凄风苦雨六十年--（半个多世纪的流水账）

（原创）凄风苦雨六十年（半个多世纪的流水账）

    今年是我们全家进入长沙市的六十周年。

    六十年的春夏秋冬，我们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六十年的风风雨雨，我的一家在辛劳勤奋中，也经历了无穷的悲欢苦辣。

    六十年前，我的一家上无寸瓦，下无片土，在战乱中颠沛流离。当时我还小，只记得进城前我的一家借住在河西望城坡一土砖茅屋内给别人家看守桔园。土砖屋墙倾顶漏，有天晚上，山上下来一群猴子在我床上被子上窜来窜去，屋漏风狂，黑灯瞎火之中，吓得四岁的我哭了一夜。

    首先进入长沙城的，是我外祖父一家。听老人们讲外祖父是挑八皮箩进城的，挑八皮箩是干什么的？我也不懂，大概是脚夫苦力吧。

    外祖父进城时，经文夕大火之后，长沙因焦土抗战而遍地残砖断木，当时长沙城还没有自来水，外祖父认准这一商机，白天从湘江挑河水沿街叫卖，晚上从文夕大火的虚墟中捡残砖断木盖棚子，苦挣苦扎两年，外祖父居然在长沙南郊（现在是市中心了）天鹅圹建起了几间小屋。这是我家进入长沙城的前站。

    一九四九年三月，在内战的硝烟中我的一家盲流入长沙，我是外祖父用箩筐挑着进城的。当时的长沙仅只黄兴路，蔡锷路，中山路三条大马路，其他都是穷街陋巷，人口不过四十来万，南门口是长沙最热闹的地方。出了南门口，就是黑灯瞎火的郊区了，天鹅圹距南门口仅一里左右。

（今日南门口） 

    进城之初，我的一家（祖父母、父母、我）就挤住在天鹅圹外祖父家，父亲经外祖父担保，租了一部木板车，靠拖板车下苦力养家糊口。

    外祖父的房子实在太小了，一下子挤进五个人住不下。不久，父亲在经武门便河边（古护城河边）租了一前一后两间房，前临马路后靠便河，祖母在房后的便河边上种上了丝瓜白菜,祖父有做纸蚊烟的手艺，在临马路的前房开起了蚊烟店，现做现卖，店名为《六合奄蚊烟店》。做蚊烟不需什么本钱，皮纸、锯木屑，雄黄、铁皮漏斗、木案板、浆糊而巳。

    当年的经武门十分荒凉，门前的经武大马路还是条沙石路，马路对面，黄土荒草，垃圾蚊蝇。过车、刮风，灰尘弥漫，又当西晒，便河（老护城河）边临铁路，火车一来，咣当、咣当，屋动床摇。

（经武路己成为芙蓉路的繁华路段，铁路迁走了，当年祖父的《六合奄蚊烟店》、我们佃居的破烂平房处，今日耸立着雄峻的《长沙银行》） 

    做蚊烟因为居地荒凉人烟稀少也生意不好，住了不到一年，我家又搬到了距经武门不远的福寿桥。

    当年的福寿桥是一条小巷，屋后是荒草萋萋的乱坟岗子。在这里发生过两件记忆尤深的事：

    一件是我刚出生的弟弟尚未满月就患脐风去世了，父亲找几块木板钉幅小棺材就将早夭的弟弟草草埋在屋后的乱坟岗子了。（今日福寿桥地名虽在，却巳高楼林立早非原貌了）。

    第二件事是我亲眼目睹了长沙城的和平解放。

    一九四九年8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小吴门举行了庄严盛大的入城式。当威武雄壮的人民解放军进入市区时，长沙十万群众夹道欢迎。万人空巷，彩旗招展，锣鼓、鞭炮喧天，欢声雷动。

    当时，我正好随父亲在小吴门，亲眼目睹了这一伟大的历史变革。我们追随涌动的人流，从小吴门到中山路国货陈列馆，一路激动一路欢呼。当时我年仅6岁，还不能理解改朝换代的意义。但父亲说：历史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而我印象最深的却是，我在拥挤的人群脚下捡拾到一支钢笔，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钢笔（父亲也只用毛笔从未用过钢笔）。从此，父亲用这支钢笔开始教我写“天、地、人、和、中、国”等字。

（当年的中山路百货陈列馆—资料照片） 

    不知是什么原因，大概父亲因失子之痛怕触景伤情吧，不久，我家又搬到了戡子桥一条巷。

戡子桥一条巷

    戡子桥的房东家有一台木匣子收音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收音机，我前看后看，总不明白这木匣子里为什么会有人唱歌唱戏，我问房东伯伯，房东骂我“乡里宝”，并不准我再进他屋里。
    在戥子桥，我的祖母病了，死了，狠心的房东不许祖母的遗体从正门出丧，说不吉利，只能从狭小的侧门由父亲背出祖母的遗体在路边入材，根本没举办什么出殡礼仪，在乡下姑父的帮助下，将祖母灵柩抬到湘江边租一条小船运到望城县三叉机草草埋葬在姑父的后山上了。

    祖母是我和父母披麻戴孝送上山的，头几年我年年随父亲下乡扫墓，父亲还发誓等有钱了要为祖母立块碑，但我家一直在穷困中挣扎，一直没能为祖母立块碑。一九六三年我上山下乡后，随之十年浩劫，我入冤狱，父入牛棚，我平反后失业，继之父病父死，连为祖母扫墓都无能为力了。直到我退休，再到三叉机寻访祖母故墓，想了却父亲为祖母立碑建墓的遗愿，却姑父已故，姑父后山早巳推平建成了一大片商品房了。可怜的祖母，劳苦终生却尸骨无存，连遗照都没留下一张。虽然年年七月半中元之期我都为祖母烧了纸钱并设灵位祭奠，但不知早成孤魂野鬼的祖母能收到么？

    戥子桥的房东不许我们住了。说我们又穷又晦气。祖母死后，我的一家又搬到了三公里巷。

    我们在三公里巷的住处是一座老而陈旧的民国大院，右侧有文夕大火烧残的一大片火烧坪，我们搬开残砖破瓦种上了南瓜丝瓜，废墟中我还挖出过一只缀满珍珠的绣花鞋和生了锈的刀剪。堂屋是共用的厨房，院内住有十来户人家，相处都十分和睦。我们在这里住了四年之久。

    这是我最留恋的童年时代。在三公里居委会的帮助下，我母亲被招工到长沙茶厂当拣茶工；我父亲也进长沙茶厂当锅炉工，我在三公里小学发蒙上学；而且我还添了一个妹妹，父母有了稳定的工作，一家人有了安宁的生活。我至今忘不了在三公里小巷路灯下的乘凉夜话和玩“工兵捉强盗”的游戏；忘不了与小伙伴们滚铁环、玩油板、打弹弹、斗蟋蟀、换小人书看的童趣。

    三公里小学是一座古庙式的学校，很大。在三公里小学，老师也十分喜欢我，我加入了少先队并当上了小队长。我特喜欢读书，从连环画到小说，我每天都沉浸在书里，走路看，上厕所看，连吃饭都边看书边吃饭，父母还为我订了少先报，我还向少先报多次投稿并发表过小文章。

（三公里小巷早巳不存在了，变成了宽阔的营盘路大道，原三公里小学拆了，变成了长沙市第一医院的新楼）
    当年在三公里小巷，经常有一个人挑着两个木桶叫卖“合菜”。所谓“合菜”，即餐馆酒家客人吃剩的菜合在一起由伙计挑到小巷里叫卖，运气好的合菜不但油水好还有鱼和肉。价钱又便宜，这是我盼望开晕打牙祭的美味佳肴啊。

    一九五五年，我进入高小了。记不清什么原因，我的家又搬到了石英园，我就读于玉皇坪小学。

（当年的玉皇坪小学“”是龙王宫古庙的一部分，如今“龙王宫”“雷祖殿”“玉皇坪小学”全拆了，原玉皇坪小学改名新风街小学了，再也找不到半点昔日古朴苍凉之遗貌了）

    刚进入玉皇坪小学，发生了一件莫名其妙的事：

    当年十一岁的我男女界限分明，同桌是一位叫胜兰的女同学，我在书桌上刻了一条“三八线”，规定互相不许过界，过界就打。这位女同学十分顽皮，往往故意过界侵犯，我举手一打她又缩回去了，常常我拍一个空她却哈哈大笑，令人十分气恼。

    我有一枚黄灿灿的和平鸽纪念章，是离开三公里小学时班主任老师送我的，据说这是根据齐白石为世界和平大会画的和平鸽制作的，我十分喜爱，天天挂在胸前，胜兰找我要过多次我都没给。

    有一天，胜兰趁我不备，扑上来从我胸前抡走了和平鸽胸章，我追她，她躲进了女厕所，还气我：有本事你就进来，我当然没本事进女厕所。

    第二天，胜兰胸佩和平鸽得意洋洋地说：和平鸽归我了吧。我不服气扑上抡胜兰胸前的和平鸽，胜兰双手紧紧护在胸前，我用劲想掰开胜兰护在胸前的双手，这时女班主任来了，把我喊到办公室，说女孩子的胸部男孩子是不能触碰的，否则就是非礼。为什么女孩的胸部不能碰，女孩子却可以在男孩子胸部抡胸章，这不也是非礼吗？班主任老师笑了，却没给我一个回答。

    这枚黄灿灿的和平鸽胸章一直戴在胜兰胸前要不回来了。开始我十分气恼，后来胜兰却成了我的少年知己。

    胜兰家有很多书，书吸引我天天放学就往她家跑，他父母也十分喜欢我，常留我在他家吃饭。正是这一年里，我看完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聊斋志异》等名著。

    胜兰的母亲是演员，胜兰的父亲在北正街大众剧院管售票收票，胜兰常带我到大众剧院去看戏，因为不买票，我们总是躲在后台幕布里看。

    耳濡目染之下，胜兰很有演艺天赋，我也喜欢上了戏剧。我们常邀一些同学在胜兰家演戏玩，我们最常演的是《粱山伯与祝英台》，总是我扮粱山伯，胜兰扮祝英台。至今我还记得《十八相送》《访友》等剧中台词。每次演戏玩，胜兰不但字正腔园，情感上也很入戏，动情时竟珠泪双流。同学们称我们为戏疯子，平日也直呼我和胜兰为“山伯”“英台”。

    其实，石英园非宜居之地，年年涨水年年淹，而且临近长沙粪码头，每到涨水，粪水横溢。

（小巷淹水的老长沙旧照片资料）

 
    这年，母亲为我算了“八字”，算命先生说我犯“水忌”，逢水有灾（果然如此，我下放到天天与水打交道的望城县乔口鱼场后竟蒙冤入狱）。

    母亲请算命先生为我“推八字”，算命先生叫母亲将我关在楼上，三天内不许见水，尤其不许见水中死物。第三天下午，楼下水缸里淹死一只大老鼠，听到嚷声，我几步就跑下楼去看。母亲拚命拦我还是没拦住。因为我犯 “水忌”，我的家又搬离了年年淹水的石英园。

    搬家前日，胜兰哭了，她送了我—条上面画有梁祝“十八相送”的手帕（胜兰很会画画，手帕上的十八相送是她自己画的）。胜兰还送了我一册《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是我看的第一册外国小说。

    我家从石英园搬到了离南门口不远的灵官巷16号。这里是外祖父从天鹅圹拆迁后自建的新居，两楼两地，墙是竹片织壁外敷泥巴再粉一层石灰。屋前有块很大的坪。

（今日灵官巷16号门牌犹在，外祖父的小屋早就贱卖了，外祖父外祖母也早巳病故了，原址成了六层楼的居民楼）
     我也就近转入了“幼幼小学”读小学六年级。

幼幼小学（曾名为裕敏里小学） 

    一九五七年，我考入长沙市十七中十五班，当年十七中建校刚刚一年，我是考入的第二届学生，入校之初，桌椅不够，我们在砖头上搭木板上课。

 
    当时的中学，语文课以教授古典文学为主，唐诗宋词元曲汉赋及汉魏六朝古文，课本上都有。尤其教我们文学课的女老师，年纪不大，不到三十岁，但古典文学根底很深，我最喜欢听她抑扬顿挫吟颂唐诗，更喜欢听她深入浅出地讲解汉魏古文，上她的课津津有味，越上越想学。

    正是她，把我带入了古典文学的辉煌殿堂，奠定了我一生对古典文学的喜爱。

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位深受学生喜爱的好老师，在接踵而来的“阳谋”中被打成“右派”了，她被剥夺了教鞭，拿起扫巴变成了勤杂工。

    在一次野外植树的活动中，我见她在蒙蒙细雨中跪在地下艰难地一锄—锄挖树洞，我对这位柔弱的好老师动了恻隐之心，我抡过她的锄头要帮她挖，她坚决不肯。她流着泪对我说：你根正苗红，前途远大，千万别因同情我而丧失你的阶级立场给自己的命运留下阴影。

    据说这位好老师最终熬不过政治上的苦难而自杀了。

    一九五八年，我在十七中迎来了疯狂的大跃进。主席的号召，党的层层动员，凭着对主席对党对祖国的热爱，我也积极而疯狂，为了保证1070万吨钢，为了扶钢元帅上马，学校停课了，校兰球场里建了两个小高炉，大礼堂里办了学生水泥厂，我成了红领巾钢铁厂厂长，整天带领一班同学到各厂矿求援废铁渣铁屑运回来土法炼钢，至于燃料，桌椅门窗都往土高炉里塞，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终于炼出了一些铁块块，还敲罗打鼓向市委报喜哩！

    我因为大炼钢铁大炼水泥运动中日夜苦干，还升任为少先队三条杠的大队干部。

    一九五九年我以名列前矛的优秀成绩考入长沙市第十中学高26班读高中。

    因为我考高中时语文成绩很好，中考作文我是长沙市少有的满分，进入十中后，校方认为我是可造之材，我被任命为学校广播站站长。当年越南潮剧团来湖南演出，我还被邀与校领导一起出席观看。

    校广播站每天清晨要播放催学生起床的晨曲，播放校方通告或学生来稿，播广播体操曲，晚自习后要播新闻和文艺节目。虽然我比其他学生辛苦，但校领导对我十分器重。这时的我，对党对社会主义无比热爱，我学习也十分努力，我的生活充满了阳光和希望。

    但好景不长，一天清晨，我打开广播室，开机播放晨曲后急于洗脸漱口去了，忘了关窗户，不知是谁在广播室播音台窗子上贴了一张“打倒XX党”的反动标语，后进广播室的女播音员揭下这张“反标”直接交到校保卫处了，我还一无所知。茫茫人海，校方查无所获，偏偏这张反动标语的笔迹又与我的笔迹相似，我竟成了校方怀疑的重点对象。

    一时间，班主任找我谈话、校保卫处找我谈话、名义上是了解情况，实际上是旁敲侧击。后来，派出所民警也来找我谈话并大谈“坦白从宽”的政策，巨大的政治压力下我差不多崩溃了，上课不知老师在讲些什么，晚上通宵难以入眠，成绩急转直下。连续二十余天日夜劝诱逼供，我百辩难洗其冤，同学中更是议沦纷纷侧目而视。我爱读书、想读书，但这种冤枉的黑锅实在背不起。我在学校呆不下去了，我愤而离校。当时的理由是：等你们查清了案情我再回校。

    离校一月有余，长沙市南区汽车修配厂招工，我进厂当了电工学徒。进厂后厂领导对我很好，厂党支部李书记几次找我谈话，说我生在苦水里长在红旗下根正苗红，是党所信赖、依靠并将重点培养的骨干力量。他告诉我，带我的老工程师师傅是全厂技术最好的，但是是个国民党员，是历史反革命，李书记要我不但要学好他的技术，更要我从政治上监督这个老工程师师傅。

（当年盖着石棉瓦的长沙南区汽车修配厂破旧厂房，今日成了气派的商业广场） 

    离开长沙市第十中学三个多月之后，第十中学广播站的“反动标语”案告破，系另一学生因不满当时过苦日子的社会现实而书写并从校广播站未关窗门的窗口反手张贴的“反动标语”，校方向全校学生公布了案情并表示欢迎我返校复读，班主任老师也亲自来我家说明案情并邀我回校复课。但我巳缺课近四个月，怕赶班不上，何况又新参加了工作。我热爱新的工作，汽修厂的厂领导又点名点姓将我作为骨干在重点培养，我腕拒了十中高26班班主任的返校复读邀请。我这个成绩优秀的高中生交了一期的学费却在课堂上仅读了一个多月书，我的学生年代在无奈的冤屈中终止了。所以，论学历我仅只初中毕业。我不懂拼音不懂ABC，半文盲而已。

    一九六O年，亩产几万斤几十万斤的大跃进恶果在全国显现了，全国人民都在挨饿，到处都饿死了人，我的不少亲戚因饥饿都患了水肿病。主席号召：闲时吃稀、忙时吃干、大搞瓜菜代。党中央也号召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过苦日子，共渡难关。

    我也很饿，我妈妈怕我饿不下去，省下自巳的口粮给我吃，她自己捡附二医院病房中病人吃不下的剩饭剩菜吃。（这时我妈妈巳从长沙茶厂调到湖南医学院附二医院当病房护理勤杂工）。我们还经常到湘江西岸挖野草回来吃。

    面对全国灾难性的饥荒，我对一九五九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产生了共鸣，我认为彭德怀不是什么 “反党”，是为民请命；我还走访了住在农村的一些亲戚，我发现农村比城市更苦，饿死的人更多，农民恨透了干部的吹牛发卫星、五风蛮干、一平二调及砸锅毁灶办公共食堂，更没有任何田土能亩产万斤；我还反省到自巳在五八年大炼钢铁时担任“红领巾钢铁厂”厂长在学校兰球场建小高炉，烧桌椅门窗炼废铁还敲罗打鼓向市委报喜的荒唐可笑，这是得不偿失，是浪费，是对国家和人民的犯罪。

    一九六一年，中共长沙市市委举办过一次《党团员青年骨干形势座谈会》，受李书记的指派，我作为青年积极分子参加了三天《党团员青年骨干形势座谈会》。会议主持者声明了市委的三不政策：不打棒子，不戴帽子，不进档案，号召与会者畅所欲言，向党讲真话。

    明明是全国灾难性的“过苦子”；明明是国际上反华猖獗内外交困的局势，座谈会上的发言却全是对彭德怀的声讨和对三面红旗歌功颂德。从上到下都是大吹“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东风压倒西风”“帝国主义正在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而散会后的议论却都是牢骚满腹。

    对毛主席，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我的一家都是无比热爱的，是毛主席和共产党推翻三座大山开创了历史的新时代，但是我讨厌这些口是心非阳奉阴为的漂亮假话，我认为正是这些吹牛皮讲大话讲假话害了我们的国家。

    我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真正爱党爱我们国家就不应该用漂亮的假话欺骗党和政府，就应该向党和政府讲真话。没经历过1957年“阳谋”的我在座谈的第三天作了发言。

    我说：“前两年报上大登亩产几万斤是吹牛皮，所以现在全国人民都在饿肚皮。现在不是什么形势大好，是全国人民都在过苦日子。”；“大跃进中浪费太大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人民公社砸社员锅灶大办食堂搞什么吃饭不要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超越了我国的现实国情造成了过苦日子的恶果”；“彭德怀在党的会议上讲真话，向党中央主席写信，这不是反党，是为民请命，我佩服” 。我还在会上列举了我下乡所见和在十七中当“红领巾钢铁厂”厂长士法炼钢的情况和感慨。

    我的发言如滚油锅中溅进一滴冷水，全场议论纷纷。有人当场批判我是恶毒攻击三面红旗公开为彭德怀翻案，但会议主持人制上了这种批判，重申了三不主义，还提出了不上纲不上线，号召大家向党交心，言无不尽。但随后冷场了，再没蠢人直言了。

    回厂之后，我的处境变了，大多数人对我避而远之，当然也有人对我表示敬佩，说我讲出了他们想讲而不敢讲的真话。

    李书记对我也冷漠了，说我辜负了党的期望，与党离心离德，我顶了一句，难道党期望我讲假话吗？李书记说：一个人的路靠自己去走，以后你会后悔的。

    在长沙市委举办的《党团员青年积极分子形势座谈会》上的发言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从此我一步步陷入了无穷无尽的苦难之中。

    其实，那些冠冕堂皇大讲“形势大好”等漂亮话的人也忍受不了饥饿的煎熬，李书记刚刚教育过我，转过身却去偷了邻居的鸡，被邻居发现找到厂里来了，闹得烟雾尘天，最后是李书记赔钱了事。

    其后，我也出事了。

    当时流行节煤灶，我也想将家里的破灶改建成节煤灶，但没有砖。

    某日，见厂区附近有一堆碎砖，不知什么人什么时后堆放的，都长了绿苔了，我从厂里借了一部板车，在碎砖堆中翻找出二十几块半截砖，不想来了一位居民，说这些碎砖是他捡来堆放在此有用的，我马上将半截砖全御下来，他却将板车扣下了，说什么要厂领导来领。

    汽修厂是在南门口附近居民稠密的闹市区，因燥音和污染早巳造成厂群关系十分紧张。李书记来了，明知居民是借机小题大作，李书记也只好低声下气讲好话，并责成我写检讨通报全厂才拿回被扣的板车。

    这是我踏入人生的第一张检讨，想不到的是，这张检讨竟进入了我的档案，文革中抛出我的档案材料整我，我才知档案中有所谓“偷红砖的盗窃行为。”不知李书记偷鸡的事也会进入档案么？

    事后，李书记向全厂通报此事，并上纲为“盗窃红砖，破坏厂群关糸”。检讨我写了，我只承认错在没认真查找路边碎砖头是否有主就动手翻找半截砖，碎砖上都长绿苔了，我以为是不要的建筑垃圾。当有人不许捡我马上全倒掉了。这能定性为“盗窃红砖，破坏厂群关糸”？只有明知是有主之物而去偷才叫盗窃啊！有同事鼓动我“挖短把锄头”把李书记偷鸡的事也顶出来。我没这样做，不是不敢，而是我内心里认为李书记还是好书记，他偷鸡吃说明他也是饿得没办法了啊！李书记也知趣，仅一语带过并未深究。

    红砖事件后我的处境更艰难了，因为国家经济形势不好，很多企业紧缩、下马、动员遗返乡下人员。我不是乡下人员，不知怎么厂人事干部也动员我“光荣离职”。心高气傲的我不愿吃呕气饭，正好当时我看到一份“中华美术学校”的招生广告，不但学美术，还开设了古典文学课，我爱好古典文学，受胜兰影响我也喜欢美术，这正符合我想继续读书的心愿。我去报了名，参加了考试，录取通知下来了。我写了离职申请，领了多发的—个月工资，“光荣离职”了。

    三十多年后，在一次会议上，我曾再见过一次李书记，当然，他是坐在主席台上红光满面的市领导之一，我是台下与会者，会后我曾去找他，想表示我对他的感谢。 “一个人的路靠自己去走，以后你会后悔的。” 是啊！他讲对了。虽然我对我的人生并不后悔，但我确实辜负了党对我的教育培养和期望，如果当年我也昧着良心讲假话讲歌功颂德吹吹捧捧的漂亮话，如果我不真正从内心里热爱我的国家，而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只做驯服工具和罗丝钉，一天到晚高喊“万岁”，我不是也能一路红运登上主席台就坐吗？至少我不会吃这么多苦。但李书记太健忘，却装作不认识我匆匆钻进小车走了。

    穷亲戚最好莫与富亲戚住在一起，外婆家虽然也并不富裕，但比我们好多了，我们住在外婆家总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尤其是在我考高中时，外婆说我肯定考不起，说什么“蚯善子（蚯蚓）变龙再变也不行”。这深深刺伤了我，我以优异成绩考取高中后不理外婆。因此，我的家又从灵官巷十六号搬到了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相邻的大椿桥。

（我家第一师范右侧大椿桥旧居，当年只一扇小门，今正面临拆迁。） 

    “中华美术学校”是民办学校，设在西区文化馆内，条件比较简陋，但师资还不错，教国画的是著名国画家黄遐举先生，教素描和木刻的是长沙市版画名家左中灿，教书法的是书法家王孟林，还有功底很深的右派画家李坤乾先生等。校长是现已赴美国办画廊的任长乐先生。学生中也人材济济，不少同学今日仍活跃在长沙画坛文坛。因写《第二次握手》而被四人帮判刑七年的张扬也是我美校的同班同学。

    我离厂进校父母是极力反对的，因为父母工资低，每月总收入不足80元，要养活七口之家，十分困难。我作为长子应该为父母分忧，虽然我渴望读书，但纸笔之资都无处筹措，入学月余，在父母再三说服催促下，我不得不决定忍痛退学。我向中华美术学校校长任长乐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说明我不得不退学的原因。想不到的是，任长乐在收到我信后当晚就寻到我家来了，他说他欣赏我的才华和对知识的渴求，他说我失学太可惜了，他表示两年不收我的学费，恳求我父母让我上学，我父母因家境压力太大而末予应允。

    任长乐连续三晚来我家，再三动员我父母让我读下去，最后，任长乐表示，不但不收我学费，连我吃饭和纸笔之资在我学成就业之前都由他负责，甚至连粮票都不收我的，当时正值过苦日子粮食金贵之时啊！我父母被任长乐惜才之心感动了，终于同意我在美术学校读下去。我从家里搬出来住到任校长家了。

    搬到任长乐家里后，我才知道，任长乐家是教育世家，他父亲是长沙市二中的创始人之一，正瘫痪在床，在那知识分子是改造群体在政治上并不吃香的年月，任家也很穷，家徒四壁，连一台电风扇都没有，却满床满桌满地都是书，进他家要搬开书才能走动，我惊喜地发觉我进了书的海洋。

    任家只一张床，任母和瘫痪的任父睡床，任长乐睡竹板，我去之后，任长乐把书摊平，垫上一大块包装厚纸箱当床用。

    任长乐从书堆中翻出一本古版《芥子园画谱》和线装本《人物十八描》送给我。他说，学国画没别的诀窍，多临摹多领悟勤写生，他说这两本书是最好的工具书，市面上根本找不到，十分珍贵。他甚至从末借给别人看过。（可惜的是这两本文物极的古本珍籍文革中被当作四旧抄走烧了）

    任家没有锅灶，全在二中食堂吃饭，每次吃饭总是互相推让，任长乐十分义气，他宁可自己不吃也想方设法要让我多吃一点。

    任长乐不修边幅，头发长长的几个月都不剪，睛天雨天都是一双长统套鞋当靴子穿，而且黑长统套鞋上补巴垒垒，有时还贴块白胶布当补巴，尤其是他喜欢穿浅色衣服。甚至白衣白裤套双补丁垒垒的长统黑套鞋，人称 “任神经”，他却自得其乐取笔名为“怪笑先生”。唯有我知道他心中很苦很苦。

（任长乐文革后四十多岁才结婚，他的夫人却比他小二十多岁，现随任长乐在美国料理画廊。）

    当时正是过苦日子全国都在挨饿的岁月，看着穷苦的任校长节衣缩食供养无亲无故的我，我心中十分不忍，我几次要搬回去住，任长乐坚决不让我走。

    任长乐每天很忙，为办学整天劳累奔波，为报知遇之恩，我也主动承当了一些校务活动，在这些教务活动中，我认识了长沙市绝大部分书画名家。如当时在全国声望都很高的艺术大师张一尊（省美协主席），刘世善（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邵一萍、段千湖、颜家龙、杨应修、雷恪、郑定运、黄铁庵等书画名家都曾题赠字画送给我。可惜的是：我收藏的这些名人字画真迹都在文革抄家中被当作“四旧”焚之一炬。

    在任长乐家，我进屋就伏案临摹，入夜即如饥似渴地读书。目睹任家的穷苦和大义，在任家吃住了近四个月，我父亲单位分了宿舍房。不管任长乐的再三挽留，我坚持回家了。

    我家从大椿桥搬到了长沙老火车站段务处宿舍，我父亲是1954年从长沙茶厂调到长沙市工业品供应公司业务科的，工业品供应公司在铁路部门有商业网点，所以火车站段务处调剂了几套宿舍给我们住。

    读美术学校近两年我未交分文学费，大部分纸笔和书籍都是任长乐送的。在过苦日子的艰苦环境下，我在任家吃喝四个月，他自己买黑市粮吃，却不肯收我的粮票。我永远忘不了任长乐的知遇之恩。

    在中华美术学校，同学甜甜成了我的初恋，她母亲是湖湘文化名人王湘绮之后，又是原上海华中美专齐白石的女弟子。名门闺秀的甜甜不但长辫垂腰，唇红齿白，美艳惊人，而且气质高雅灵秀，能诗会画，能歌善舞，同学们无不侧目，但甜甜只与我、苦苦（女）、骄骄（男）、四人亲密无间。我们经常在—起吟诗作赋、写生画画，那是多么幸福而短暂的青春岁月啊！当时骄骄狂热追甜甜，骄骄天生满头卷发，酷似普希金，英俊漂亮，也很有放浪形骸的诗人气质。骄骄的油画和素描都极好，尤擅诗词，家境亦富裕，市内有几栋私房出租。寒酸的我望尘莫及，我对甜甜只是视如蓬莱仙子，一直只在心中偷偷暗恋而已，倒是甜甜对我并不冷淡。

（为保护个人隐私，甜甜、苦苦、骄骄系化名，文中其余全是真名真姓真地址。）

    一九六三年夏季，重庆第十三航空军校在长沙招兵，我报名体检并被录取了，当年长沙市仅录取两人，办事处也来了我入伍的通知。据说进军校即上士待遇，是培养空军军官的。命运之神终于向我招手了。我和父母都十分高兴，

    我喜极之余在同学中四处报喜辞行，大家都为我高兴，甜甜知道我喜欢听她唱越剧，有一天还特地单邀我在岳麓山林阴深处为我清唱了一下午越剧。晚上正好上海越剧团来长沙演出，她又买来了两张票邀我去看越剧。从湘江剧院出来，深夜至凌晨，我俩漫步江边，清风明月之下，她目光灼人，真如凌波仙子。我万分冲动，真想拥之狂吻，但又担心名花有主。我试探地谈起骄骄有才有貌也对她有心，她淡淡地说骄骄怀才而狂傲，可作朋友，但不可托付终身。她还说：有一次，骄骄想吻她，她瞪骄骄一眼，骄骄退之好远。我不知她这是对我的信赖？暗示？还是警告？我痴呆呆硬压住狂跳的心却不敢吻她，我甚至不敢主动去牵一下她的手，虽然我很想牵着她的手永远在月光下漫步。她却始终笑靥如花，无拘无束。

    第二天，苦苦又来约我江边散步，她默默无言又不肯分手，张郎送李郎，送到大天光，我们在江边月色中来来回回走了一个通宵。我告诉苦苦我喜欢甜甜，我写了一封表露心迹的信请苦苦转交给甜甜，因为我们四个人是最亲密的朋友。苦苦似乎泪眼汪汪点了点头，临别，苦苦塞了一封信在我手上转身跑了。

    苦苦的信是用工整的小楷写在艺术信笺上，信笺上面还绘了“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意景图，信的内容赤裸而火热，两年同窗，她说她己整整暗恋了我两年。她说她也看出我喜欢甜甜，但甜甜是骄骄的，她们早已两相情悦，等等。对苦苦我一直只视如纯真小妹，尽管苦苦也很美，有小鸟依人般可爱，我心中却只有甜甜。我当即草草复信—封拒绝了苦苦的爱，可能这伤了苦苦的心，其后苦苦竟休学不来学校了。奇怪的是甜甜也休学不来学校了。

    当然我给甜甜表明心迹的求爱信（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向女性求爱）也无回音，我强烈的自尊心被伤害极深，从此一别二十多年，我亦无缘再见甜甜和苦苦了。

    当时我明明收到了接兵单位录取通知，又等了十来天，突然派出所来人通知我，因名额有限，经研究我的名额被取消了。一下子我掉入了万丈深涯无边苦海。当时我只怀疑是政审出了问题，因为六—年社教时十六岁的我在市委召开的青年积极分子时势座谈会上，我以赤子之心讲过一些忧国忧民的真话。我怀疑市委“不打棒子、不戴帽子、不入档案、畅所欲言、言者无罪”的承诺是假的。因这一切载入了档案而使我入伍被除名。人人都知道我接到入伍通知，即将要步入航空军校了，却突然被除名。从希望之巅跌入冰冷的失望之谷。“连参军都不要的。”这对于一名立志报国的热血青年来说是多大的耻辱和悲哀啊！我无颜去学校，更无颜见甜甜和苦苦，我难以承受这政治上和情感上的双锤重击，一气之下我下了农村。

    到农村后，我心如死水，—心只想过夜枕波涛.攸然诗酒的生活。一个月后，苦苦来信了，她讲因为我拒绝她对我长达两年的深爱，伤了她的心，她恨我，她以为我是入军校要高飞了才拒绝她的爱，为了留住我，她要折断我的翅膀，所以她参与了一埸恶作剧，没想到真成恶果，害得我没去航空学校却下了农村，她也十分痛心和后悔。她已受到良心的惩罚，她非常痛苦。她请求我原谅她，她甚至希望我能回到她身边，她要用终生的爱来补偿我。她还说我走了以后，骄骄在狂热追甜甜，甜甜为躲避骄骄的狂追到某越剧团当演员去了。

    当时我并不知道苦苦在我即将入伍前参与了什么恶作剧？我心己死，反正一切都无可挽回了，我既没深究也没复信苦苦问是什么恶作剧。直到文革中我被打成“小邓拓”，日批夜斗我不服，跳井抗争，党委抛出档案，我才知道是当年苦苦向重庆十三航空军校来长沙接兵的崔教官直接送去了一些黑材料，其中有一张我与同学开玩笑的漫画头像上因下颌画了一点主席享有专利权的肉痣而被分析成是丑化伟大领袖光辉形像，而漫画的背面恰巧又写了一首咏志诗“云锦飘然聚日边，雄心倾慕古先贤。满腹牢骚无人识，一身穷病有谁怜。常向书中寻知己，每从被里觅诗篇。春花秋月勤耕作，自有风云绕笔尖”。这首十七岁少年写的咏志诗后来上纲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诗。

    正是这些 “恶作剧”材料和市委保证“三不”的坐谈会言论，葬送了我的一生，并引来七年“现行反革命”冤狱。（以此为素材我写了博文《暗恋四十年》并改写成了电影剧本《魂断湘江》）

    一九六三年十月七日。我作为“知识青年”在锣鼓声中送到望城县乔口鱼场的，从此，我堕入了十七年的凄风苦雨、斑斑血泪之中。

    与我一起下放到乔口鱼场知青共有二十八人。年龄最大的21岁，最小的才13岁，其中有六位女青年。

    初到乔口鱼场，条件十分艰苦，场部是低矮破旧的平房，一下子来了二十几位城里的年轻人，平日冷清的场部顿显得拥挤和热闹了。

    第二天，老场长召集全场职工和全体知青开会，老场长对知青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老场长介绍了乔口鱼场宏伟的发展规划，乔口鱼场有几百亩养鱼池，有近两万亩团头湖水面，配合知青的到来，省里也拨来了扩建鱼场的几十万巨款，知青的首要任务是投入扩建鱼场的基建劳动。

    发展规划是激动人心的。会上，老场长对二十几位知青作了分工，屁股还没坐热的知青当即被分成几个小组，背起背包又分赴陌生的江河湖泊、湖坪野地。

    我分配到了一个叫樟木桥的地方，这里将建一座分场场部、一座万头猪场、还要在湖滩上开出上千亩鱼池。

（今日巳残破不堪的乔口鱼场樟木桥分场，空无一人，坪中小车是我们寻访旧地开去的。）

 
    我和其他知青都借住在当地社员家里，每天天刚亮就被叫醒，整天在湖坪野地上挑砖挖土搞基建，汗流如洗。晚上挤在社员家里，没有电灯，昏暗的煤油灯下房东的儿女在做作业，想看看书也看不成，劳累和苦闷紧紧压在我的心上。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五日，听说乔口镇上来了电影队放电影。

入夜，皓月当空。我踏着月色步行八里山路到了乔口镇上，到鱼场场部邀了五六位同来的男女知青到镇上看电影，这五六位男女知青中，—位十四岁、两位十六岁、只我和珊珊是十九岁。

    因为大家都很想家，都说没心思去看电影，我提议到湘江边上散散心、吹吹风、看看月色、听听江水的涛声。知青们在湘江大堤上漫步，南望长沙，夜空中一片暗红，知青们似乎又回到了万家灯火的家园。

    我与珊珊这时刚刚相识，在回顾家园往昔的闲谈中，我才知道珊珊是我暗恋女友甜甜的中学同龄同学，珊珊讲了很多甜甜在中学时代的调皮趣事。这更牵动了我对初恋甜甜的思念。我越听越有味，珊珊也讲得绘神绘色，不知不觉夜巳深，大约十一点左右我们才各自回“家”。

    想不到的是这一晚正是鱼场总部的政治学习时间，大部分知青都没参加政治学习（有些是看电影去了）。这还了得，这些知青下乡才五天，头—次政治学习都敢不参加，今后还怎么治他们，场长书记拍案大怒。他们会议上虽然讲热列欢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但他们内心中，却一直视下乡知青是在城里找不到工作、混不下去、没人要的城里流子（流氓之意）、是下乡来改造的。

    为了杀鸡警猴，他们决定拿我开刀，因为我年纪最大（十九岁），也因为我屁股上有屎（档案中有“攻击三面红旗”的黑材料）。

    十月十七日鱼场场部通知我去开会，一到场部会议室，气氛十分紧张，知青们都噤惹寒蝉，珊珊被关在会议室旁的一间小屋里哭。会议整整开了一天，全是场部布置的贫下中农老工人发言，批判我和珊珊“破坏政治学习”、 “男男女女深更半夜到江边谈情说爱”是“流氓”、等等。我当然不服，极力争辩。

    当时知青们刚下乡七天，下乡就分发到五六处地方，还互相不认识，而且都只十四、十五岁、十六、十七岁、最大的也只二十一岁，都老实怕事，我成了孤军奋战，当然斗不过党组织精心组织的杀猴之战，斗争会的结果是发动全场职工监管我和珊珊不许再“谈情说爱。”

    我和珊珊本来并不存在什么“恋情”，第一次见面多谈了几句，也全是谈我的初恋甜甜的往事。却招来渔场的无辜批斗。可能是青年人的逆反心里吧，素不相识的我和珊珊却犟着偏要冲破一切阻力仍然见面，像搞地下工作一样，我和珊珊偷偷递纸条互致问候。我每天挑砖挖土，劳动量大，经常吃不饱，珊珊竞忍饥挨饿，将自己的大部份粮票都省下来送给我，还给我买来了脸盆及卫生衣裤等，（当时知青的每月工资是18元），党组织一再找珊珊谈话，不准珊珊和我“谈爱”，珊珊竟剪下长发，编成辫子送给我；还用白布写下“宁死不变心”的血书公开送给我。

    珊珊的出身复杂，她既是抗日英雄赵一曼的侄孙女、又是国民党团级军医的女儿，她叔叔还是台湾国民党军的现任高官，我和珊珊的这段被斗出来的逆反之情，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荒唐岁月里注定是失败的。

    我和珊珊稚嫩的肩膀都无法承受党组织巨大的政治压力，珊珊曾多次为反抗这种压力而不惜以自杀抗争，是知青同伴掩护和抡救了她。

    最终，珊珊在我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后，终于寻到了保护伞，珊珊和另一位知青匆匆结婚了。珊珊的老公同情她保护她，也理解珊珊与我被斗出来的 “恋情”。他老公从不嫉恨我并始终视我为最好的朋友。

我和老妻常与珊珊、珊珊的老公聚餐话旧。我和我老妻、姗姗、姗姗的老公及几位老知青正欢聚一堂。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全体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从此在中华大地燃起了邪恶的文化大革命之火，全国都陷入史无前例的红色恐怖之中。

    乔口地区虽是农村小镇也不例外，天天是红旗招展罗鼓掀天，天天抓人斗人，而且动不动就是召开揪斗 “阶级敌人”的万人大会。这些“阶级敌人”除了地富反坏右之外，教师首当其冲。

    当时我因爱好文学、档案中有 “恶作剧”送的材料、又有六一年市委形势座谈会上“攻击过三面红旗”的言论，早已被鱼场当作“小邓拓”被斗了几次。只是还未上万人大会斗争台。但我心中一直惊恐不安。

是祸躲不脱，这一天终于来临了。

    一九六八年的某天下午，我和鱼场全体员工被通知参加乔口地区揪斗“阶级敌人”的万人大会。

（当年开斗争会的主要场地：万寿宫古庙，内有戏台和大礼堂） 

    一走进设在万寿宫古庙戏台的主会场，（其他大礼堂设了几处分会场，大喇叭安装在街上大吼大叫）气氛极为紧张，基干民兵押着十几个地富反坏右分子和被剃了半边头的教师跪在台前，口号声震耳欲聋，一台闹钟放在麦克风前，嘀达嘀达的声音通过播音器扩大后像摧命一样一声声捶在我的心坎上，主持批斗会的乔口地区工宣队周队长大声疾呼：“乔口地区阶级斗争的盖子还远末揭开，今天揪出来斗的还只是一些浮头鱼、死鱼，更多的阶级敌人还坐在你们中间，例如乔口鱼场的刘志恒，从六—年以来—直书写反动诗词，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攻击三面红旗，为彭德怀鸣冤叫屈，丑化毛主席，这个人出身于反革命家庭，他祖父是国民党伪军官，他祖父的右臂上还刺有兰色的“反共”二字”。

    工宣队的周队长把闹钟更移近麦克风，在嘀达嘀达追命的钟声中大声喝问：“乔口鱼场的刘志恒来了没有，限他三分钟内跪到台上来向人民认罪。”

    当时我被吓呆了，真想钻地三尺，在一片震耳的口号声中我被朦朦地揪上了台，上台后我不肯跪，不知谁在后腿处狠踢了一脚而跪下了。

    我的祖父是“伪军官”？右臂刻有“反共”二字？这是我闻所未闻的惊天劈雳。我只依希记得祖父年轻时曾吃粮当兵，曾是彭德怀的贴身勤务兵，曾随彭德怀—道起义，后在—次行军时被竹签刺穿脚背跟不上队伍而回家养伤，彭德怀还来看望过我的祖父并留下两块银元给祖父养伤，祖父用这两块银元在乡下开了一家小饭店养家糊口再也没有出来革命了。这难道算是“伪军官”吗？

    我也依稀看见过祖父右手臂上是刺有一排兰色的字，因年代久远根本看不清，我从没问过刺的是什么字，工宣队怎么知道是“反共”二字？如果真是如周队长所说，我的这一生就真的完了。

    当天晚上，我从监管中找机会写了封信托人带给了父亲，询问祖父右臂刺的是些什么兰字。第三天我的父亲就匆匆赶来鱼场，并找到工宣队周队长说明了祖父手上一排兰字的来历。

    原来，我祖父年轻时也很苦，祖父有个姐姐，姐弟两人相依为命，但因为没吃没穿养不活，我祖父那尚未成年的八岁姐姐被迫卖给一彭姓人家做童养媳，因姐弟情深不忍分离，我祖父的姐姐用针蘸墨在祖父右手臂上刺上一排兰字，这排兰字只是我祖父姐姐的年庚生月。我父亲还向工宣队提供了彭性人家的详细地址。没想到在万人大会上，祖父手上的兰字居然被当时的权威人物捏造并公开宣布为是“反共”二字。

    这次万人大会后，尽管祖父问题澄清了，但对我的批斗却升级了，鱼场日日夜夜展开了批斗我的车轮战，有次是连续四天四晚，仃下生产、职工轮流来批斗我。

    开始我还极力申辩，见我不老实，而且又有不少知青和职工暗中同情我，鱼场采用了抛档案这恶毒的一招，将档案中当年有人搞“恶作剧”的 “漫画”和 “反动诗”贴出来，鱼场领导还逐一解说这些都是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和丑化毛主席的铁证。

    这激发了人们阶级斗争狂热，一些“苦大仇深”的老贫农们纷纷上台来声泪俱下地控诉我，说我想变天，想让他们吃二遍苦；一些想火线入党的积极分子更是围上来揪头发、拳打脚踢。

    我强硬不屈，再三申辩写的诗只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诗强说愁”的言志诗，更没有丑化毛主席，那张漫画只是和同学周耀开玩笑画的，因为周下颌也有一颗大肉痣，而且纸边上明明白白还标有一个草写的字。（被分析为反写的“毛”字。）

    鱼场领导见这么强的火力还斗不垮我，竟策划了一场更大的诬陷，由驻场的干部出面，在会上竟无中生有的宣布，说我不但有反革命的思想和言论，还有具体的反革命行动，说经长沙市公安机关立案查证，我组织了“反革命组织”、有电台、有枪、印发散布过反革命传单。（全是吓人的凭空捏造）

    这些人捆往我的双手悬空反扯上屋梁，对我拳打脚踢，强逼我交待莫须有的反革命纲领、反动组识、电台、枪和反革命同伙。斗争进一步升温了，一些同情我的知青和同事因不明真像而不得不和我划清界线。

    问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复杂，而且这一切都是以党组识的名义进行的，我百口难辩。在这—刻也难熬的肉体巨痛和无望的精神压力下，—天中午，我写下“我不是反革命，我热爱毛主席热爱党，请党查清我短短的一生”的遗书，砸开被钉死的窗户，冲到井边一头栽入了十几米的深井中。其后就晕过去了。

我跳井之处，这里原有一口供几十人和几百头猪生活用水的大井。也是我被逼跳井以死抗争的地方。如今井巳填了。

 
    我被知青从井里抡救上来后，鱼场领导说我是畏罪自杀，是用死来威协党组织。他们毫无人性地又将刚从井里捞出来冻得浑身还在颤抖的我押上了斗争台，又斗了两天，除了他们歇斯底里的狂吼和拳脚交加之外，捞不到我半句口供，我也暗下决心，咬牙顶住，我相信不死终有还我清白之日。

    因斗不出什么名堂，鱼场领导只好宣布我为“现行反革命份子”，帽子拿在群众手上，交群众监管。从此我失去了一切自由。

    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鱼场的领导们也一个个戏剧性地被牵上了斗争台，戴上了走资派的高帽子。有时候连区县书记也与我关在一起，作为大小牛鬼蛇神共同挨斗。

    不过，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的重点已转向了斗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在一片混乱的局面中，对我的监管也松了些。

    一九六七年春夏之交，我被派往湘江堤畔的江河捞苗队捕捞鱼苗，虽名义上是在监管中改造，实际上已无人监管。同事们对我也亲密无间。

捞苗工作非常辛苦，天不亮就要驾小船到江中悬空木架上去洗捞子（捞子：是一种放在江河中收集顺水而来鱼苗的麻布工具），深更半夜也要架船到江中悬空木架上洗捞子，有时江中飘来的死尸也会冲到捞子里。

    一天天没亮，我独自一个人架船到江中洗捞子，上岸时不小心踩翻一块江堤上挡浪的大麻石，当时只觉得右脚巨痛，勉强跛上江堤，借灯光一照，只见右脚一条一寸多长的伤口，血流如注，可见森森白骨，当地的村民见状，马上请来一位住在江边的老人，这位老人用草药给我止了血，敷药包扎了，并交代我要禁口（如不能吃鱼和南瓜等）。

    其后，这位老人每天都带着孙女莲莲来给我换药送菜。纯朴的村民根本不管我是不是“小邓拓”、“现行反革命”。

    这位慈善的老人是一位自学成医，热心义务助人医伤治病的老中医，而且一手好武功。我受伤后从未进过医院，在这位老人精心的草药冶疗下，我的伤慢慢好了。而且以伤为媒，这位老人的孙女莲莲后来冲破重重阻力成了我饱经风雨历尽艰辛患难与共的妻子。

    莲莲当年只十七岁，就住在湘江边上，莲莲有一头浓密的柔发长垂腰际。莲莲很美。是公社文艺宣传队最美的小美人。

    莲莲每天随她祖父来给我的伤口清洗换药。望着莲莲灵巧红润的双手、望着莲莲那双会说话眼睛、听着莲莲那散发着青春气息的欢声笑语，我的心都醉了，什么伤痛都不在乎了。换药成了我最幸福的时刻。

    尽管仍在监管之中，处境艰危，但年轻人的青春燥动仍让我深深地暗恋上了她。当然仅仅暗恋而已，挨斗的“小邓拓”是没有爱的权利的。

    —天傍晚，我拄着拐杖下堤散步，不由自主地走到了莲莲屋前，远远地看到—间侧屋里亮着灯，灯影下，倩丽的莲莲正在给队上喂的蚕换桑叶。这间小屋是生产队的养蚕室。

    我走了进去，莲莲一脸甜笑。招呼我帮忙。我帮着把蚕从旧桑叶上往新鲜桑叶上捉。捉着、捉着，我的眼睛总被莲莲吸引着，一不小心，一条蚕宝宝掉到地上了。莲莲说：“你小心点啊！不然要你也结个窝在这里。”

    我一怔，不知莲莲是有心还是无意，我开玩笑说：“谢谢莲莲妹，我早就想结个窝在这里。”莲莲的脸一下子通红通红。手捻着辫梢轻轻地说：“只怕你是城里人看不起我乡里人。”

    我的心狂跳起来，一把拉过莲莲狂吻起来。娇柔的莲莲偎在我的怀里。双手紧抱着我，也激动地哭了。

    我轻轻揩去莲莲脸上的泪珠，久久地深情吻着莲莲。我问莲莲：“我一无所有、还在挨斗，只怕你父母不会同意我们好。”莲莲说：“我不相信你是坏人，而且运动中挨斗的大多是有本事的好人。世道会变的。好人总会有好报的。我是我自己的，我的事我做主，父母的工作会做得通的。”

    后来，莲莲果然做通了祖父和父母的工作，我与莲莲的相好从秘密到公开化了。

    当时，局势很乱，文革已经从文斗发展到武斗了。莲莲的祖父和父亲怕我在运动中挨打，要我住到了他们家，他们是当地很有名望的武术世家。每天教我练武术，练拳脚功夫。我俨然是上门女婿一样。

    我在莲莲家象贵客一样住了二个月，天天在红粉佳人陪伴下练武习拳。对人生已经心灰意冷的我重又青春焕发朝气蓬勃了。

    然而，随着所谓“斗批改”的深入，乔口镇的旧官新贵都没有忘记我这个“阶段斗争活耙子。”听说他们又准备根据斗争需要揪我上斗争台了。

    好汉不吃眼前亏，跑，我跑回了长沙城，一头扎进—个知青组成红卫兵组织，天天编写《反迫害战报》，连家人都找不着我了。

    跑回长沙城一个多月后，莲莲因不知我的音讯，她不放心，竟单身一人冒险寻到长沙、寻到我家，在我家足足等了十几天才见到我，我为莲莲的深情所感。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岁的莲莲冲破一切阻力与一无所有的我结婚了。莲莲纯朴、漂亮、能干、贤慧、是逆境中我的最大安慰。

老妻莲莲五十岁时的化妆照 

    我与莲莲婚后住在长沙城里，与父母住在一起，生活虽然十分艰苦，但新婚生活总是分外甜蜜的。

    第二年，我们的女儿出生了。生活的压力更大了。为了减轻父母的生活压力，我们搬回了乔口镇。莲莲的父亲让出一间厢房，让小俩口自立门户。

    进入一九七O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了，我又在劫难逃。我被当作 “阶级敌人”，又陷入了无休止的大会批小会斗。

    在乔口地区，我参加过以我为主或参与陪斗的万人大会十几次。毛主席每发表一项新的最高指示，下面就闻风而动往阶级斗争上靠，外面一敲罗打鼓，我就要作好上台挨斗的准备。毛主席发表一首“冻死苍蝇未足奇”的诗，下面庆祝了三天。我又被斗个半死。

    最恶毒的—次是：一九七O年三月七日，乔口地区领导又准备召开万人大会斗我，因我一直拒不承认反革命之罪，他们明知莲莲接近临产，却在开万人大会的头天晚上派人来长沙城里抓待产的莲莲下乡陪斗，派来的人就住在我家里，我父母迫于压力也只好含泪清好衣物准备让莲莲天亮就坐船下乡陪斗，意想不到的是当晚莲莲临产发作了，而且是难产，婴儿先生出来的是—只脚，我的母亲只好卸下一块门板，邀抓莲莲的人一道抬着莲莲跑步送到了医院，是儿子的诞生才让莲莲躲过了这场生死之劫，如果婴儿迟出生几个小时，莲莲被他们抓了下乡陪斗，后果真不堪设想。

     一九七O年四月，因我态度顽抗，拒不承认所谓“反革命”之罪，在一次万人大会上批斗后，我被作为 “现行反革命”宣布正式逮扑。

    我入冤狱之后，我的岳父家和叔岳父家都被挖地三尺，寻找我的“反革命罪证”（当然一无所获），更可耻的是，当地将我的“材料”寄到莲莲哥哥所在部队，莲莲的哥哥在部队已入了党，正准备提干，因我的连累而被清退复员，莲莲的哥哥的美好前程就无辜地被断送了。

    我入冤狱后，莲莲不但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精神压力，更承受了难熬的生活压力，当地因她母子三人是“反革命家属”而不供应其口粮，常常母子三人数月不见一粒米，仅以白萝卜和红薯充饥，幸有当地村民亲友济助才熬过来。

    曾记得，有位不太相识王姓村民一次就给莲莲送来一千斤耦煤；我有位老同学也自已省吃俭用常常资助莲莲钱粮-----

    当时大家都是在穷困中挣扎啊，我永远忘不了这些患难中相助的村民和朋友。

    可鄙的是：当地—个年轻得势的当权者，刚刚退役末婚，见莲莲年轻貌美，自视是权贵又是帅哥的他对莲莲百般诱逼，甚至捏造我在狱中不认罪抗拒改造被加刑十年的谎言，劝莲莲离婚改嫁于他，莲莲坚贞不屈地说：“我生是恒的人、死是恒的鬼，恒就是加刑—百年，我也终身等他，我相信他决不是什么反革命。”

    在那暗无天日的文革浩劫中, 莲莲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为了不再连累父兄家人，她找了当地一家村民废弃的猪舍打扫干净，带着两个孩搬了进去。

    为了谋生，她从医院揽来劈医用竹棉签的业务，凭一把菜刀两只手，起早摸黑，强迫自已每天劈一万根医用竹棉签以供养孩子的生活。农村旧猪舍四壁透风，冬如冰窖、夏如蒸笼，莲莲每天劳作至深更半夜，为自谋衣食从无休憩。尤其是夏天，旧猪舍蚊蝇成群，—抓一大把，莲莲在身边点五六根蚊烟都无济于事，只好装上满满两大桶水把双脚浸在水里，这又凉快蚊子又咬不到，这也算是莲莲无奈中的—大发明吧。

    我有五兄弟姊妹，因我之连累，我父亲被关进“学习班”达一年之久，弟弟分别被下放到萍圹九江公社和彬洲、妹妹被下放到南县，一家七口人仅靠我母亲三十余元工资度日，真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尤其是我七十多岁高龄的老祖父，为省口饭给儿孙们吃，常常瞒着父母到左邻右舍家中乞讨，好在邻居都同情我的一家，常给他老人家一个馒头一碗饭，家里很少吃油，更数月不见猪肉。

    一次我妹妹下乡所在地的干部来我家，说我妹妹下农村后表现很好，病了还跪在田里割禾，他们准备将我妹妹调到公社广播站当播音员。

    我父母为了让女儿少受苦，借钱买了点肉招待南县干部，我的祖父吃了点肉汤，碌碌饥肠突遇上油水，竟大泻，一病不起，不几天就一命归西了，死时睁眼大呼我的名字、死不瞑目啊。直至我平反回家才知道再也见不到劳苦一生的祖父了。未能给老人家尽孝送终是我终身最大的遗憾。

    我入冤狱之后，服“法”而不认罪，我上诉了百余次，均石沉大海，莲莲更是拖儿带女一次次到省.市委、到省军区喊冤告状，甚至向党中央、向国务院、向中央文革写了几十份申诉信，当然也末见任何部门有何答复。

    我被扑后，当即押送到长沙潘家坪县看守所。押进阴森森铁门后，十几个新进的犯人在阴暗的过道里,面对墙璧跪下，一个个搜完身后，菅教干部将每个犯人的裤带鞋带及一切钱物都收走了。随后是交待监规。

保存至今的长沙县看守所监票 

    监房不大，阴暗潮湿，靠墙一排木板搭的统铺，犯人像摆咸鱼一样一个紧挨—个睡，每人占地不足—市尺，想翻身得同时翻，至于伙食，一菜一汤，菜以老白菜为主、汤主要是黑沉沉的酸菜汤、饭是从未见过的黄中夹白的霉米，经常在吃之前要仔细地选一阵饭里蒸熟了的小白虫，而且每人每餐只一小钵（二两米），当时也有犯人抗议饭菜有砂子布巾和霉块小虫，但马上被铐了起来，管教干部在门外高喊：“这里是监狱，不是叫你们来享福的，谁不老实改造，决没有好下场”。

    当年正值一打三反，天天抓人，不但监狱人满为患，连监狱的武装看守都请了不少临时工（民兵）充任。这些临时看守大多来自农村，可能没经什么培训，常常在过道里大呼小叫，遇上犯人中有老乡熟人还避开其他看守聊上一阵，甚至帮忙递个纸条之类。当时的看守所热闹非凡，耳中时刻是看守手上锁匙的叮当声和牢门铁碰铁的哐谰声及犯人的哭叫声，虽有点令人心惊肉跳，但决不寂寞。

    当时最大的事就是盼提审，我以为看守所是国家专政机关总不会无知地无限上纲。然而，我想错了，我太高估了他们。在后来的提审中，我反复申明我对党对毛主席是热爱的。我当庭向法官递交了在狱中写的入党申请书。我指出仅凭与同学开玩笑，下颌上画有一点痣就说是丑化毛主席光辉形象，这种说法本身就是对伟大领袖的最大丑化。我反复提供了与我互画过漫画的同学名叫周耀，是当年我在长沙民办中华美术学校的同学，周下颌的确长有一颗大黑痣，而且漫画的边上还明明白白地草写了一个“周”（）字，而办案人员却分析这个草写的“” 字正是个反写的“毛”字，是反毛主席的铁证。还说什么即算对同学丑画也是犯罪，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为中国的公安、政法、甚至法律不得不感到惊叹！悲哀！绝望。

    第二次提审时，法官只问我还有什么要讲的，我气愤地说，“我想不到你们无限上纲的水平这么高，你们是资产阶级专政，是法西斯专政，我相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从此再没人来提审了。几个月后我被押赴青峰山召开万人大会宣判，判决书上写着：“刘犯自一九六一年以来书写反动诗词，丑化，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形像，为彭德怀鸣冤叫屈，恶毒攻击党、攻击三面红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扑后态度顽抗，在监内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大概我这样的“现行反革命”对社会并无危害吧！政法机关特别开恩，将我押交我下放地望城县乔口鱼场监外执行。从此我的身份从“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下乡知青变成了在押犯“现行反革命”了，身份变了，但生活没变，每天与同事们一道出工，同事们见我坐牢后身体差了，都处处关照。经常有人买了烟偷偷塞在我的被子里、还有人几次蒸了肉饼放在我的床下。（我估计是珊珊放的）

    乔口鱼场派我到樟木桥分场喂猪，具体对我进行监菅是鱼场人事股罗股长。

这是樟木桥分场所建的“万头猪场”，我监外劳改之地，如今猪毛都没一根了，门窗全被偷了，遍地残砖断瓦，蛇鼠成群。 

    罗股长是位“苦大仇深”的老贫农，是当地旧社会著名的三根讨米棍之一，文盲、参加过抗美援朝。罗股长工作极为认真、吃苦、肯干，什么累活脏活苦活他都争着干，平日对同事也极肯帮忙，口碑甚好。然而对我却前后两重天，过去亲如兄弟，现在却疾恶如仇，每次批斗会上捆绳子捆得最紧的是他。而事后在劳动中他却宁肯自已不吃饱也要让我吃饱。他说他不恨我这个人，他切齿痛恨的是我丑化了他心中的神---毛主席。

    我的主要任务是每天从几十个大鱼池中用两根竹棍捞猪草，由于鱼池喂鱼灌有人粪、猪屎、糠饼等，又脏又臭，不久我腿上生了个大毒疔，首先是奇痒奇痛，随后是出水化脓，最后烂到深可见骨，足足烂了两个多月，但罗股长仍逼我天天泡在齐胸口深的臭水里捞猪草，为了反掉我的“娇气”，罗股长也天天陪我浸在酱油色的臭鱼池水里一同捞猪草。还说我同你一样天天泡在齐胸口深的水里捞猪草，我不生疔你生疔，这说明你是没改造好太娇贵了。可能是以毒攻毒吧，这毒疔未经任何治疗,烂了近三个月竟自已愈合了。不过留下一大块伤疤至今还痛。

    罗股长的确是位好人，我从不恨他怨他，他过得比任何人都苦，全身补丁垒补丁，从没穿过一件好衣服，不抽烟不渴酒更从末进过餐馆，真是劳苦一生。

    罗股长对党的事业更是勤勤恳恳奋不顾家，他很少回家，一天到晚都在猪舍，过着苦行僧一样的生活。也可能是长期不回家造成生理上严重的性饥饿吧！有一次罗股长竟对正在发情的大母猪实施强奸，不幸被来清扫猪舍的女知青当场撞见了，因为罗股长平日很受人尊敬，对女知青也从无不轨，大家都同情理解这位苦行僧，没有人讲他什么。第二天，罗股长不见了，人们都以为他回家了，也没谁放在心上。

    其后几天，人们发现吃用的井水有股越来越浓的异味，用手电往井里—照，才发现罗股长己投井自杀几天了，据说捞上来时头被撞得刷把一样（可能是倒栽在潜水泵上了）。

    在监外执行期间还发生过—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为了配合阶级斗争的需要，乔口地区组织过一次以我为主要对象的阶级敌人大型游斗，我被戴上一尺多高的尖顶白纸高帽、上写着“现行反革命份子刘志恒”，划上红X、反绑双手、在一千多人的簇拥下游街批斗，乔口小镇像过节样热闹非凡，各乡各村的人也动员来了，一路上，打倒反革命份子的口号声一阵接一阵，当游到人最多的街中心时，我也钻空子高呼一声“打倒谭XX（乔口渔场书记）”，毫无思想准备的人群也跟着我振臂高呼“打倒谭XX”, 连谭XX自已也举了手高喊“打倒谭XX。”随之一阵大笑，谭书记气极败坏，几个积极份子冲上来揪住我的头发拳打脚踢，人群中却大喊要文斗不要武斗。

    人群中议论纷纷，有人说这个反革命真不知死活，这样一边斗他，他还敢高喊打倒谭书记；也有人说他真有骨气，有勇气，他敢这样喊说明他不是反革命；还有村民往我的口袋里塞钱塞烟，现场乱成一团。我被匆忙押回鱼场了。这次游斗就此流产了，从此我再也没享受过这种土豪劣绅的戴高帽游斗待遇了。

    一九七一年春，县委书记周世华来乔口鱼场视察，谭书记等人向县委周书记反映了我不认罪不服改造的种种“劣迹”，县委周书记当即指示将我收监，几位知青和同事从鱼场积极份子口中打听到将我收监的具体日期后，纷纷向我通风报信，都一再劝我快跑，还有同事硬塞给我钱和粮票。

    我谢绝了知青和同事的好意，跑，当然可以躲开苦难，我也相信这个国家这个党不会一直这么烂下去，人民总有重见光明之日。但是，跑、不是正好被人说是畏罪潜逃吗？我无罪所以也无畏。我决定不跑。

    收监前一夜，我通宵未睡，当时我孤身一人住在湖堤上一间守湖棚里，周围很远都没有人，连狗都没一只，要跑完全不费力，我点燃一堆火，把所有衣服翻出来洗净烤干，把被包捆好，坐等天明，准备迎接更艰苦的狂风恶浪。

    未等天明，凌晨四点左右，几个民兵来了，这都是阶级斗争中正争取火线入党的积极份子，他们如狼似虎把我五花大绑，他们见我被包都捆好了，问我是不是想跑，我说要跑我早跑了，我无罪要跑什么，我相信历史终将证明我无罪。我收拾行李等你们好久了。他们问我怎么知道会收监的，我说县委周书记一来就想到会收监了，如果这一点都想不到，还能适应这斗争环境吗？

    押送我上路的是鱼场两位基干民兵，我戴着鱼场自制的土手铐徒步上路了，目的地是长沙市看守所。

    一到长沙城，我左顾右盼，长沙啊！我爱你、我日夜想你，下乡几年，想不到我今日戴着手铐回来了。

    我更想家，想我白发苍苍的老祖父、想含辛茹苦的父母亲、想刚刚成年并受连累而下乡了的弟弟妹妹。过去就是死刑犯临刑还能见上亲人一面，我不知道今生今世还能不能再见到亲人们。

    我再三哀求押送的人押我到家门口见上亲人一面。他们都没作声，我知道他们内心是同情我的，但残酷的阶级斗争使他们不敢。我再三苦求，终于人性战胜了“阶级斗争”理性，他们也流泪了。他们解开我的手铐，把我带进一家离家不远的茶馆，一个民兵看守着我，一个民兵去我家喊我的亲人来见面。

    可惜，我的家中只有老祖父在家，白发苍苍的老祖父闻讯泪流满面，连门也不关就跌跌撞撞来了，祖孙两人抱头痛哭。

    祖父在身上左翻右寻才找出皱巴巴的一角钱, 买了两个馒头塞在我手里。泪眼相看泪眼，无奈的祖父眼巴巴地看着我被民兵押走了。

        这生离死别的凄惨情景是我与祖父见上的最后一面，不久，我敬爱的老祖父在思念与痛苦中与世长辞了。

我祖父的遗容，当年无钱照像，是我表弟为祖父画的炭精像。

 
    这两位押送的民兵回渔场后也因阶级立场不坚定而受到处分。

    市看守所只是临时关押犯人的中转站，在这里犯人很多，一样很挤，无人提审，我所在的监房有十多人，什么人都有，都是已判了刑等着劳改队来车起解的。在这里犯人可以通知家属送衣物来，我因深知家里很苦，所以没要家里送什么东西来。

    —天，看守打开牢门喊一个犯人领家人送来的衣物，几个看守站在门外，一件件仔细检查后将衣物一件件递进来，犯人都站在门里看，当时送来的衣物中有一大包烟丝等违禁品，明明看着看守将烟丝等违禁品收去了。等看守走后，犯人中一个姓石的却拿出一大包烟丝，这包烟丝正是看守当场收去的烟丝，众日睽暌之下也不知他怎么偷到手的，从此大家都叫他石神偷。

    石神偷人也义道，偷来的烟答应大家共享，但有烟无火也只能望烟兴叹。在烟的吸引下，这时我也不顾监规，展现了县看守所学来的绝技--钻木取火。

    钻木取火其实不难，用一根稻草芯包上烂棉花，外面再包一层黄草纸，搓紧，脱下脚上的木拖鞋在木板床上用力紧搓紧压卷成了筒的棉花草纸条，不几分钟即可闻到一股糊味，赶紧扯断棉花条轻轻扬几下即冒烟了，吹燃后再点燃一条烂布搓成的绳子以保存火种。当然这条出烟的烂布绳子总是吊在马桶边上，让臭气掩盖燃布条的焦糊气。吸烟人数一次只许两人，其他人围着打掩护。

    有一次，看守终于在门外闻到了焦糊味和烟味，突然冲进来突击查监，什么都翻转了，连马桶都用棍子搅了几遍，竟什么都没查到，只是石神偷苦着脸捂着肚子喊肚子痛，看守还马上送来了去痛片。原来石神偷将烟和火都塞进了裤档，看守当然不会到犯人裤档中找火，而未熄的火却把石神偷的肚皮烧了个大水泡。

    几天后, 我被押解到了位于湖南省茶陵山区的咪江劳改茶场，这是湖南省的模范监狱，规模很大，高墙电网之内分别关押有男犯、女犯、就业犯、据说汪精卫的秘书和潘汉年都关在这里。铁网之外有茶厂厂房、有工人宿舍区、有茶山，更有美得醉人的青山绿水。

     进狱之初, 几十个犯人按高矮排队，我幸而排在后面，管教干部一个个点名并问各人有什么特长，我见有一技之长的人都被叫出队列，灵机一动，我也谎称自已学过电工，因此我被分配在电工组，这比其他犯人有更多的轻松、方便和“自由”，这给我日后的投寄上诉提供了机遇。

    随后是一个个剃光头，一件件衣服和提桶脸盆上都被用红漆写上“劳改”二字。一个个犯人都编上号码、并交待犯人之间不许喊姓名只许喊号码，更不准谈论案情。总之，在当时的中国，连火化国家主席都只准用假名字，犯人更没有半点人的尊严了，更何谈基本人权。

    我在监内是著名的只服法不认罪。每周一次认罪服法犯人会上，我都大谈要认真服法，监狱是执法的国家机关，服法是对国家的尊重，这正是林付主席讲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至于我不认罪，因为我无罪可认，我相信历史将证明我无罪。当然我的每次发言都遭到管教干部的训斥，但我小心冀冀, 从不违反监规，他们也无奈我何。

    然而不管我如何小心冀冀 , 还是出事了。

    中国的监狱鱼龙混杂，政治犯刑事犯是混合关在一起的。当时睡在我右边的是一位大右派钟叔河，这位老先生是湖南日报第一任主编，人称钟教授，钟老先生才华横溢,学富五车，无论唐诗宋词元曲，他信手掂来出口成诵，也无沦世界史、中国史、文学、美学，包括各种政治理论他无不精通。这位老人慈眉善目，一付长者和学者的风度，我非常敬仰这位大右派老师。睡在我左边的却是粗俗不堪的惯偷曹流子，人以群分，这样的人我从不得罪，只疏而远之。

    钟老可能家人十分挂念孝顺，经常有家人寄衣物和食品来，钟老从不吝惜，次次都给大家分上一点。

    有一天，左边的曹小偷却偷上了右边的钟老右，大家都气愤不过，嚷嚷着要报告干部，钟老却息事宁人，算了算了，大家都不容易，有什么困难互相帮一下就是，硬是不准报告干部。当时曹流子也在一边装模作样地大骂小偷缺德。

    我气愤不过，当晚趁曹流子去洗澡之机，我从曹流子床垫下找出脏物还给钟老先生了。钟老嘱我不再声张。曹流子发现脏物不见了也未作声，但他已猜到是我所为。

    第二天下午，我到建筑工地布设电线准备晚上加班，我把整个工地电线全架设好后，特地合上闸门试了电，所有灯全都亮了，—切正常，我才在看守押解下关了电闸回监房。而小偷曹流子是架子工，晚上架子工要参加建筑工地的施工，结果，天黑关上电闸开灯，只见兰光一闪，灯没亮电线却烧糊了。这又是阶级敌人的破坏事故，我当然成了新一轮阶级斗争耙子了。

    没有人找我谈活，只是从管教干部的眼神中我看出自己成了怀疑对像，从干部信任的犯人小组长口中，我听说干部正在上报给我加刑。

    我急了，决定冒险与曹流子谈—次话，摊牌。

    一天中午，我请干部所信任的犯人小组长（改造中的积极份子忘了其名）先躲在犯人大礼堂的舞台幕布后，我把曹流子单独喊到大礼堂舞台幕布边，首先我承认东西是我寻出来还给钟老的，我讲钟老是位好人，被偷了还息事宁人不准大家报告干部。曹流子说我不恨钟老，我只恨你多事，我把两根电线绞在—起只是给你点小小教训，今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你少讨我的嫌。

    一切都真相大白了，犯人组长向管教干部真实地汇报了躲在幕布后听来的—切。曹流子受了处分，我也被管教干部一顿臭骂：“你好大的胆子，在看守所还敢私设公堂，搞起包公破案来了，你心目中还有没有管教干部，还相不相信政府，还有没有无产阶级专政”. 骂就骂吧，我一声不吭，只要不加刑就谢天谢地了。

    我入狱后，我父亲受株连也被关进了“学习班”，限制人生自由达一年多。

    一九七三年，我找机会寄出—份三万余字的申诉材料《狱中来信》，我父亲刚从“学习班”出来，收到我寄来的《狱中来信》后，我父亲用四个通宵写成三份共百余张大字报分别贴在长沙市最繁华的五一广场和长沙县县委门口，标题为《狱中来信》的大字报轰动全城，每天上万人围观，影响极大。促使市县为我成立专案组复查。

我在狱中秘密寄出的《狱中来信》原稿，约三万余字，用极小的字写了二十几页。

 
   我的上百次申诉、坚决斗争和家人的泣血抗争，加之专案组也找到了原《中华美术学校》的同学周耀，查验他下颌上确长了颗大肉痣，终于，我的冤案平反了，判刑七年的我只劳改四年，在一九七四年经县人民法院复查，作出了“撒消原判，予以平反”的复查平反决定。（见下图）

《长沙县人民法院关于对刘志红案件的复查决定：》
             （原件全文）            （74）法刑复字第38号

刘志红，男性，现年二十九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原系长沙县乔口鱼场职工。一九七O年十月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刑七年收监执行。

现经复查，原判认定与事实不符。刘志红虽在文化大革命前有一般政治性错误言论，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因此以现行反革命对刘逮捕、判刑是错误的，是由于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干扰所迫害，据此，本院决定：撤消长沙县公安机关军管小组（70）军公判字第116号刑事判决书，对刘志红同志予以平反。”

一九七四年六月五日（章）

    时因四人帮仍然横行无忌，国家仍然处于极“左”浩劫之中，平反并不彻底，为证明他们抓有理放也有理的一贯正确，县法院在平反复查决定上仍留有所谓（在一九六一年曾有过为彭德怀歌功颂德等）“有一般政治性错误言论，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等语，更谈不上蒙冤入狱应有的国家赔偿，甚至连坐冤枉牢的工资都没补发。

    但不管怎样，我总算平反出狱了。

    我出狱了，但为我而心力交猝的父亲却明显地苍老了、衰弱了，才四十多岁的父亲己是满头白发。

    我终于出狱了，但我下放地所在单位乔口鱼场却不肯接纳我，鱼场那位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用知青血泪染红顶戴的谭书记拒不安排我的工作，更不肯补发我坐冤枉牢的工资（每月工资28元，扣除每月牢饭钱15元后，每月应补工资十三元）。

    谭书记说：“当年抓你有理，是大好形势的需要；今天放你也有理，也是大好形势的需要，党为你落实政策了，你出来了，要感谢党的政策英明伟大，要老老实实做人。至于你要工作要工资你找县里，谁放的你，你找谁。”

    我找到县里，县里管抓、管放，但不管工作和工资。

    我是个宁折不弯，不愿求怜告乞的人。无奈之下，我单身一人返回长沙城了，土生土长的长沙人，回到长沙城却成了没有户口吃黑市粮的黑人黑户。

    为了谋生，也为了感念妻儿的劳苦，我没日没夜的做苦工，挑土、拖板车、搞冷作、烧电焊、做水工，我不辞辛劳，什么苦都吃过。

    我父母家中亦十分穷苦，我作为长子已深深连累和愧对家人，我在长沙城郊一菜农户租了一间小房，架块竹板作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因为长年批斗和四年狱中折磨，摧残了我的身体；因为天天烂菜叶没什么营养；在超强体力的劳作中，我终于病到了，不得不进了医院。一检查：乙型肝炎、转氨酶高达900多，医生只喊：“别动，赶快住院，要小心肝昏迷啊！”

    我有什么条件住院啊？我拖着疲软的双腿慢慢地走回了蜗居的郊外小屋，我的父母也只能望儿悲叹，买来半斤墨鱼给我营养。

    为了怕妻子着急，也为了怕将乙型肝炎传染给妻儿，我没告诉莲莲我病了，但不知怎么莲莲还是听说我得了乙型肝炎。没几天莲莲竟带着孩子到长沙来了。莲莲父亲找村上人借了条小木船，连家中简陋的几件家俱都搬来了。

    我埋怨莲莲不该来，因为乙型肝炎是会传染的。莲莲说：“怕什么，生、生在一起；死、死在一起。”

    莲莲来了，我之蜗居才有了生气。我病了无法出门打工，莲莲更累了，没日没夜地劈医用竹棉签。仅靠一把菜刀和她柔嫩的双手，维持一家四口人的黑人黑户生活。还要想方设法给我治病。

    我没条件住院，莲莲到处寻医问药，终于从—位老中医处打听到一种用田基方、夏枯草、茵陈三味草药组成的三草汤治肝炎好，又便宜，只几分钱一付，莲莲天天坚持依时按刻熬三草汤给我当茶喝。在莲莲一年多精心护理下，我再没进过医院，几近病危的乙型肝炎竟神奇地痊愈了。至今四十年从未复发过。

    一九七九年，我父亲因晚期肺癌开刀住院，我父亲单位长沙市工业品供应公司出于对我一家的同情，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马上办理我带工龄回城顶职，但我下放地乔口鱼场的谭书记却卡着我户口不放。长沙市工业品供应公司劳资课石科长三次亲自带人到鱼场找谭书记商调调我回城，谭书记拒不同意。

    最终，长沙市工业品供应公司劳资课石科长只好从劳动局多要了一个招工指标送给谭书记，就是说我招工回城用了两个招工指标，多给谭书记一个招工指标让他招他的亲戚；同时我也通过关系，找到刚解放出来工作的老县委书记杨伯槐，杨书记亲自打电话指示鱼场放人，谭书记才放我一条生路。下乡十七年，我的户口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返回到长沙城了。

    我回来了，但妻儿仍是农村户口，仍是没有口粮、没有一切配购物资的黑人黑户，而且孩子一天天大了，没户口根本无法入学，当务之急除了谋生外就是想方设法搞莲莲母子三人的户口进城。

    我到处打听、多方奔走，四处碰壁。曾记得有位派出所所长，我借钱送去上千元礼物，礼物他全收了，讲的话却是“难啊难，我尽力吧。”第二天他却音讯全无地调走了。

    终于有位好心人指给我—条捷径，叫莲莲装病，装癔病，只有癔病是无法查验的。

    我与莲莲经半年多的准备：到三四家市级大医院找熟人（买）伪造癔病病历；找公安部门的人送礼拉关系；同时一次又一次地层层级级写报告，申请解决莲莲母子的户口农转非。

    终于，市公安局一位友人（这位友人出于同情拒不收礼，我曾送去500多元烟酒，第二天他给我汇来6OO元，世上还是好人多）通知我：“四天后市公安局将来人到你家目测你老婆病状，来人着便装，什么也不会说，你也什么也不要问。”

    得此大有希望的喜讯，我与莲莲也忙开了，为了装得像疯言疯语神智不清的癔病患者，莲莲闻讯后四天没有吃饭，披头散发，饿得面黄肌瘦，房里摆上粪桶，臭气掀天。

    四天后，果然来了—位身着便装的中年人，问了我的姓名后，只说看看你爱人吧！我将他让到房里。房门一开，一股臭气扑面而来。他捂着鼻子走近床边，摸了摸莲莲的手，饿了四天，莲莲当然手脚冰凉，莲莲只睁着无神的蒙笼双眼望着来人傻笑，这位目测者一言未发，叹声气走了。

    七天后，接派出所通知；市公安局已批准莲莲母子三人户口从农村转来长沙市落户。一家人欣喜欲狂。莲莲也在来人走后开始进食稀饭，调养半个多月才恢复过来。

为搞户口进城，我求亲告友借了上万元送礼，虽债台高筑，值得。

    我回来了，经历了十七年大苦大难的我，经历了十七年泣血抗争的我，终于回到了生我养我的长沙城了。

    回归了的我，已经伤痕累累、疾病缠身、债台高筑。我多么需要休养生息啊。然而，等待我的是另一种伤痛和奋争。

    我回城后到长沙市工业品供应公司上班，这是一家几千人的国营大公司。苦难的我终于端上了金边饭碗。

（长沙市工业品供应公司后更名长沙市国营晓园百货公司，上辖市商业局，下辖五个中型百货商场，此照片是公司主体《晓园百货大楼》。当年为全国百强、长沙商业“五虎”企业） 

   上班第一天，公司党委书记找我谈话：“刘志恒，祝贺你终于回来了，我们是看着你长大的，你的一切我们都了解，你的《狱中来信》我们也看过，我们是同情你的。这次为了调你回来，公司下了大决心，党委为调你回来开过几次会。公司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调你回来，石科长三下鱼场，为调你动用两个招工指标，这都是党委决定的。公司还从没有为招一个职工费过这么大的力。我们相信：在今后的工作中，你会努力工作的。但今天不谈工作，公司交给你一个任务，你爸爸病很重，晚期肺癌开刀，癌块已无法切除，你爸爸对自己的病情还不清楚，我们都瞒了他。你的工作任务是：公司指派你到医院去专职护理你爸爸，不管时间长短，你爸爸什么时后病好了，你再来上班，这段期间，你的工资公司照发，奖金按职工平均奖发。这里先给你200元困难补助。”

   从水深火热一下子感受到人间温暖，从沉沉黑夜一下子见到了云开日出，在捆打跪斗中都从不流泪的我不由得泪流满面。我哽咽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才是共产党，我终于感受到了党的温暖。

   公司党委书记又说：“你爸爸是个好人，你爸爸是个好干部。在公司工作二十多年，一直兢兢业业，你们生活那么苦，他从不多拿多占，也很有工作能力，你要好好向你爸爸学习。”

   谈话第二天，我拿一把睡椅，带上简单的衣被，在医院的父亲病床边，开始了连续六个月，夜不解带的招扶陪护。

   这时，我的父亲己非常衰弱，为我的冤狱泣血抗争、因贫困生活的重压、因疾病的折磨，我的父亲已如风中残烛燃尽了自己。

   因为癌块连着肺动脉切除不了，手术后癌细泡全身扩散，手术伤口长出菜碗大的息肉，刀绞锯裂的剧痛折磨着饱经风霜的父亲，全公司的干部和职工都多次来看过父亲，无不伤心落泪，而挣扎在生死线上的父亲还在忍着剧痛与同事商谈工作。

    我衣不解带、食不知味、夜不安寝，望着剧痛折磨中的父亲，我心如刀绞。我心中默默祈祷：父亲啊！您才五十多岁，正是人生大有作为的年龄啊！您不能走，这个家不能没有您啊！您劳苦一生，没过一天好日子，我作为长子，因蒙不白之冤，不但没为您分担过—点生活重担，不但没尽一天孝心，反而连累您挨斗 、受辱 、受苦，怎能不令人肝肠寸断呢？今天在您以生命作代价的奋力拼搏下，我平反了，出狱了，回城了，为了重整受害至深的家园，正需要您的指引和帮助啊，您怎能撒手西归呢？如果伤病能够替代，我真想代您承受这您不该承受的—切。

我父亲遗像，享年仅57岁。 

    然而一切都无可挽回，我父亲厌倦了这想不通的痛苦人世，以死亡求解脱，我父亲撒手西归了。享年仅五十七岁。

    我父亲生于1924年，系独子，上无兄，下无弟。读过几年私塾，练就一手好书法。

    一九四四年日军侵华，我父亲在逃难途中被日军掳作挑夫，全家人差不多急疯了，三天后父亲找机会逃了回来。抗日战争中，父亲赖以生存的微薄家产被日军烧光抡光，全家老少流离失所，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我全家一九四九年来到了省城长沙。

    一九五四年，我父亲进入长沙市工业品供应公司当营业员，因工作认真负责，不久后调入机关业务科工作并正式转干为业务科干部。基于丰富的生活阅历和磨炼，父亲工作能力很强，在公司里业绩卓著,口碑甚好。

    在那物资紧缺，什么东西都要凭票证供应的计划经济时代，业务科是掌管票证的部门，但父亲从不循私。有段时间肥皂牙膏紧缺，要凭票，而家里的票证有时要济助乡下亲戚，全家人用盐漱口几个月，父亲在公司掌管票证，竟—张牙膏票也不肯拿回来。

    还有—次，一位厂方业务人员来看望我父亲，我父母都不在家，这位业务人员临走前放下一件短尼大衣说送给我父亲的，当年，我全家人都从未穿过尼子衣，我不懂事的弟弟穿在身上高兴得不得了。我父亲回来后硬是从弟弟身上脱下尼大衣，当晚就送还给这位业务员了。

    正是父亲的一身正气，奠定了我今后清清白白做人、扎扎实实做事的人生宗旨。我在长沙市工业品供应公司任职二十年，天天和钱打交道，宁可清贫、分文不贪。我能两袖清风地退休，安享晚年天伦之乐，全得益于父亲的言传身教。

    父亲病故后，单位领导同情我也欣赏我的文笔，安排我当办公室秘书，我宁可当营业员不肯任秘书职，因为我不想写那些歌功颂德的假话文章，单位只好安排我搞业务工作。

    首先负责厂矿业务，我业绩显著。一年后经市商业局批准任命我为家电部副经理。任副经理二十余年，我年年销售数百万。这二十余年是我人生的黄金期。

    乘改革开放之春风，我妻也在蔡锷路借钱租一门面做小百货生意，月入千金，三年还清了—切债务，制齐了一切家当，也支持了我任职期间能两袖清风。

    多年来，我妻也太劳累了。—九九O 年，我关闭了这正经营红火的小店。天下的钱是赚不完的，够用不欠账就行了。为了享受我热爱的生活，为了回报她数十年辛劳，我没要她再工作了，专门陪我出差，玩。

    十年之中，我们游遍了名山大川，游遍了北京、天津、唐山、秦皇岛、北戴河，承德避署山庄、曲阜孔庙、上海苏杭、崇明无锡，广州、深圳、珠海，宝鸡、汉中、成都、重庆、峨眉山、乐山大佛、都江堰、长江三峡、西安、洛阳、贵阳、黄果树、泰山、普陀山、昆明、西双版纳等等三百多个城市和名胜古迹，足迹遍于全国。

    我妻之待我体贴入微，持家勤俭，待人贤淑，人见人夸。应该说我是幸运的。

    不幸的是，在一次《中华美术学校》老同学相聚时，我巧遇二十多年音讯全无的初恋甜甜。我的生活又一次掀起狂风巨浪。

    在一次偶然的同学聚会时，我意外地与甜甜狭路相逢，二十余年音讯全无，但我们仍一眼就惊魂骇魄，双方都如电击一惊，久久凝视，默默无言，都老了，都年近四十了，风雨煎熬中都己早生华发, 都己无昔日之青春年少的风彩，然气质神韵依然在，只是朱颜改。甜甜只问了句你还好吗，问了我的电话号码就匆匆走了。初恋之情是铭心刻骨的，我—夜无眠，千思万想盼电话，我有好多话想说想问啊！

    终于电话响了，甜甜约我到烈士公园人工湖边春晖桥畔见，我早早痴立春晖桥畔，幌如梦境，终于甜甜来了，“疑是惊鸿照影来”啊 。

    反正都老了，时过境迁，我厚着脸问甜甜当年为什么不但不回我的信还躲着我不见。甜甜一脸惊愕茫然，她说她从未收到我的信。她反指责我负她一片衷情，当年江边漫步她一再暗示，我却比十八相送中的梁山伯还蠢，不得己她连夜修书挑明心迹托苦苦转交给我，我却不回信不理她，她又羞又气大病—场。后来骄骄天天来看她，她怕骄骄追她缠她，她才搬了家，躲到越剧团去了。（文革中，骄骄也因诗惹祸，无辜以反革命罪蒙冤入狱，甜甜又奔劳数百里去探监看他。骄骄平反后在某杂志任编辑，已与一位比骄骄小二十岁的小姑娘结婚了。）甜甜后来多次到我家想打听我之下落，我家已搬了。问我邻居，又都不肯告之我家搬往何处。（因为邻居都知道我是被一位女同学送黑材料害了。）从此断了音讯。至于苦苦与甜甜，她们二十多年一直是闺中密友。但苦苦却从不对甜甜提起我。

    啊！原来这一切都是苦苦定计设谋，苦苦为横刀夺爱，贪污了我与甜甜双方互托的唯一情书，苦苦不但活生生拆散了我们，苦苦甚至为了不让我高飞远走竟不惜折断我的翅膀，用恶作剧的举报黑材料让我不能入伍，使我身陷囹圄。二十余年我们饱受煎熬却一直蒙在鼓里。

第二天，甜甜找来苦苦，时隔二十年，三个生死冤家又在烈士公园人工湖边春晖桥畔聚首，苦苦痛哭着承认了这一切，她说真爱是自私的，甚至为了真爱也是不择手段的。苦苦表示对不起我们，她坦承二十年至今她始终默默地爱着我，苦苦还说要在心中永远忏悔，但又永远割不断这痛苦的爱。苦苦还说她为这份无望的真爱也招来了报应，吃足了苦头。因为我入狱前我父亲将苦苦制造恶作剧陷害我的情况写信告到了苦苦单位，苦苦出身不好，文革中因此被斗得死去活来，剪半边头游街、捆打、关押、一个美貌如花的少女折磨成了半老徐娘，最后不得不嫁给了一个痛惜她的聋子。唉，二十年无爱的相思，二十年的凄风苦雨，也真不知她是怎么熬过来的。我和甜甜又能再说什么呢？情啊！这可怕的情，这割不断理还乱的情，都二十多年了，依然浓浓犹在。一切误会终于澄清了，一切灾难终于过去了，我们三人又在湖畔痛陈往事，通宵热泪长流。

    其后，甜甜差不多天天来陪我（甜甜在某厂当工会主席，我当副经理，都是上自由班的闲官）我向甜甜倾诉了这二十年我对她的种种暗恋蠢情。

    我告诉她：下乡的第二年春天，我回长沙探家时，特地到了我曾十分熟习，曾来过无数次的甜甜在城北的家，我多想再看看我梦牵魂绕朝思暮想的甜甜啊，但小屋院门紧闭，静寂无声。院内桃花火样红。想到甜甜去年对我的求爱信竟置之不理，今年我再没有勇气喊门了。我找来一支粉笔，在门上写：“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落款写的是“前度刘郎今又来”。写完，我匆匆跑了。甜甜说这次我门上留诗，她一看就知道是我这“刘郎”写的，她满城找过我，只知道我家已搬了，人又下农村了，却无法联糸上我。（尽管苦苦知道我的下放地，却不肯告诉甜甜。）

    我告诉她：还有一次，当时已处于严密监管中，“反革命”帽子还只是拿在“群众”手上的我，听同事议论明晚XX越剧团会来靖港镇演出。XX越剧团正是甜甜所在的越剧团啊，多年不见却朝思暮想的甜甜会来演出么？我虽然自知今生无望并决心要永远忘却甜甜；我虽然明知违反单位的监管条例会招来批斗和皮肉之苦；但我仍然强烈地想再见甜甜一面。乡里晚饭吃得早，太阳没落山就开饭了。我没去吃饭，趁别人都吃饭去了，我偷偷溜出了后门，急步向山坳中走去。从我住的地方到靖港镇有近三十里远，路上为避开别人（我在当地己公开揪斗十几次，几乎人人认识我。）我走走躲躲停停，三十里路走了四个多小时。到靖港镇时已快九点了，演出早已开始，古戏台下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我没钱买戏票，也不敢靠近人群（怕人家认出我这个“反革命”）。我爬上湘江堤畔的一颗高树，只见古戏台上灯光如织人影晃动，唱腔虽经扩音器隐隐可闻，但哪能分辨出甜甜的倩影和声音啊！我只在心中默念，甜甜啊！你知道我来看你吗？你知道我有多么想你吗？你知道我为了今晚夜行三十里的风险吗？夜十点多钟，演出结束了，曲终人散，灯也熄了，周围寂黑一片，我爬在树上久久不想下来，我沉醉在自己的幻觉里，我想象着甜甜在舞台上的漫舞英姿和甜润歌喉。这一晚值得，将我对甜甜的百里相思拉近到了咫尺之遥。快天亮了，我才依依不舍地从树下来，急匆匆地往回赶。赶回单位，人们正好吃完早饭，我被逮个正着。当天上午，就开了我的斗争会，一顿拳脚之后，硬逼我交待昨晚找谁搞反革命串联去了。当然夜会甜甜的事打死我也不会讲，我只说我想家，跑到湘江边上北望长沙坐了一夜。从此我的房门入夜就被反锁了。

    我告诉她：还有一次，在一个职工的玻璃台板下我看到—张少女照片，这张照片上的少女虽然没有甜甜的风度气资，但眉唇眼角都像甜甜，乘人不备，我从这位职工的玻璃台板下偷走了这张照片，这张不知是谁的照片我随身密藏近二十年，虽然发黄并破损了，但坐牢搜身查监都没被抄走过，这是我一生一世唯一的一次“偷”。

    甜甜讲我是一本永远读不厌的书，她要细细地读懂我每一页。甜甜表示要用她的心来补偿我对她二十多年的思念和因她而招来的苦难灾祸。

    我喜欢听甜甜唱越剧《葬花词》，为此我还一字不漏的背熟了全篇《葬花词》。甜甜说她找关系到电台录音棚好好为我录一些她亲唱的越剧送我作为纪念。令人沉醉的爱让我们重又青春焕发了。

    我朝思暮想的初恋、我心目中高雅秀美的才女、圣女、仙女终于回到了我的身边，深深暗恋二十多年，我终于拥有了。一切苦难都算不了什么，都值得。我们仿佛都年轻了二十多岁。

    对于苦苦，甜甜—再讲她是个好人、苦人。她要我从内心原谅她，她甚至再三要我也吻她一次以作为安慰和了结。在甜甜的安排下，我们三人曾夜游狱山古寺，甜甜告诉苦苦我不再恨她，也理解和感谢她这二十余年的痴心不改，为了和解，甜甜鼓动苦苦主动来吻我。我以为这只是玩笑。苦苦竟真的扑上来狂吻，她热泪长流久久不肯松手，我脖子都咂痛了，足足半个多小时，甜甜站在身边默不作声。事后苦苦说这是她二十多年的心愿，她满足了，她不再扦足于我们之间了。此后再也没见过苦苦了。

    当时，我刚刚回城，生活很苦，甜甜总是想方设法搞营养品给我补身子，她不准我在她身上用一分钱，还经常硬要塞钱给我。她有个幸福的家，甜甜的工资差不多是我的四倍。她丈夫是电气工程师收入很高，对甜甜百依百顺。甜甜儿女都英俊漂亮，成绩很好，正准备高考。我也讲了我妻子的坚贞贤淑，甜甜常来我家，对我妻子赞不绝口，她们关系极好。我与甜甜再三约定，今生今世永远只作红颜知己，把恋情深埋心中，决不越雷池—步。

    这样双方克制了半年，难啊！情到深时难自禁，我们每周至少三次相聚，有时谈诗论画，有时相对无言默默注视泪流满面。

    有一次在烈士公园人工湖畔，烟柳如云，垂丝拂面，我不禁触景生情，低吟道“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杨条似旧垂，还应攀折他人手。” 甜甜竟说，错了。应该是“纵使杨条似旧垂，不应攀折他人手。”说完竟扑到我怀里大哭起来，我也与之狂吻，思思念念二十余年，都垂垂老矣才有这突破防线不顾一切有如火山爆发的初吻。闸门一旦打开，江河奔泻千里，再好的家都置之度外了。我内心深感对不起老妻，但我也割不断这二十多年来双方都浓浓的真情。何况甜甜才思敏捷诗词歌赋画样样比我行，尤其她天天为我唱情意绵绵的越剧，醉人心魂，她风韵犹存，她是仙女，我也成了神仙。

    但是我还是想守住最后防线。我们相约，只做情人，决不能毁了双方都十分幸福的家庭。我们每周相聚三天，巫山云雨，难舍难分。

    又过了半年，甜甜经常垂泪沉思。甜甜声言她是名门之后，她要爱得光明正大，她要爱得明明白白，她要爱得无牵无挂，她要爱得死去活来。她要不惜一切代价重新组合家庭，她要尽一切努力来补偿和值换我的贤妻，她要送我妻一栋位于五一路广场的私房（市中心，价值近百万）和十万现金，她早巳与丈夫分居并达成了离婚协议，她做通了儿女的工作，其儿女都改口了喊我叫“爸爸”。我再三表示双方的家都不能毁，他说她要找我妻子谈一谈，试一试。

    火山终于爆发了，趁我到天津出差，甜甜怀带十万现金存折和五一路私房产权证找我妻子谈判，我妻子火冒三丈，说千万黄金也买不走我共患难的丈夫，我妻子拖把菜刀要追杀甜甜。

    我回来后拼命熄火，我妻子要我今生永不见甜甜，甜甜哭肿了双眼身怀存折现金天天找我要一起私奔出走。我两难啊！从快活的神仙一下子变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一边是坚贞贤德患难与共的柴米夫妻；一边是二十余年朝思暮想情趣相投历经磨难的深情初恋。我两边安抚两边不依。我焦头烂额无法可施。贤妻成了狮子，情人成了猛虎，我躲又不是，伤又不忍。最后，我请来双方单位的领导及双方亲朋好友反反复复做了二个多月劝解工作，风波才初步平息。

    不过故事还远未完结，三方的心始终在痛，我妻子至今还常常梦中哭醒，甜甜一直夫妻分居（未离婚），我的心—直在流血，前年在长沙路遇甜甜，她满眼愁怨久久凝视无言。她只说她妈妈病了，她妈妈想看看我。她给我她的手机号，我不敢去啊？我怕旧伤复发，更怕风波再起。我只能独自舔抚自己心灵上的伤痕。“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尽期。”

    我曾诗曰：

春晖楼畔忆惊鸿，卅载相思痛太深。

折得垂杨肠已断，今生无望望来生。

倾情苦恋几欲狂，别后重逢鬓己斑。

空劳半世相思苦，得失何堪梦黄梁。

春雨斜飞五更风，与君缱绻梦魂中。

醒来恼见无情燕，呢语双飞带落红。

垂丝拂面又逢春，只见桃花不见人。

我有贤妻君有主，何苦相思夜夜情。

患难夫妻情最真，忍将暗恋再尘封。

今生难报相思苦，巫山神女待来生。

    一九八六年，在改革大潮中，公司领导班子公开招标竟选，胡志同志以其改革魄力和切实可行改革措施在竟选中胜出，担任公司总经理，我也被任命为公司家电部付经理。

    胡志同志是位雷历风行的改革派。上任伊始，胡总召集公司全体中层干部开会，谈了他的改革思路。胡总首先对公司的市场定位作了分析。晓园百货公司的主体是晓园百货大楼，大楼位于火车站广场，流动人口多，客流量大，公司主营家电百货，历来以零售为主，但流动人口谁会买一台冰箱彩电背上火车呢？胡总认为，光靠传统的零售方式是不行的，应该充分利用火车站广场外来人员多，信息传播广而快的地理优势，大力开展批发业务，同时在建立了良好的厂商代理渠道后，在全国各地设点代厂批发，把业务做到全国去。

    胡总上任的第一件事是抽调全公司精干业务能人成立“开拓办”，分赴各厂家组织货源；分赴全国各地作市场调查并选点设点。

    当时的经济还是传统的市场经济，全国各地的大小商场都习惯从各专业批发公司进货，而各专业批发公司不但作为中间商要赚取利润，在批发价格上还把客户分成不同等级，大商场享受一级批发；中等商场享受二级批发；小商场只能享受利润不多的三级批发。而我们直接从厂家大批量低价拿货，直接向全国各大小商家以低于一级批发的价格直接供货。打破了各专业批发市场对货源的垄断。以代厂批发的优势价格争夺到了很大的市场份额。

    胡总的改革措施打破了计划经济的习惯思维，迎合了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需求，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胡总任职期间，公司获得了飞速发展，第一年公司销售额只三千万，第二年公司销售额七千万，第三年公司销售额一亿二千万，第四年公司跨入了全国百强企业的第94位……小小的晓园百货大楼成了长沙商界排名第二的长沙五虎。红极一时。

    我也进入了公司的“开拓办”。当时公司在上海、北京、天津、深圳、济南、洛阳、宜昌、任丘等地都设了点，我负责主持过天津、洛阳、宜昌、任丘四个点的工作。出于对公司的感恩心理，我每年有八至九个月时间在全国各地奔波。有时一天要跑三个城市，虽然很累，虽然是为共产党为国家打工，报酬很低，每月工资只四十多元、每天出差补助仅五元，但看着企业一天比一天业旺发达，我累得甘心、累得愉快。

    仅以河北任丘设点为例：当时我带两名业务员到任丘作市场调查，正遇天雨，我们在一家工厂门口躲雨，见几个人在摆摊卖吊扇。仅半个多小时百多台吊扇就买光了。我与摊主闲谈起来。摊主叫李五强，因我们是躲雨的外地人，摊主毫无顾忌。谈起吊扇，李老板眉飞色舞。他说：过去农村都是土屋是不用吊扇的，现在改革开放农村富了，农民大多起了新屋，大家都想装台吊扇，有的人家甚至想每间房都装—台吊扇，有的建猪舍也想装吊扇，吊扇的需求量极大，但吊扇产地一般在南方，当时很少进入北方市场。任丘周围几个县市都没有吊扇批发。他是该工厂的原厂长，在当地算是先富起来的。他建房后是从北京买回三件九台吊扇准备自己装用的。不想全被同事要去了。第二次他从北京买回三十件九十台吊扇，一天之内被邻居全要去了。他发现这是个商机，干脆停薪留职做起了吊扇生意。每天吊扇销量达数百台，周围不少县市都有人来买。我告诉他我们正是代厂批发来考察市场的。李老板喜出望外。当即把我们带到他家。

    李老板在当地大概算得上首富，气派的庭院，家有几台空调柜机， “三五牌”巨大的立地座钟，每间房里全是亮晃晃的宽大铜床。屋顶是太阳能热水糸统，家有一台小车一台货车。这在—九九一年的北方农村还是少见的。李老板还拿出五十万元存折，要求和我联手开拓北方吊扇批发市场。当晚，李老板硬留我们住在他家。

    第二天，我与李老板正式达成了协议。我在任丘设点，办公地点就在李老板家。李老板先付五十万元，我发一百万元吊扇过来。限期一个月销完。李老板签署了协议，但付款方式改为他带五十万汇票到长沙在发货现场交汇票。经电话联系胡总同意了我的方案。

    一百万元吊扇运到河北任丘市，李老板发动亲友搞推销，四处电话联系，不到一个月全部销完。资金全部回笼了。这使我看到了北方农村改革开放农民开始富起来后巨大的市场潜力。此时才四月份，还没到夏天的旺销时节。我向李老板提出更大胆的合作动议。根据我对市场的预测，我再发四百万元吊扇过来，由李老板免费提供仓储，由我制定价格，限定李老板每台吊扇只准赚一元利润，低价抡占北方市场，而且，不管是否销出，每半个月李老板必须向我公司汇五十万元货款。以保证四个月内四百万货款全部回笼。如果达不到销售计划，我有权向其他县市调拨商品。李老板同意了我的方案。仑储由他出资租用厂房。（这为企业节省了大笔仓储费用。）但胡总对此方案十分担心，四百万元吊扇，整整七个火车车箱，没收分文预付款，安全吗？在我的再三保证并答应死守任丘的承诺下，胡总才勉强同意发货。

    整整四个月，我与李老板一道四处奔波大力促销，虽然四个月没回长沙与家人团聚，但在商场上我打了一场冒险的漂亮仗。刚好四个月，四百万元货款全部回笼分文未欠。

    四个月李老板赚了纯利几十万元。四个月李老板奉我为财神，天天好酒好烟，吃住全免费。后来还要送我现金，我分文没要。利润是他辛苦打拼出来的，如果我收了他的钱不成了受贿吗？共产党运动不断，我怕再来场运动讲不清。

    我回长沙时，李老板买了车票硬要亲自送我回长沙。在长沙，李老板要来我家看看。隔了几天我才发现李老板在我床垫下塞了两千元现金。

这一年，我的个人销售业绩达800万元。公司为我评奖、记功、挂大红花、上光荣榜。

    正当我们在胡总的领导下准备进一步开拓市场把企业做得更大更强时，胡总出事了。

    那天中午，我和胡总及几位中层干部正陪厂家货主在酒家吃饭时，胡总接了一个电话，脸色一沉，匆忙交侍我们几句说有急事要离开一下。下午，公司的人都说没见胡总回办公窒，倒是市检察院的人来封了胡总办公窒。

    后来一打听，是胡总的一位朋友送了胡总一张出口棉纱的外贸批文，我们公司没有外贸权，不知怎么一位有外贸权的单位知道了此事，愿出十万元请胡总转让此批文，胡总同意了，这十万元胡总全作为公司利润上缴了。

    当时正是社会上关于姓社姓资大争论之时，也是大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之时。胡总此举在市商业局也引发了不同举措。市商业局党委认为胡总是在国营企业搞资本主义经营，并以倒卖批文的罪名提请市检察院对胡总采取行动；而商业局局长认为胡总没有谋私利，买批文的钱作为利润全部上缴国家了构不成犯罪。胡总在酒楼接到的电话正是市商业局向局长打来的叫他快逃的。胡总为了躲开市检察院抓捕连公司都没回就躲到了市商业局向局长家里。第二天由市商业局向局长派小车送出长沙南下深圳。

    公司总经理被检察部门通辑逃到深圳打工去了。正红红火火的大型国营公司一下子一片混乱。各供货单位闻讯对公司停止了供货，本来畅通的销售渠道和销售网络大部分都中断了，公司从此一阙不振。

    党政不和、勾心斗角、互相拆台这正是不少国营企业的死症。自改革开放以来到我退休之日，二十余年我们公司的党政从来没有和谐过。

    胡总逃离公司后，商业局党委派原公司党委书记兼任老总。新老总大砍批发业务，经营重点改为零售。并在职工中大抓意识形态，清算胡志的“资产阶级经营思想”。很多业务骨干都成了胡志线上的人，一时人心惶惶，职工中也分成了不同的帮派。货源中断，价格优势没有了，销售网络中断，各地所设的代厂批发网点纷纷撤回，公司经营规模垮下来了，职工的心也冷了、散了、乱了。有能力的业务骨干纷纷跳槽或停薪留职。一年之间，红红火火的国营公司步入了连年亏损的恶性循环。

    由于我在公司的销售业绩卓著，我在南方一些电扇厂家己有一定的知名度。南方一家著名的电扇大厂高薪聘我去当销售科长，并承诺给我在佛山市安排住宅和先给我四万元安家费。并将我和我老妻接到广东厂里盛情款待，还派人派车陪同我与老妻往深圳珠海游玩了七天。但此时的我仍抱着对公司知恩图报之心。不想抛弃这条将沉的船，总期望在大家的努力下企业能东山再起。我在企业危难之时没有跳槽自救。

    一年后，一九九二年二月，邓小平南巡讲话公布了。停止了对姓社姓资的争论，提出了解放思想和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胡志的问题也平反了，外逃一年多的胡志回长沙了。晓园职工都欢欣鼓舞，公司里贴出了强烈要求胡志重回晓园主持工作的巨幅标语。而市商业局没有答应职工的要求，因为商业局又向晓园派来了新任的总经理，胡志在市商业局挂名当了个副局长。

    败家容易兴业难，在各种利益关系和权势争锋中，国营晓园百货公司五年换了四届总经理，一个不行又换一个，全是市商业局任命指派来的，没有一个是招投标竟选上任的。

    每位新任总经理上任时都带来一班亲信人马，离任又不带走，造成晓园帮派林立。

    新官上升三把火，每位新上任的总经理为创政绩总是一上任就来一场店貌大装修，年年装修年年拆，动则成百上千万。反正崽卖爹田心不痛，清一色的银行贷款。职工急在心里，怨在口头，却无可奈何。

    短短五年，雄踞长沙商界五虎之一的国营晓园百货公司变成了奄奄一息的病猫，亏欠银行贷款及厂家货款七千多万，全部房产产权都抵押给银行了，职工己发不出工资，办公室里每天债主盈门，吵闹不休，所有库存商品或抵债或低价处理溅买光了，企业巳难以为继。职工大规模下岗，五十五岁以下自谋生路，五十五岁以上每月发280元退养生活费等到六十岁办退休。我就每月280元拿了五年退养费才退休。

    在我离职内退的前一个月，市商业局曾派来一个工作组招集所有管理人员和中层干部开会，公布了企业所面临的困境，要大家献计献策如何共渡难关，并作了将职工大规模下岗的思想动员。

    在会上，我直言不讳地作了发言：晓园百货公司作为进入全国百强的国营企业，作为长沙商界五虎的著名盈利大户，之所以垮下来，责住不在中层干部和广大职工，责任在政府和作为政府职能部门的市商业局对企业的粗暴干预。晓园百货公司完全是政府、是市商业局搞垮的。从市商业局到晓园百货公司，党政历来不和、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互相拆台、政出多门，这是企业搞不上去的根本原因。胡志通过竟选上任，带领晓园人三年三大步，把企业搞得兴旺发达，你们却说他是搞资本主义经营要抓他。党委要抓，局长要保，一年后胡志平反了，晓园人强烈要求胡志重回晓园，局里却无视民心向背。市商业局五年为我们公司换了四届总经理，没有一届通过了招投标和竟选上任。一个和尚一本经，换一届总经理搞一次大装修。五年内装修费用都用了几千万，那一个企业能经得起这种折腾。今天企业垮了，仑库空了、商品没有了、与厂家关系烂了、销售网络断了、人心散了、连房屋的产权都抵押给银行了，外欠债务七千多万，你们来收尸送葬了，却要我们献计献策共度难关。你们还要把为企业艰苦奉献几十年的老职工都踢向社会自谋生路，当干部的搞垮了企业拍拍屁股一走了之，调到其他企业照样当官，苦只苦了广大职工，你们为一千多职工的生存出路想过吗？你们这是社会主义吗？工作组默不作声。牢骚归牢骚，不少中层干部讲得声泪俱下，任何人都无力回天了。

    至今，不少下岗的晓园职工还挣扎在贫困中，生活无着。甚至捡破烂谋生的都有。这是改革开放中的惨痛教训啊！

    如今，我退休赋闲家，虽然我儿子、女儿、儿媳全都下岗，老妻亦无工作，好在儿子争气，在私企打工，甚有业绩。

“风雨艰辛六十年，历经磨难夜难眠。

  终于熬到平安日，而今唯愿子孙贤。”

     六十年风风雨雨，今日的我，虽然清贫，但每月有一千多退休工资，老两口衣食无忧，子孝孙贤，如今我还学会了电脑，创建了十个博客，在网络上讲真话，抒胸臆，摆历史，贬时蔽，结交了千千万万情深谊厚的网友，家里客常满，柜中酒不空。我知足了。

     六十年，弹指—挥间，我们国家变强大了；我们的城市变年轻了；我两鬓如霜变老了。

     六十年，我们的党犯过错，发过疯，伤害过不少好人，但也知错能改，逐步成熟了，虽然仍有贪腐和丑恶，人民还有不少怨言和不满，但我相信：中国共产党会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会清洗自已身上的污迹，会带领人民走向辉煌的。

     胡锦涛最近提出的“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是啊！我们的国家曾经被胡乱折腾了几十年，再也不能折腾人民了。党啊！吸取和纠正过去反复折腾的历史教训，清洗身上的贪腐污迹，一心一意带领人民实现民富国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