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视角] 胡适猝死之谜

胡适猝死之谜

　      “中央研究院”（下称“中研院”）迁到台湾后，胡适有时由美访台，多数时候是为到历史语言研究所（下称“史语所”）读书借书。一次他从美国写信给史语所所长李济，拜托找一小块位于傅斯年图书馆附近的地，他想买下盖几间小房潜心读书，但绝不要所里补贴。以胡适的地位和影响，李济感到此事不得擅作主张，遂报告“中研院”总办事处。院长朱家骅感觉亦复如此，即呈报台湾最高当局。以蒋的性格未必会喜欢胡适，但以其“愿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的宏图，早就有心笼络这位士林领袖，遂下令拨一块地盖一幢小房赠与胡适，经费由蒋自己的稿费中列支。李济未料到事情会弄到这个地步，但也只得听之任之。“瓜田不纳靴，李下不整冠”，以胡适的清望，这件事最先的考虑似欠周详。

　　“以元老身份颐指气使”

　　李济与胡适的关系介乎朋友和熟人之间，相对友善，不甚亲密。当年在大陆，李济和胡适最初的交往是以丁文江为纽带，二人都是丁的朋友。李济是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据他回忆，胡适最初只是对他“所研究的这一行感到有兴趣……常常直接或间接地给予不少的鼓励”，而自己对胡适也“只是单纯的佩服而已”。胡适后来的秘书、史语所当年的事务员王志维谈到，上世纪30年代，胡适特别关切史语所的安阳田野发掘及图书资料建设，曾促成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 （以下称“中基会”）补助安阳田野工作及考古报告出版的经费。1928年史语所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中断合作后，中基会董事胡适还特地建议把当时基金会在全国唯一的文科讲座教授评授给李济。

　　1934年，胡适与李济曾分别担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的主席和副主席，李济虽未担负实际工作，但在与上海总会宋庆龄等人产生分歧直至决裂问题上，李济仍与胡适大致保持同进退的姿态。他们彼此真正有所了解，则是离开大陆的1948年夏天，他们一起到武汉大学去讲学，共同度过几天朝夕相处的日子……

　　50年代初，胡适到台讲学，李济正在写研究殷墟出土的一座石雕人像的论文，因缺乏参考材料遂向胡适求教。胡适介绍他去翻阅朱子的《跪坐拜说》，李济后来一查果然有用，从而完成了《跪坐蹲居与箕踞》一文，弄清了中国人跪坐的历史。

　　1958年胡适回到台湾直至逝世的近四年时间里，他是“中研院”的院长，李济是“中研院”副院长兼史语所所长，二人大体保持了信任和支持的态度。但他们在性格习惯和待人处事的方法、受学背景和知识结构、兴趣爱好和工作方式方法诸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异。近距离的接触和碰撞，必然会引起诸多不快。李光谟在《胡适与李济》一文中曾说李济担任史语所所长和“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时，“多以元老身份颐指气使的事屡有发生，特别是对待研究院某几任总干事，关系十分紧张，乃至无法共事”。其中一次与胡适的不睦大概是与杨树人的任用有关系。

　　1961年10月4日台湾《大华晚报》的一篇有关“中央研究院”账簿不清的报道，引起媒体关注，并导致了“中研院”评议会秘书杨树人辞职。杨树人是前任“中研院”总干事，对院里情况熟悉，对经济问题也有研究。胡适本想请他回任总干事一职，他因身体缘故，一再谦让，而任评议会秘书；但他仍帮助“中研院”处理经费的运用，所谓“账簿不清”的谣言，使杨树人深受牵累。胡适虽写信劝留，仍无济于事。

　　在这一年的5月，胡适说：“我接事以后第一次主持院务会议时，看见×××那种令人讨厌的态度，我就晓得树人是没有法子帮忙了。树人不是不肯为我帮忙的，他连一个车马费也不要，他是早已决定不预备长久帮忙；除非×××大彻大悟，否则，树人是无法来担任的。×××的态度真叫人讨厌；但人倒是不坏，他的最大的缺点就是从来不替别人想想。” 因为用人问题的不同意见，大概是李济遭致胡适最严厉批评的原因。

　　胡适不堪李济的临门一脚？

　　1962年2月24日上午，“中研院”在台北南港召开第五次院士会，应邀来宾到了一百多人。胡适主持会议，完成了全部议程，新增选七位院士。中午，招待院士午餐。下午五时举行酒会。据说，胡适事前吩咐过秘书王志维：“人文组请副院长李济做代表发言，如果婉辞不必坚持。”

　　酒会上，胡适首先致辞，他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大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接着，李济讲话，语调略为低沉：“我感到科学思想在中国社会生根不成，是最大的问题。经过五十年提倡，今天我们的成绩如何？一切科学设备是从外面买来的，学生最后必须出洋去，我们有什么样的科学大著作？还比不上日本。我真不敢乐观，科学不能在这里生根，就觉得它是舶来品。”后来吴大猷和胡适的发言均认为李济的想法太过悲观，不免让人气馁。

　　接着，胡适因心脏病猝发而倒地身亡。

　　在场的近代史学者吕实强，在《忆胡适最后的一次讲话》中这样写道，下午五时酒会开始，胡适“高高兴兴地走到麦克风前致辞”。接着，胡先生邀请讲话的“第一位是凌鸿勋先生”，“接着起来讲话的为李济先生”。他说，“……去年十一月间，胡先生接受外国人的邀请，发表了一篇‘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的演讲，其中的内容，虽然有些小的地方和我的看法并不全然相同，但大致我都是赞成的。谁知却引起很大的讨论。”

      李济讲完，胡先生说，在台的院士就只请两位（指凌、李），国外的院士，一位是从三位物理学家中推定的吴健雄，另外一位则请刘大中。“吴健雄表示，在中午时他们已推定吴大猷，于是胡先生便请吴大猷先生”讲话。吴大猷讲完，继之，胡先生再请刘大中讲话，刘客气，只谢谢“中研院”送他的书刊。

      “于是胡先生再起来讲话。这一次，他的心情相当的激动，这主要应该是因为李济先生对于国内的科学发展，感到悲观，并且提到他发表‘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演讲后，遭受许多人的批评和攻击。本来他的心情便相当低沉，只是因为开院士会议，尤其是吴大猷、袁家骝、吴健雄、刘大中等院士的到来，使他的心情为之一振。所以在酒会开始时致辞，能够平和愉快。但李济的讲话不免使他再陷入低沉”。“先生讲到这里，声调有点激动。”

      现在想来，倘若胡适就此打住，不再讲下去，不让自己继续激动，或许后来的事也就不会发生。“先生正在大声疾呼的时候，突然把话煞住，也许感到不适了”，胡适急忙接着说：“好了，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吧！谢谢大家。”这时正是六点半，客人开始回去了。先生还站在刚刚讲话的地方，和一些告辞的人握手，正要转向和谁说话，忽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到磨石子的地上。站在他附近的凌鸿勋、钱思亮等，连忙伸出手来扶他，已来不及了……

　　鲜花、挽联、祭幛、花圈、哭声和哀乐，整个台岛汇成一片素洁的海。在悼念胡适的追悼会上，李济送的挽词只是三句小诗：

　　明天就死又何妨？

　　努力做你的工，

　　就像你永远不会死一样。

　　挽词的出处，是丁文江生前最喜欢的两句名言，傅斯年在纪念丁的文章里引述过，“准备着明天就会死，工作着仿佛永远活着的”，这三句话是从一本书里摘录下来的，英文是“Be ready to die tomorrow；but work as if you live forever”。当年丁文江曾请教过胡适怎样翻译才好，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里，把这段话译成了如下白话韵文：

　　明天就死又何妨：

　　只拼命做工，

　　就像你永远不会死一样。

　　李济的挽联，既是对1936年去世的丁文江、1950年去世的傅斯年和新逝的胡适的共缅，也是一种自勉。古人谓“既念逝者，行自悼也”。

　　也许胡适最初的预感是正确的，那就是根本不能让李济讲话。于是，围绕胡适的死便有各种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是胡适的病情发作，是受了围剿的刺激，而李济就是参与围剿的一类人。也有更多的人指责李济不该在那种场合唱对台戏。还有人认为胡适不堪李济的临门一脚。

　　李济为何要唱对台戏

　　李济为何要讲那些话，那些话是否都针对胡适？回答这个问题得研究李济在1962年2月24日前后的心态，更要研究他一贯的思想。

　　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生根，这个问题在科技史研究中被称为“李约瑟难题”。爱因斯坦的回答是，不懂得形式逻辑体系和实验验证的古代中国，倘若科学在那里生根那才是怪事。1953年，爱因斯坦在致斯威泽的信中谈到：“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发明了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人们不必对中国圣贤没能做出这些进步感到惊讶。这些发现竟然被做出来了才是令人惊讶的。”

　　这些观点深深地刺激着李济。1952年8月，他在为石璋如编著的《考古年表》作序时说：中国学术界接受科学方法是很晚近的事，不必讳言。有一次斯文赫定告诉中国的科学家说：“李希霍芬在中国调查地质总算有凿空之功了，他的能力与见识都是不可多得的。但是他始终不相信，中国的斯文秀才会放弃蓄长指甲、出门坐轿子并带一个书童侍候的习惯。”他的意思，就是“田野工作”是欧洲科学家的法门；中国秀才不但不会学，也学不会的。但是斯文赫定说：“假如李希霍芬晚生五十年，他的意见就一定不是这样。”

　　1953年8月，李济在《自由中国》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在中国如何推进科学思想的几个问题》一文。李济首先转述罗素关于中国人面子观念的印象：罗素说，他在北京教中国学生，也同在剑桥教英国学生一样，学生若有不用功者或作业不够标准的话，他总是尽责直率地教导他们。但中国学生的反应却有些两样，要是不努力而告诫他的话，他们总表现得忸怩不安，而不是恭敬受教；好像所教导的话，使他们失去了“面子”。在罗素看来，人与人相处，完全以直道而行，也许要使精神过分地紧张，人生乐趣减去不少；但是若把诚意隐藏一部分以将就面子，岂不有伤追求真理的精神？讲面子与追求真理，有时是不相容的。进一步地说，愈是讲究面子的人，愈不会对于追求真理发生兴趣；故重视面子的中国社会就没产生真正的科学思想。

　　李济认为罗素的看法切中肯綮，阻碍科学思想在现代中国推进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以“礼”为核心培植的中国文化主流涵育了“有称”的等差，这就是中国社会最讲究“面子”的理论基础，这样就跟追求真理的科学思想日渐分歧。今后中小学的科学教育应以实物认识代替文字背诵；大学中近乎职业训练的教育应放在工厂内；做研究性质的科学，学生除本国文字外兼能用一种外国文字作思想工具，方够入学资格。

　　李济对国民性充满忧患意识，但批评的目的仍是对未来抱有信心。1954年9月22日，李济在给张光直的信中写道，“中国学术在世界落后的程度，只有几个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方才真正的知道。我们这一民族，现在是既穷且愚，而又染了一种不可救药的，破落户的习惯，成天的在那里排(摆)架子，谈文化，向方块字‘拜拜’，——这些并没什么‘要不得’——真正‘要不得’的是以为天地之大，只有这些。但是，每一个中国人——我常如此想——对于纠正这一风气，都有一份责任；所以每一个中国人，若是批评他所寄托的这一社会，必须连带地想到他自己的责任。据我个人的看法，中国民族以及中国文化的将来，要看我们能否培植一群努力作现代学术工作的人——真正求知识、求真理的人们，不仅工程师或医师。中国民族的禀赋，备有这一智慧；适当的发展，即可对现代科学工作作若干贡献。你们的一代是负有大使命的。”

　　西方学者是手拿钉锤、斧头的人

　　促进科学在中国生根，是李济一贯的思想主张和行为动力；而科学未能在中国生根也是他内心难以消除的紧张和焦虑。

　　1962年1月，值蔡元培诞生95周年，李济作了《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的讲座。他说，“把中国上古史这五个字连缀在一起，就构成一大串与自然科学分不开的问题。”他向史学家提出三条参考意见：

      “第一，史学家应该充分地采用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尤其是与研究人类有亲切关系的部门”；

      “第二，但是我们要小心，科学成绩的价值也是不相等的”(这里指的是伪科学以及借用科学理论发挥个人偏见的“不成熟的半调子的科学历史观”) ；

      “第三，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体人类历史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辉才更显得鲜明。把它关在一间老屋子内，孤芳自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在中国推进科学思想，可以说是李济学术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发生在2月24日“中研院”酒会上的那件事，不是李济故意抢白胡适，蓄意跟他唱对台戏，而是他以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再一次警醒世人。

　　很多年后，陈省身在一篇文章中谈道，“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位英国先生跟我说，你们中国还没有自己训练成的第一流科学家。李济先生也说过，科学在中国没有生根，我都有同感。其实中国训练成的第二、三流科学家有几人？”

　　2008年，台湾作家柏杨去世，他的一本二十多年前的畅销书《丑陋的中国人》再度走红。书中一篇题为《你这样回答吗？》的附录，以直陈弊端的深刻脍炙人口。那是柏杨夫人张香华跟一位传奇的神父司礼义的对话录，以下谨节录两段：

　　“你认为是什么样的观念影响中国人生活形态最大？”我(张香华)接着问。

　　司神父直截了当针对我所盼望听到的主题说：

　　“我认为造成中国社会落后，有一个原因来自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太大。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这句话支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使中国人的知识无法实验，知识和技术无法运用在日常生活上。而西方的学者，往往是手拿钉锤、斧头的人。在西风东渐之前，中国学者是不拿工具，不在实验室中做工的。西方的知识、技术，却在实践的过程中，获得不断的修正和突破。而中国人纵有聪明的思考力，精于算术，很早能发明火药、罗盘、弓箭，却没有办法推动科技，发展机械文明。因为，在儒家思想影响之下，高级知识分子的领导阶层，轻视用手做工。机器的发明与运用只限于末流的平民阶级，大大地阻碍了知识的发展。”

　　身居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高高在上，和大众生活脱节；知识的断层，使中国人思考与行为分家，严重妨碍中国社会的进步。司神父提起已故的中国考古学家李济，他说：“其实，以上意见是李先生说的，我只是同意他的意见而已。……”

　　一个洋神父的话，与李约瑟、爱因斯坦的观点相似，经他们的嘴一说出，仿若金科玉律。而李济深邃的思想，即使在胡适及其朋友眼里也悲观得不合时宜。我们民族的面子观念，又一次被李济不幸言中。

　　——摘自《时代周报》作者 岱 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