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视角] 中小学生十年“读名著”回望与反思

　　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家教育部于世纪之交对《语文教学大纲》进行了修订，第一次明确指定了课外名著必读书目，并规定了各年级学生的阅读总量。人民文学社于2000年初很快推出了“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丛书。毫不夸张地说，从此，我们语文教育史上新的一页开始了。

　　那时，也确曾一石激起千层浪。首先，是激发了阅读的热情。那年暑期，全国许多城市书店出现家长和学生排队买“名著”的壮观场面。与读名著相关的高考作文题，更使名著热卖升温。其次，阅读由散在的开始向制度化迈进了。这十年，有些抓得好的学校，开办了各种形式的列入课程表的读名著活动。

      最可喜的是，阅读由学校走向了社会。一些城市，许多有眼光的家长陪着孩子读名著，由学生而家长而家庭，这样自发而持久的一家三口、甚至三代人同室读名著，成为很难得一见的文化景观。毕竟，在普遍患了心理近视症的物质化时代，更多一些人开始明白了，人是必须多读点文学经典的，这对一个人的终身影响是其他教育不可替代的。学语文光靠几册课本不行，要多读，读成本的书。于是“名著必读”书目十年来也累累增加，从首推的30部，中经三次变化，目前已是七十种之多。

　　十年过去了，学生课内外读名著到底怎样了？存在哪些问题？原因是什么？今后怎么办？尚未见翔实统计资料，以本人一己之所见所闻，只有人文风气浓郁、有着读书传统并且有些定力的地区，比如上海和深圳等地，学生阅读是比较突出的。各地发展极不平衡。十年前那样读名著的风气和热情已经减退。大多数学校还没有进入情况，有的走走过场，有的连过场也不走。其间原因复杂，只能择其要者试析之。

　　首当其冲的，从心理驱动力方面来说，这仍然是全社会尤其是各级教育系统和中小学的领导及教师们，对于文学教育的独特功能和影响认识严重不足造成的。且不谈文学教育的其他重大作用，只谈一点，就是有多少人知道正是经典童话、唐诗宋词、科幻精品等有趣的“闲书”，对于小学三、四年级到初中一、二年级学生，在习惯形成的关键期，养成终生的读书兴趣和习惯，将起到几乎是决定性的“中介”作用的呢？育人立人，仅此一端就功莫大焉！各级教育部门领导及教师家长，如果没有对文学教育的起码认识，怎会对读名著有积极性、主动性呢？

　　还有，从规章制度的层面说，我认为现行的《语文大纲》有两点缺失。第一，应当对学生读名著的校内外结合、教师应起的指导和组织作用、对师生的考核方法，做出一些比较具体的规定，改变这些年放任自流的状况。这是强化课内外阅读的重要保证。第二，更重要的，几十年来我国中小学语文教育有一个怪现象，明明文学教育是语文课的应有之义，但在阐述语文课性质时，现行“新课标”也只提语文课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而根本不谈“文学性”。

      尽管语文课不等于文学课，但文学性是语文课独具的质的规定性之一，怎么只能以“人文性”代替呢？事实是，现在实用的功利主义和工具理性主义大泛滥，当今语文课几乎都变成实用工具课了，更何谈“人文性”。这是否和《语文大纲》一直回避、取消语文课的“文学性”有直接关系呢？而且，老师们又怎能放手抓“名著阅读”呢？“文学性”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之一，我们早就应该把它写入“大纲”中去了。

　　当然，也还有许多影响学子们读名著的因素。一个是时间紧，没功夫读，这是最明显的理由。其实谁人不知？低效的、重复的、无效的劳动捆住了孩子们，该减的减不下来，该读的没时间，全国都陷在这个人为制造的怪圈里！这里有教育管理的责任，也有家长们像起哄似地盲目从众的原因。再一个是，读名著与高考、中考没太大关系———在追求眼前利益最大化的国人看来，还真是个问题！

      然而，中小学生毕竟不像老谋深算的成人那般世故，可塑性非常强，你抓得好，激发他们的兴趣和欲望，他们就会感到原来文学经典这么美妙啊！所以教师是大有作为的，而不是束手无策的。而且，有关方面也应像福建省那样，出一些与读名著相关的高水平的试题。再比如，我们都会遇到这样一个老问题：推荐的名著多是文学经典，太古老，学生爱读吗？就本人十数年在文学经典赏析实践中接触的广大中学生及家长，他们大多不但喜欢、感兴趣，许多学生甚至所涉颇深。包括对鲁迅、托尔斯泰、红楼、三国和高尔基等等。朱光潜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告诫中学生说：我不敢劝你们不读新书，因为新书不用劝你们也在读；我要劝你们多读一点经受考验的文学经典，那些老书。读书不能赶时髦。（《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看来任何时代都有这种“唯新主义”现象，当今尤甚。

　　总之，读名著之路漫长而曲折，关键还在于如何引导。尤其是教育工作者，重任在肩。面对物欲横流的现实，我们尤其应该具有一种知其不可而强为之的担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