我也很欣赏她的才华。狗屁文章也见大才气的嘛。

完成任务后一起离开，正好午夜十二点。空旷的马路上时有载着满身武装的造反派的大卡车呼啸而过，他们声嘶力竭地喊着“就是好，就是好”。很快静寂下来，只有收破烂的老人家在黑暗中扯大字报的响动。她忽然要我唱歌，这是在走了好长一段路之后由她想出来的主意。我理解不是要我唱李劫夫谱的语录歌，就唱了“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她听得很投入，显然不是在于歌而是在于唱歌的人。我唱完了她又唱，她唱的《纺织姑娘》。那时候我们都喜欢俄罗斯民歌。她又提议一起唱《深深的海洋》，要我唱二部。我发现她原来是这样可亲的。人和人之间可亲和的可能我以为不会再有了的，这天晚上悄悄地来了。
那夜我觉得自己的声音很动听。那是很和谐很默契的合作。那个稍稍特别的夜，不认为这是一个右派份子和一个黑五类，它只认为这是两个不期而遇的青年，甚至可能是一见钟情的情侣。若不是在伍家井路口要分手，若是再走一段路，若是还合唱一支歌，我们很可能就会手牵手了。这夜以后，在我心的深处有一颗与生俱来的种子，已一丝声息也没有地爆出了绿芽。
救出彭素兰比我估计的要容易。红色兵团的司令带着大队人马去了铜盆岭前线，还打了大胜仗。留守的人也清楚我们两个人是为他们的革命做过贡献的，就给了我这位老师面子，把彭素兰交给了我。彭素兰左边额上裂开一道伤口，血流满面把眼睛也糊住了。我以为她是眼睛受伤。
我扶着彭素兰到医院的眼科门口，被站定门口的有红袖章没有下巴的家伙拦住，要我们先背老三篇。我理直气壮地说，“好，我背。你们总要发挥无产阶级革命人道主义精神，让她先看病。我站在这里背。”老三篇我可是在劳改农场就已经倒背如流了的呀。我故意顿挫有致地慢吞吞背来。
说到这里，我被他脸上戏谑的表情弄得轻松了点，一路听下来我是有些沉重的。
到我把三篇文章背完，彭素兰就包扎好了左眼和左眼上缝了好几针的额头。当她的右眼恢复明亮时，精神忽地抖擞了。因为只有一只眼，她一睁开眼睛便肆无忌惮地看我。我想，在她两只眼睛被血和泥沙蒙住，从我毛手毛脚搂她到怀里那一刻起，她作兴就渴望看到我了。
这天晚上我们两个在一起，理所当然地走到河边去。我们默默並坐，坐在无法掀开的黑暗里。河心的轮船懒洋洋行驶，气笛有气无力地嘶鸣；对岸的灯光，一排參差的含泪欲滴的眼睛，不无惊诧地隔水望着我们。这夜在一起，我们产生了一种感应，一种生命时刻准备好了的靠近。我们什么也不用说，我们的年龄为我们备好一切。我们同时体会到了早就期待着的虽在人间却又常常被人间蹂躏得一塌糊涂的美好情感。极少人能把这美丽瞬间化为一生的温柔。但常常为了这瞬间醉人的清香，人们不顾一切地追求，哪怕一生只有一瞬间的享有都好。我们都没出声。我只把她头部有些松脱的纱布整理了一下。我左手按着她的头，右手把纱布轻轻绷紧。我感到右手此时产生了欲望，我的右手让我始料不及地爆发出激情。我们终于交谈了。不是倾诉，却仍然跟倾诉一样没有一句可以听厌的话。连她说“饿了吗”都是新鲜的，充满爱的暗示。慢慢地，随着夜的深入，我们越来越攫取倾听；相互都觉得对方的语言柔顺滋润，连清风也不是普通的它包涵着与那时代没什么瓜葛的东西。我们或许并没有察觉这种变化，但整个事情在我们心里顿时变得明朗了。在送她回家的路上我们又轻轻唱着歌。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们只有轻轻地唱，一直唱到她的家门口。她的家在一条狭长的陋巷尽头处，又脏又黑。我和她一路走来，以为走进了一条通向光明的奇异的巷子里。
既阴暗又潮湿的房子，一进去就闻得到霉味。墙上除了她妈妈的遗像，还有一张十五年前出版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宣传画。画面上工农兵学商在红旗下昂首阔步，再向前进一点，就碰到墙角了。她翻出些照片来，这是爸爸那是妈妈。还去床后的墙上取下一块窑砖，拿出几封信，是她爸爸从美国寄出的和姑爹从香港寄出的信，都是一九四九年的事。这些信当时要落到无论什么派手里，里通外国的罪名跑不了。
我要她早点休息，她却一点睡意都没有。我说你受了伤，她说皮外伤，不要紧。总之，她很兴奋。我们虽然拉拉手都没有，心却已靠得很近了。分别时她说， “明天我会一早去找你的”。
回想起来，这天晚上她说的这句话，竟具有当时无法先知的宿命意义。因为如果第二天她要是没有去找我，或者虽然去找了我却没有拼死救我，那我的今生也就结束了。此时此刻，就不会有一个人在这乡间茅舍回首往事。
我看了一眼户外洁净柔和的碧空，空气中充溢着早春的轻快。石山的阴影不见了。越来越多的雀鸟投入到欢乐里，它们似乎在争取唱主角。还有螳螂和蜜蜂，都尽责任地配合一片春光，让人觉得世界从来就这样美好。
我们总是后知后觉。他说道。我们无法预知未来。尽管事后一想都有些因因果果，但我们还是无论如何不知道即将会发生什么事。比方说在我和她分手之后，我可能想到的只有明天她会来找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当她找到我时会在那样的情形下。不要说明天，就是现在，在离家只有四十米的巷口，我就一点准备都没有地被红色兵团的人绑走了。从黑暗中突然袭来几个人把我的眼睛一蒙拖到卡车上；我听到有邻居被惊醒，他们开窗看一眼就关上了。
我被推进一间狭窄的房子里，灯光微弱。我估摸着离天明致少还有三个小时。我把蒙眼睛的黑布拿下来后，半天没搞清是怎么回事。我想到了死，想到死是最合情理的。因为那时侯打死一个人和我们现在丢弃一只矿泉水瓶一样没什么大不了。但我没有想到不死，而是丢掉一只手臂。把面临死亡的时刻做出一篇大好文章的人是没有亲历经验的，那一般是才华横溢地坐在书斋中沉醉出的文字产品。面临死亡的人，他原本怎样还是怎样，勇敢的还是勇敢，怯懦的仍然怯懦。一般会是处于无可奈何的麻木状态。我甚至没有去回味河边的美好经历。我一点都不怀疑明天会被推到沙滩上，会有我实际上听不到的枪声响起。然后我将孤芳自赏地躺在那里直到被人发现。除此之外我什么也没想，我睡着了，一个梦都没做地睡到上午九点多钟。
没有捆绑我，两个手提老式驳壳枪的人押我出去。是两个青工。我认识那里，是红色兵团盘据的热处理车间。
站在车间中间一身狐骚的矮子是司令。墙壁上布满“造反有理，革命无罪”这类标语。机床床身弹痕累累，露出泥黄底漆。
那矮子大声喝斥，你好大胆，敢包庇现行反革命！你不清楚自己是什么东西吗？老子今天就先收拾你这个右派！司令叼着烟，用眼神指挥手下，一切在事先都布署好了的。很快上来五个人，把我面朝天抬起，我看见有一个人端枪站在天车的驾驶室里。这时另一头有人喊，“慢点慢点，盐炉温度不够，那会臭好久，等等吧。”
没有次序，没有逻辑，没有道德疑虑是这个时代的特征。无所谓传统，不再有习俗。百年老店没有了，拜年拜节没有了，门神没有了。我们陡然间没有了龙舟和花灯，夏夜乘凉的小孩子再听不到大人讲鬼故事了。价值的最恰当表现就是暴力。整个社会去到哪个角落都不容易找得到雅致、从容不迫、文质彬彬和温良恭俭让。正在加热的盐炉为我准备着，我虽没见过却听说过这样的处理方法。把人丢进盐炉就和丢进炼钢炉里一样，褐红的液面先泛起一个稍暗的油圈，紧接着从液面缭绕出一线轻烟便什么都找不到了。现在想起来还怕，当时我已闻到了自己烧焦的气味。
那司令坐到电瓶车上，很悠然地说，“正好，慢慢来，这家伙值。”司令很像是即兴来个主意地说，“你要是告诉我彭素兰住在哪里，今天你就能有命！”
我没理。
被剥去衣服用军用皮带抽打。
打人的家伙发现了几层乐趣，先看皮带扣抽到肉上要隔多久起个包。左边起了一个包后，再在右边对称的地方起一个包。第三下，皮带扣一定要落在两个包的正中间；然后抽出十字来抽出梅花来。每抽一下，还等着听被抽的人怎样大喊饶命，预期的效应没如愿出现，更凶煞的一抽便落下来。那家伙匠心独运地一下一下，直把我抽得遍体红肿。头发被汗水湿透，大地也在痉挛。我身体的任一部位都不听指挥了，只是抖。这样的抖既不是冷也不是怕，而是肌肉在剧烈痛感下的反应。汗、血混合一起，还有灰尘。流出的汗比血更屈辱。我已不能叫已不能喊了，只能发出不随己愿的呻吟来。眼睛虽然睁着，却已模糊了呆滞了。
我思考过自己受难的意义。我在痉挛中思考。我茫然地发现：什么意义都没有。这使我恐惧。为什么没早想到？毫无意义的牺牲多么可怕呀？自然就想到屈服。但一想到要活命必须出卖彭素兰，我立即变成了空空的躯壳，我不能因我的软弱导致她的毁灭。我想这大概是全部的意义所在了。这样就多忍耐一次抽打。我在忍耐中最终把一次一次的抽打变成了对自己灵魂的锻冶。我不再想值得值不得的事，我不再去想这样的牺牲是轻如鸿毛还是重如泰山。我把自己想象成烧红的铁，伏卧铁砧上，一锤一锤地正被锻打成一件出类拔萃的精品。我有意识地甚至变得非常冷静地让自己在极度的痛楚中完成一次修改和校正，我似乎体验了不灭的快乐。
痛到不痛了，直打颤，幸亏头脑清醒着。我一度害怕这种清醒不是真的，害怕自己实际上已被生理的承担极限压垮，所谓的清醒不过是幻觉。我想把裤子提上来，以此检测自己的神智。但又怕这举动会提醒最阴险的一击，于是我放弃了这个念头。当我找到了一个机会可以提起裤子的时侯，才发觉两只手早就连最简单的指令也执行不了了。
我尽力使自己保持清醒，我要在一次摧毁中站起来。
那司令不耐烦了，问操作盐炉的人“可不可以了”，那边大声回答说“还等等吧，就快了”。操作盐炉的人在追求把人丢下去立刻化为乌有的效果。司令无奈，回过头来问，“同志们，你们说说看，怎么办？”天车上那人筛开牙喊，“先卸他一大件！”马上有人附和。
几个人很熟练地像捕捉一条鳄鱼那样把我按在墙边的钳桌上。“右手，右手”，我听到这样的叫嚣。我被紧压在钳桌上，过程并没有多久。按住我的几个人突然同时跑开，我自己也像卸去压力的弹簧一样弹起来，笔挺地站着。
站在我右边的大汉手提一把沉重的砍刀，是他们从博物馆抄来的据传是杨秀清用过的刀。那刀有噬血的天性，今天又如愿以偿了。砍刀布满黄褐的锈，锋口平钝，还有几处缺口。所以我的右臂与其说是砍断的还不如说是被压断的，全凭那大汉毫无恻隐的绝群膂力。
我不痛，没什么感觉。当我看到有一只人的手臂在地上抽搐时，并没有意识到那是自己的肢体；如果我看到地上滚着一颗人头，反倒会马上认为是自己的了。
我失去了右臂，还暂时性地失去了听觉。
接下来是悄无声息的喧嚣。
站在天车上的人软绵绵栽下地，支撑着起来又倒下去；贴了防震白纸条的大玻璃粉碎后垮下来，说明有强烈的冲击气流。外头红色兵团的人仓惶退守很快又四散。有人端着冲锋枪一马当先，跟随而来的是彭素兰他们，个个猿猱一般狡捷地上来了。红色兵团的人连同他们的矮司令转眼不知去向。整个过程在无声中展开，又静静地目不暇接地结束了。我看见彭素兰冲到面前，两只眼睛一只红一只白地望着我，大声说着什么。
睁眼就见到彭素兰。知道曾经昏睡。那昏睡是流血过多的昏迷还是医生打了麻醉剂的沉睡我不知道究竟是哪一回事。没见她哭，或是早哭过了。她对我说“你可以用左手写字一样写得好”，我不明白这是说什么。彭素兰过来在床边坐下。她通红的左眼已重新包扎过。她一只眼睛的温柔穿透了我。从浩瀚无边的美的大洋里注视我的眼睛，把我从冷酷的地狱一下子提升到阳光和煦的草地上来。只要有这一只眼睛的注视，我就并不支离破碎，因此我什么也没失去。这时我的右手记起了河边的际遇，放任地紧握她的肩头。当彭素兰起身去取毛巾时我的右手没有松开，这才觉察到右边已经没有手。这是我第一次感到了幻肢的存在。这次右手回来没有一丝痛感，带来的是缱绻缠绵。
话说回来，彭素兰那天去找我，从邻居口中打听到我被绑架了。她猜到这是红色兵团干的事，悄悄回到工厂打听。只听人说，今天红色兵团要“特别处理”一个人。急中生智，她赶紧跑到云水怒去，向他们的司令讲了一个故事。云水怒的司令听完故事后，怒不可遏地出兵了。
她还向我讲述了关于我的手。当时他们很慌乱，没人想到要检那断臂。医生说，“那手呢？最好找来，要快！就算接不上，把残肢保存好了，将来免得幻肢痛。”她认为医生在说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就要求云水怒的人杀回红色兵团。云水怒的人很配合。他们的司令并不在意所救的人是不是他们这派的忠实信徒，做司令的只在意彭素兰的故事成功煽动了报复的狂热，任何借口他们都乐意杀个回马枪再大干一场。这天的武斗，云水怒痛痛快快雪了昨天铜盆岭之耻。
彭素兰说，抢我的手臂比救我还打得激烈。他们是从树枝上把手臂抢回来的。因为红色兵团的人把我的手臂吊在树上当靶子打。取下来后，只不过是一条夹杂着碎骨的手臂的尸体。彭素兰认为那手是为她牺牲的，也可能知道这只手臂曾为她激动过。她找个地方埋葬了它。
她每天送饭到医院来，陪我说很久的话，唱歌给我听。我们小声谈论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她帮助我练习用左手写字，在我无能自理的那些日子，彭素兰做着只有母亲和妻子才能做的贴身的事情。
这是一段铭刻终生的晨昏相处的时光。我们更多的是无言对视。都对未来没有把握，都不敢说出心里一句其实已获通过的话。我们什么都不敢说什么都不能说地被对方牢固吸引。躺在病床上，我默默地注视她。她有遭人怜爱的样子，但又并不柔弱，笑起来仿佛没有任何忧愁。就是在她痛苦的时刻，她的眼睛也是笑盈盈而又温存的。如果她不是穿着厚厚的棉袄，身姿必定绰约柔美。当痛来临，她总会出现在右边空无的臂弯里，痛于是拌和些甜蜜。痛跟甜蜜搀和，分不清是痛还是甜蜜，分不清是痛的甜蜜还是甜蜜的痛。右臂中的她，比病床边的她要大胆。眼前的她是亲切的，臂弯中的她多了些俏丽。病床前她拿着尿盆，幻肢化现的她，手捧莎士比亚。她是穿着黑旧的棉布衣的，脚上是秃头秃脑的力士鞋；而在右臂的幻象里，她是舞会上的灰姑娘，高跟鞋精巧。日夜照护我的彭素兰，嘴唇因熬夜而焦白了，冻皴的脸像被寒霜遭蹋的月季；但另一个她是清空的诗，那美丽要是在古代，可以引发一场战争的。
我惊诧地发现了右臂的精魂既顽皮又骚动。它带领我们去到从小就憧憬的天地，那是由许多小孩子爱听的故事建筑起来的。在那里，我们没有忧虑没有顾忌，只是跳啊笑啊什么都不想，心里一点烦恼也没有。我爬到树上摘下面包，用怒放的钻石花做她的耳坠，带着她飞奔。这里没有惊雷闪电，阳光和花雨沐浴着我们。所见到的每一个人都是朋友，男孩子都英俊，女孩子快乐妍丽，人人善良可亲。我们在草地上翻滚，激动地呼喊，汗冒出来。这也就是幻肢痛发作的时候，这个时侯，我的心灵在陶醉，肉体在煎熬。
她见我滚在地板上，慌忙去叫医生。她把医生拖来了，好久才止痛。医生的伎俩不能把痛减低到零。我在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痛，哭笑不得地痛在我的肉体之外。不过我想，虽痛在肉体之外，还是在生命之内罢？我指着右边的袖筒告诉她，“这里痛，这里痛”。彭素兰问怎么个痛法。我说就像右手的手指卷入粉碎机的轧辊里正一寸一寸地碾进去，有时又像是插入通红的铁水里。我没有说出与痛并存的迷人幻境，我想保留一点私隐，不透露我跟幻肢在人所不知的秘密角落所定的契约。
因有幻肢的存在，我深信人有灵魂。我的已经死去的右臂的灵魂，能通过这种方式看到它。医学仅关注幻肢带来的痛的真切，忽略了幻肢还能带来激荡、狂醉和想象。有些人失去肢体后没有这些症状，想必是那些肢体死得没有我的手臂有声色。
那时社会一度无政府，许多机关失去执政能力；但在无政府状态中又有政府，那政府叫革命委员会；还有一个政府味很浓的机构，叫做治安指挥部。治安指挥部抓人可不像群众组织，那是无从救也无从逃的，它可以把囚禁的人移送去监狱判刑。
有一天李老师跑到医院来，一边说一边摇头叹气。他说治安指挥部要抓彭素兰，工厂已接到严密监视她的通知，“什么罪名还不清楚，现在她已经失踪了。可能与武斗有关，更可能是有人上报了她散布反动言论的现行反革命罪行。”
我什么都没说，因为我已经知道了。因为彭素兰是从我的身边出逃的。这时我的看不见的右手忽然痛得剧烈，并且渐次加深，我不得不跟随着走进一条黑色甬道。走到尽头，我看见不再愿意复述的场景。那跟地狱没什么两样，人能想象的残忍那里都有。我拼命往回跑，当我看见亮晶晶的光线时，我已被人抬到病床上。迷蒙中觉得有好几个医生围在床边。一位资深老医生说，“难得的案例，可惜现在没条件研究它。”醒来以后，那个老医生对痛中的幻象特别有兴趣，提出好多问题。另一位老医生说，“明天我们都要去蹲牛棚了，还啰嗦什么。”
李蔚春没见过我这样子，显得张皇失措。我勉强做出笑脸，安慰李老师。别怕，我说，最近常犯这毛病。那次的经历让我体会到，幻肢并不只带来愉悦的画面，它更深刻地记住了一片歹毒的领地。
那年的冬天很寒冷。早几天，彭素兰穿了双厚袜子还戴着大口罩，忽然跟我说要走。她没说去哪里，她也确实不知道能去哪里。我们没有时间说清楚，连拥抱也没有地她就走了。临走时她低声说了一句“你要好好养伤，我不会让你失望的”。说这话时她很庄严，像士兵对战友的承诺。原来她比我一直以为的要成熟得多。就是这句话，我深信永不会失去她。
彭素兰刚一离开，我就觉得像一棵树被连根拔起了。我追上去，可我虚弱到连喊的力气都没有。
彭素兰失踪了，没地方寻找没地方打听。消息非常混乱，有说她被抓的也有说她已经死了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天天去街上看法院和治安指挥部的公告。只见满城贴着通缉她的告示，罪行大致有两条，既跟遇罗克的言论有关系，也跟她“阴谋挑起武斗”有关系。我在吉庆街幼儿园门口看到一张浆糊未干的四开通缉令，上面有她的照片。不过那是她初中毕业时的照片。这地方僻静。我装着看幼儿园的小朋友跳“不爱红装爱武装”。这群四五岁的孩子都用木制的枪和手榴弹武装到牙齿了。等三个红卫兵走过身，我小心翼翼地揭下那张通缉令，左手在下巴和额头的协作下把通缉令折起来。
刚刚把通缉令折好，天就突如其来地黑下来。本来杂乱无章的天空，云是东一块西一块的，举头望去，已被铁板一块的乌云严密地封锁了。我赶紧把通缉令再对折一次，左手压它在胸前。雨太狂暴，好在那张通缉令没有全湿透。
屋里到处漏雨，我用木盒装起通缉令，用被子盖着木盒。这是唯一的纪念物，我小心地像一件珍贵文献那样收藏着。我生怕记忆会变得模糊不清。雨持续了好几天，本来有些委婉有些幽默的古城，再也轻松不起来了。
再过些时候，云水怒有人被判刑，红色兵团有人被判刑，就是没有彭素兰。我慢慢接受了彭素兰死了的说法。从此我有了属于自己的故事，一个要我虚构也不情愿编出来的故事。
每当痛的发作，右臂的精魂就喊着她的名字在我左右徘徊。我一度想把这个名字忘掉，但在我的心里无法隐瞒着不说出来。我们两个人在那种情势中的生死依顾，是在庞大的阴森森的背景上飘逸的一片夺目的霞彩，想要把视线移开去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
说到这里，他沉默了。屋子里静到能听得见蜗牛在窗外芭蕉叶上移动的声音。田野通明透亮。溪流轻声细语奔向远处的山谷。一丛野花无我无人地炽烈，迎接刚赶来的清风。有老农在坡地上叱咤，是为了几头不听话的黑山羊罢？但我心里却只想知道彭素兰究竟怎么了。可他还是沉默着。我故意搞出些响动，也敲不碎笼罩他的孤独。后来，我终究熬过了让人尴尬的空坐，他有动静了。他走进睡房，并示意我一起去。我看见了那张通缉令，他把通缉令像一张名画那样挂在墙壁上。松树皮装饰的木框做得很典雅。那高头有一张非常可爱的小姑娘的笑脸。他望着那张笑脸说，她没死，她去了美国。她像马思聪那样成功逃亡了。他停顿了一阵，又说道，“但是我等到今天，也不见她回来。”
我心里生出一大堆疑问，相信他隐藏了许多细节。几次要问，还是不好意思开口。这种男女之间的事，外人实在不好紧问，不就是她活得好好的没有回来吗？我只好听他继续说。
他说，我以为她死了的那些日子，我也能写，那时我拥有天上的爱。我成功躲开了随风飘散的危机。当我知道她活着之后，我就像有两条命。精力充沛到人不能信。我是深信她会回来的。我认为她绝对做不到遗忘。原先我只有天上的爱，那爱忽然飘落到地上，我拥抱着从天上降下的奇特的快乐。我于是有了尘世的爱。爱的这层意义是完全不相同的。人们看到我神清气爽，堆得高高的手稿说明我几乎不需要休息。幻肢一如既往地抓住我的肉体和肉体作为一个精神载体的好像是艺术品的无限扩延的可能性。
它喜欢清风明月，更喜欢风雨如磐。它总是在夜半怀抱巨大野心疯狂闯入。利用它的出没，我常常在一筹莫展的时侯峰回路转。柴可夫斯基能从干燥的木屋的爆裂声捕捉到旋律，我的幻肢鬼魅莫测的机锋比那木头房子的一点点动静要强烈得多。
他露出些骄傲，却又截然地沉默了。他可能在思念彭素兰。我觉得这隔着半个地球的思念不仅仅是对一个人的思念，他似乎关心更为本质更为深刻的东西。
金色的斜阳照着他的左脸，他的眼睛射出比他的生平更为悠远的光芒。没多久他又说。在那段时光里，我认为能紧握一枝笔已经足够有意义了。如果说我的左手是诗人是散文家，那么我的右手就是情人是勇士是幻梦。
他说这些话时声音大起来，跟得演讲一样。他竟然显得狂妄，不可一世。说完这几句，他真的像被什么魔法冷冻住，直到我离开都没再做声。其间他去了那张通缉令前像是默祷，很有可能希望那张通缉令把他的爱人抓回来。后来他坐回原处，有如悬崖上折翅的苍鹰。我只得走了。走到门口我又回头看着他。那突兀的瘦态，狂热的沉默，从顾盼、咳唾也能看得出的胸中塊垒，散荡着对历史敬畏的关切和踌躇。
这夜我睡不好，通宵被一些东西缠绕不休，那些说不清是什么东西的色块老是挥之不去。沉沉夜色，松涛萧骚，我忽然在春宵的静谧中生出荒芜之感。夜的轻烟神秘地飘荡，阳光下绿得刺眼的事物都沉浸到黑色的回忆中。我想他的故事定没说完，明天要再去找他。这样辗转反侧，到快天明才合眼。等我起床已经很晚了。起床后漱洗吃饭，又耽误了些时间，就这样失去了再见他一面的机会。出门就听到人说，“这下清静了，那癫子结清租金搬了，光挑书就顾了两个人呢。”
我赶紧跑到那屋里去。只见大敞的门微微摆动地寂寞，窗却关得严实。地上散乱几本书，墙上的“痛”字和通缉令都取走了。
我却没想到还会有大收获，在一个半开着的抽屉里发现了他不要的手稿。我拿手稿回家，花了很大的功夫整理到能读。他清癯的审美旨趣，既非怀旧也非伤感的追溯，一开头我就被吸引住，直读到晚上还没读完。这是长篇散文，写的正是昨天说的事。在这些手稿中，痛苦与崇高并存，那境界所包涵的却不是任何一种单一情感元素。有如黑色的复杂，痛苦也异彩纷呈；也譬如中国画用墨打造三千大千世界，他对生活的纯净心地，使黑暗变得光彩夺目。但那毕竟是谁也不愿去的狞厉地带，我大汗淋漓地惊骇黑暗板块下壮美的沉思。
手稿中的主角只有一个“他”，无名无姓。他必定有什么考虑。我试过为我这篇文章中的“他”虚拟出一个名字。这本来是很容易的事情。但试过之后，我目瞪口呆地发现无论虚拟出一个怎样的名字，都一点不像是他。
手稿中有些彭素兰的消息，她并非我以为的那样绝情。她跑出去后，先在香港姑爹家住了五个月。是她姑爹帮他联系到父亲的。她的父亲时任联合国经济顾问。
她曾邀他赴美定居，还说她找到了幻肢痛的前沿医学家。她满怀旧情地写道：“来吧，到美国来你就不会痛了”。他回信说，“我放不下我母语的重负，我也不可以连痛都不剩，我只能等你回来！”
我兀地想到了前天夜里他那最后的叫声，当时不能理解的现在有些茫朦的感觉了。那是一个硬汉的喟叹，是一头受伤的猛兽的挣扎。他失败了，我心里就是这样想的，却说不出是什么东西击败了他。
不过，从他的手稿中看到，幻肢不止证实了死亡更证实了生命，还完整地保留了他的情感高度，那不是人人上得去的。所以昨天他尽管显得疲惫而缺乏战斗力，我还是有理由相信他不会太平庸。就是不懂为什么他要抛弃这些手稿。

陈善壎发给我的他最近获奖的作品，请欣尝。

         幻肢    （2010上海文学获奖作品）

                        转自2009年【上海文学】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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