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视角] 《双典批判》的意义

　　关于我国国民性格之养成及其缺失，无数学者曾对此孜孜探寻。其实，远在战国时期韩非的《五蠹》里就有“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的论断，只是由于几千年来的“崇儒抑法”与社会形态的固化使得其中蕴含的进步意义无从得以展现。西方人始终困惑武侠小说何以在中国有如此经久不衰的魅力，这种对侠士的向往与对清官的期待一样，都反证出我们这个社会有机体的功能缺陷与道德空白。

      而侠士的行为在《水浒传》中武松、李逵、杨雄、石秀等人身上就更多的体现出近乎于“兽”的残忍一面，即滥杀与虐杀，包括对所有女性完全视为“无物”的极端蔑视心理。或许问题的严重性并不在于作者如此措笔的合理成分有几许，而在于多少年来我们是如此的津津乐道于这些所谓“英雄”们的所作所为是如何的“大快人心”，对于全书弥漫的血腥气息却表现的如此心安理得以至于麻木得毫无知觉，更无人追问背后隐匿无踪的世道公理。

      至于在《三国演义》中体现出的极端化的权谋性斗争法则与面具化生存人格，则在一定层面揭示了为什么长期以来东方民族总是或多或少地呈现出一种缺乏健朗、明快色调的扭曲、分裂式性格特征。不记得哪位哲学家曾评论说，一个古老民族，从婴儿开始起就已经衰老了。这与整体社会对权力的热衷、对权术的膜拜以及不顾道德底线的趋利行为是分不开的。

      扪心自问，自己从小受到的教育，包括我们现时给孩子的灌输以及我们的许多舆论宣传，有多少是真的做到了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在这样违心的环境影响下，人们不能不怯于个性的表达，不能不表现出一种阴郁的气质与虚假的面具化人格。联想起数年前某些学者专以阐释三国历史中的权谋之道而引起全民宗教迷狂式的追捧，“厚黑学”以及所谓官场文化也曾盛极一时的现状，我们是不是应当有一个击额猛醒，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发展阶段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启蒙，我们需要构筑什么样的理想社会并为之付出努力？我想一个起码的前提就是我们首先要摒弃、消除双典仍存留于我们身上的种种毒素。我以为这应当是《双典批判》的最大意义。

　　一种观点认为，相对于数千年来儒家思想与专制统治的影响与钳制，双典只是这一“大传统”中的“小传统”，是“分支”而不是“主干”，对于国民性的影响并不能起到主要的作用。我以为这里有一个“源”与“流”的问题。双典本身就是长期的民间传说与演绎的产物，后来当然经过了文人对正史的借鉴与加工，但它毫无疑问体现了民间大致趋同的心理取向，其中有积极的一面，也同样有糟粕的一面，而民间心理的产生与意识的反映同样是统治阶级思想的一种变相映射，这在马克思那里早有论断。所以将双典作为国民性批判的靶点至少是有着充分的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