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受辱二三事

                                           乐乎

父亲节那天，我和弟妹回忆起父亲的生前点滴，无限怀念幽默乐观，善良坦诚的父亲。他先后就读于重庆大学的机械工程专业和广西大学的法律专业，学识丰富，为人正直，解放前曾因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而被国民党政府通缉。解放后父亲在大学任教，曾先后到武汉大学、大连海军学院、中国人民大学进修俄语和培训，是大学重点培养的对象。不料1957年的疾风暴雨，将他从天上吹落到地狱，从此开始迈上22年的坎坷人生道路，直到1979年才重见天日。

父亲的遭遇株连了整个家庭甚至家族，痛苦的回忆如同噩梦般的缠绕着我们，以至在事隔30多年后的父亲节缅怀父亲的时候，我们脑海里浮现的竟然还是父亲受辱的往事，不堪回首！

父亲被划为右派时，我还小，懵懵懂懂的，唯一的印象是我们家从联排别墅搬到土砖房去了。不过这对小孩子来说并不意味着什么，相反，住土砖房热闹，小伙伴多，比冷清的别墅好玩多了。后来我问父亲为何会划为右派，有何反动言论，父亲说“反动言论”有好几条，最重要的一条是对某地中苏合资石油公司的经营模式提出了不同看法，说在中国的国土上，合资公司中的中方股份应占大头即控股，外方最多只能占到49%，而现在正相反，苏方占到51%，处于控股的地位，这不符合国际惯例，而且是对我国主权的剥夺和蔑视。结果被扣上“反苏”、“仇视社会主义制度”、“破坏中苏友谊”的帽子，别的不说，光这几顶帽子就足以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了。

最早看到父亲受辱的那一幕，是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从学校回家的路上有一口鱼塘，那天放学回家路过鱼塘时，一堆人在围观，还有小学生在扔土块，我以为是在网鱼，走近一看，是几十个人在几近干涸的鱼塘担塘泥。奇怪的是，这些人都不是农民而是我认识的大学老师，他们浑身泥浆，跌跌撞撞地在担塘泥，可能是做肥料之用。鱼塘旁边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社会主义好》这首歌曲：“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正在看热闹时，同学突然对我惊呼：“你看你看，那是你爸爸呀！”我顺着同学的手指看过去，可不是吗，爸爸也在里面担塘泥，满脸泥巴，简直认不出来了。高年级的同学说这都是些右派分子，是坏家伙，在劳动改造呢。

从这一天起，我天真活泼，无忧无虑的童年便结束了，时年八岁。

时隔八年，1965年我中考名落孙山，没有被学校录取又无工作安排，当时还不满16岁，被动员下放江永。父母犹豫不决，一是我年龄还小，想拖一两年再说，或许会有工作安排呢；二是不服气，觉得我“德、智、体”三方面都符合升学要求，学习成绩甚至还名列年级前茅，有关部门没有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有成分不唯成分，重在政治表现。结果惹上了大麻烦，单位的有线广播在每天的黄金时段，都会指名道姓播发父亲破坏上山下乡罪行的批判文章，每到这个时辰，父亲便惶惶不安，如坐针毡，全家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宣传墙报上还刊登了父亲反对知识青年到广阔天地锻炼成长的漫画，画得唯妙唯俏，颇有几分神似，围观的人不少，引起阵阵哄笑声，以至我都不敢从那个宣传墙报前经过，宁愿绕远路。

下放江永之后，我与父亲的接触少了，弟妹说，文革中，父亲受到的侮辱和歧视就更多了，剃“阴阳头”，游街示众，批斗挨打，抄家关押等“常规动作”自然免不了。但文革中被揪出来的人有21种之多，走资派、叛徒特务、保长甲长伪兵、地富反坏右一锅端，人多势众，父亲算不上批斗重点，倒还坦然。但在日常生活中，精神上的侮辱和歧视却让他几乎崩溃，屡次萌发自杀的念头。

妹妹说，有一次父亲坐单位的班车去城里看病，因人多，坐不下，司机公然点名要父亲下去，给后来的人让座，父亲据理力争，与司机顶撞起来。司机大怒，出言不逊，说这车是给革命群众坐的，不是给右派坐的，你这个被管制五类分子，有什么资格坐我的车。你再不下去，我就叫保卫科的人来拖啦。最后硬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将父亲赶下车，让他气愤填膺，实在咽不下这口恶气，病没看成反加重了病情。

1967年秋，远在广东梅州、年近九旬的祖母患重病，急电父亲回老家探望。当时外出购车票、住宿都要单位开介绍信，当父亲从办公室开介绍信回来后，面色煞白，双手发抖，将介绍信狠狠地摔在地上。妹妹捡起来一看，只见印制的规范介绍信上，“同志”二字被划掉，另加上“右派分子”四个大字，这还不算，下面还注明一行字，大意是“望沿途各地监督管制”的意思，这叫回乡的父亲如何做人，如何面对父老乡亲，欺人太甚，是可忍，孰不可忍！

弟弟回忆说，父亲在门前种了一棵树，有碗口粗了，于是砍下来搭厨房，这是很普遍的现象，因住房面积小，其他教职员工都是这么干的，砍树自己搭厨房。不久，父亲的事迹“见报”了，此报非彼报，是大字报，标题是“砍社会主义的树，搭资本主义的厨房”。写这张大字报的人是我们邻居的邻居，而他在几个月前也砍树搭了一间厨房。“只准州官放火，不准右派点灯，”逼得父亲只好拆掉这个辛辛苦苦搭起来的“违法建筑”，气恼得好几天吃不下饭。

1972年春节，我们兄妹从安乡回家探亲，虽然当时林彪已折戟沙漠，政治管制看似有若干松动，实则外松内紧，我仍深深感受到父亲依然是“被损害和被侮辱的人”。大年初三，保卫科的几位干事即上门“拜年”，这些人敌我分明，正气凛然，对我们送上的新年糖果不屑一顾，好像是腐蚀他们的糖衣炮弹。他们要父亲马上到保卫科交待春节期间的活动——见过什么人，谈些什么话，有什么人上门，去过什么地方，搞了些什么攻守同盟等，并责成父亲写份书面材料备案。父亲说年年如此，习惯了，说来轻描淡写，实际上对身为知识分子的父亲的精神摧残是不言而喻的。

1979年父亲的右派问题“改正”后，单位问父亲有何要求，父亲说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20年来没有给我发过工作证，现在只要求给我发一个工作证，上书××同志两字，职业一栏填“教师”即可。要求简单很容易解决，但却经历了漫长的22年，人生有几个22年，22年过去了，父亲才重新获得同志和教师的称呼，才重新获得做人的尊严，此时，父亲已近花甲，垂垂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