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方言

我们重点解剖湖南、广东、江西交接处的郴州，这里是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方言交汇区之一，可以透过郴州看看一个特定地区的方言到底是如何构成的。

方言是一种多种影响力交互作用的结果

　　郴州，地处湘、赣、粤三省交界，但方言状态却迥异于周边地区，形成一个有趣的方言孤岛。
　　郴州境内方言分布的状况非常复杂，主流方言“街上话”以北方方言中的次方言西南官话为主要方言，无卷舌音，具有西南官话的基本特点，与周边的湘语、赣语、粤语、客家话等大相径庭，而语言既不与北边的湘方言同步调，也不与东边邻居赣方言同路，与南边的粤方言更不一样，从某种程度来说它呈现出一种“孤岛状态”。这种“孤岛状态”与陕西省留坝县的西南官话被中原方言包围的“孤岛状态”有些不同，它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郴州地区方言是被其他几种方言包围，而不是被单纯某种方言包围；
　　二、区内方言分布与地理位置关系明显；
　　三、境内除了西南官话、赣方言以及客家话之外还存在目前学术界也没弄清楚其系属问题的“湘南土话”；
　　四、郴州存在大面积的外部和内部交流操不同方言的现象，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双语区，它是指在本乡使用当地土话，对外交流沟通使用西南官话，主要分布在宜章、临武、嘉禾、桂阳四县；
　　五、由于区内方言复杂，在长期的交往发展中相互影响，实际表现出“大孤立，小融合”的特点。
　　郴州境内的方言分布状况大体如下：以郴州市区为中心，包括北湖、苏仙两区主要讲西南官话（街上话）；往东、往北紧接的永兴、资兴两县以及稍远的安仁属于赣方言区；而最东边的桂东、汝城两县则是客家话；往西、往南的桂阳、嘉禾、临武、宜章则属西南官话和湘南土话双语区，区内各地土话不一致，彼此不易通话。这个分类参考了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与地方志上把桂东、汝城划入赣方言区有所不同，当然，还有调查显示汝城的极个别地方也讲粤语。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作为境内强势语言和传统官方用语的西南官话。从文献资料来看，从来没有出现过川贵地区往湘南、郴州地区大规模移民的情况，但西南官话却为何成了郴州地区的强势语言？
　　第一，从西南官话本身特点来看，西南官话是汉语方言中音系最简单的方言之一，除了浊音清化这一官话的共同特点外，西南官话多数不分平舌音翘舌音，失落了大部分的中古辅音韵尾。中古汉语中的“-p，-t，-k，-m，-n，-ng”现在已经只剩下“-n，-ng”两个，而且没有入声。同时，与其他方言相比，官话的声调较少，多数入声字派入阳平调，分类简单，不似北京官话入派三声般复杂而混乱，但是有的片保留入声或者派入其他调类；其次，西南官话内部一致性较高（主要是声调调形的同一性较高），彼此都能接受对方的口音，所以通用性较广，事实上形成了接近成渝方言的区域共同语，同时这种区域共同语在很大多程度上避免了较多的方言词，同汉民族共同语书面语较为统一，文——语及语——文转换与普通话的功能相差无几；再次，较少规范汉字中没有的独特方言字。这是西南官话自身的优势，对大多数人来说学起来难度不大，容易在百姓当中推广开来。这是内因，此外还有外因。
　　整个湘南地区，包括郴州地区语言发展大致经历了战国中前期的瑶、壮等少数民族语言，唐宋以前古湘语，唐宋以后客赣方言及土话，明代以后西南官话四个大阶段。
　　西汉时，桂阳郡的人口约15万，但到了东汉桂阳郡的人口已达到50万。湘南地区人口的增多是北方大量移民的结果，这些移民主要由于屯军、流放、战乱等原因而移民的。因为人口剧增，东吴孙皓分桂阳郡而另设始兴郡（范围大约是今天的韶关、曲江、连州、始兴等地），这样粤北地区的一些地方就脱离了桂阳郡的管辖，随着汉人人口越来越多，居住范围越来越广，原先的瑶、壮居住范围就相对缩小了，加进了民族融合。语言学家研究资料显示：湘南土话与南部吴语极其相似，湘南地区的方言在宋代以前与湘语和吴语等方言的差别可能不大，整个湘南地区的汉语言都是湘语（引自曾献飞《湘南土话与南部吴语的关系》），直到今天，某些地方的土话当中还保留着古全浊声母。这是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就是客赣方言的发展。从唐朝末年开始，江西开始往湖南移民，据族谱记载，桂东的郭氏就是那时从江西移民过来的。此外，据《汝城县志•氏族志》记载：民国时期汝城县大约10万人口中有近8万人是江西移民的后裔。《桂阳县志》记载：桂阳县人口在10000人以上的24姓氏中有12姓氏来自江西。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发现：来自江西的移民人口数以绝对的优势超过了本地原始居民及其他省份移民。在大量江西移民的冲击下，郴州地区语言组成也发生了根本变化。郴州境内的桂东、汝城、安仁、资兴、永兴等地可能就是在这种冲击下由湘语区变成了客赣方言区。而且这种影响与地理位置关系非常紧密，离江西越近影响越严重。客赣方言对郴州地区原有湘语的影响可以从古全浊声母的今读类型来找到一些痕迹。第一种类型是古全浊声母不论平仄大多读为送气清音，例如桂东、资兴、永兴等地方言；第二种类型是古全浊声母逢仄声大多读不送气清音，逢平声大多读送气清音，例如安仁方言；第三种类型是古全浊声母的并、定母不论平仄大多读不送气清音，其他古全浊声母不论平仄大多读送气清音，例如汝城、宜章、桂阳以及临武等地方言；第四种类型则是古全浊声母今逢平声大多读送气清音或浊音，逢仄声大多读不送气清音或浊音。有学者这样认为：第一种类型实际是客赣化了的湘语；第二和第三种类型实际是湘语和客赣方言势均力敌的产物，而第四种类型则是完全官话化了的湘语或客赣方言。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客赣方言的影响与地理位置的关系问题。这是郴州方言发展的第三个大阶段。
　　从各县县志的记载来看，整个湘南地区的移民绝大多数来自宋明清三代。老百姓口中也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扯湖南填四川，扯江西填湖南”，从文献资料来看，明代迁往四川的湘南人并不多，大部分是在清代以后才迁往四川的，而且这些迁往四川移民的祖籍都是江西，他们大部分是在明朝洪武或嘉靖年间从江西移民湘南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在湘南生话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迁往四川的。根据崔荣昌的调查，那些迁到四川的人至今还说“永州腔”，而且“新派永州腔”已经混入西南官话了。可以说，西南官话进入郴州的时间是最晚的，为何今天却成了当地的强势语言？这仍然是前面说的语言竞争的结果。西南官话易懂易学，能被大多数了所接受。另外就是客观因素了。明朝统一天下后，官话自然成了社会语言的正统，而且明朝推行的异地为官制度无疑给官话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古代农耕社会与外界交往频率最高的官场交际和读书人之中都是推行官话。明清之际，在郴州为官者的籍贯，以川地为多，这是郴州今天“街上话”属于西南官话的最直接原因。据《汝城县志》记载，明代历任汝城知县没有一个原籍是湖南的，而同属湘南地区的江永县还流传着打官司要请一个会讲官话的人的民间故事。这个故事虽然说明当时官话的使用范围还不是很大，但是在政治等因素影响下，它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官话在整个湘南地区成为强势语言的重要原因之一。
　　推广官话的另外一支主力军就是读书人。据清嘉庆《湖南通志》记载，宋朝郴桂二军一共考取进士121个，占全省录取总数的12.9%，到了明朝，读书人就更多了。而且有各级官学和众多的私学，读书和交际大多使用官话，特别是官学，因为学生来自各个地方，方言通话程度低，所以在当时读书人当中使用最广的就是官话。而且在古代崇尚读书的社会里，读书人把这种带有地方特色的语言在其周围推广，官话就具备了迅速推广的可能性。这是官话在郴州地区传播的两种最常见途径。除了上面说到的两种途径，还有一种途径就是商业。虽然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农耕社会，但是在明朝，商业的发展达到了古代社会中的一个高峰，明朝中后期的江浙地区甚至出现了以“机工出资，机户出力”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资本主义萌芽。在这些“跑江湖”人经年累月的与外界交流中对官话的推广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方言体现周边地区强势文化的特点

　　湘语，这个作为湖南本土的语言，在郴州就真的很难看到它的影子了吗？答案是否定的。湘语语音特点中f/h相混，一部分n/l相混，无zh、ch、sh不分尖团等特点在郴州人语音中都有所体现。湘语在郴州地区体现得较为明显的除了上面提到的几点，还有就是词汇方面。比如“茅厠（si）”，在西南官话和湘语中都是“厕所”的意思，“打眼”在两种方言中和北方普通话中都表示“惹人注意”的意思，“打单”也都表示“不成双”之意，“宝”在湘语和西南官话表示“傻”的意思，“发痧”表示“中暑”，“发气”就是“发脾气”的意思，“龅牙齿”都是指“龅牙”，“梆硬”也都指“很硬”……诸如此类拥有大量方言特色的词语在两种方言中数量不在少数，这说明两种方言之间有着密切联系。此外，从一些词汇的构词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湘语与郴州话关系密切的特点。比如普通话里的“公鸡”，在西南官话中是叫“公鸡”，在湘语中叫“鸡公”，而有意思的是在西南官话为主的郴州地区却叫“鸡公”，它与西南官话不同，却与湘语相同了，这也是作为西南官话郴州小片的一个独特的地方。诸如此类的词汇还有很多，比如“虱子”，郴州和长沙叫“虱婆”，“女孩”都叫“妹子”，“青蛙”郴州和属湘方言区的湘潭都叫“麻拐”，“儿子”这个词在成都话里读“崽崽”，而在郴州官话、土话中却读“崽”，与湘语一致……这些词在西南官话的代表点成都话里都不是这样读的，这也可以作为郴州地区方言与湘语关系密切的一个佐证。

无论起于何种渊源，方言都带有显著地域特征

　　郴州官话作为西南官话的一个小片，无论在语音、词汇，还是语法结构上都明显表现出了一些内部特征。而从词法上来说，西南官话多用重叠方式构词，而在湘语中重叠构词的方式很少出现，这点在郴州官话里也得到了明显表现，此外还有一些与湘语语法结构中的特点想一致的地方。
　　从形式上来看，郴州官话词法重叠类型大致可以概括成两点：第一，既有完全重叠（AA式、AABB式和ABAB式），如“圈圈”、“聋聋哑哑”、“猛蠢猛蠢”，也有不完全重叠（AAB式、ABB式和ABAC式），如“掰掰脚（残腿）”、“圆滚滚（特别圆）”、“木手木脚”；第二，既包括单纯重叠，也包括重叠手段与“嵌插”等其他手段的结合使用，如“尖尖”是单纯重叠，而“蠢气蠢古”则是“气”、“古”两字嵌插的结合使用。在郴州方言词汇中还有一部分ABB式重叠形容词可以转化成BBA式和BA式两种，虽然以BA式出现时B音节通常增加音长，但是三种形式在词性和语法意义上都是一样的。例如：ABB式中硬梆梆，既可以说成BAA式中的梆梆硬，还可以说成BA式中梆硬，像这类的词语还有：黑墨墨—墨墨黑—墨黑，滑溜溜—溜溜滑—溜滑，臭瘟瘟—瘟瘟臭—瘟臭（恶臭）等等。从这组可以互换的词汇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奇妙的现象。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湘语词法中重叠构词方式极少，重叠构词方式是西南官话的一个词法特征，在这组词里面，虽然湘语中极少重叠构词方式，但是从ABB式转化到BA式时，该词在湘语中就有一样的讲法了，比如上面提到的“梆硬”、“墨黑”、“溜滑”等词。这个现象很有意思，它说明郴州作为一个方言极其复杂的地区，在融合各种方言时有其独特的方式，也说明了湘语、西南官话这两种不同的方言系统在郴州地区呈现出共同发展的特点。除了前面提到的这几种形式之外，还有“天远地远”的“天A地A”式、“死蠢八蠢”的“AB八B”形式以及“宝里宝气”的“A里A气”形式……这些重叠形式作为西南官话郴州小片内部的一个及其重要的语法特征，极大地丰富了口语词汇，增添了词语的色彩、意味和功能，还有就是它加强了词句的韵律感和节奏感，让人读起来琅琅上口，这些重叠词汇在人们日常生话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比较完整的方言区往往也会存在其它类型方言的孤岛

　　在郴州境内，客家方言的分布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虽然在1996年6月版的《郴州地方志•郴州地区汉语方言调查点示意图》中没有体现出客家方言来，但作为一个语言现象，它的确存在于郴州境内。《中国语言地图集》B15《客家话》中提到的郴州境内的桂东、汝城两县为纯客县，《湖南方言研究丛书》的“代前言”中也提到：“客家话主要分布在湘东南的汝城、桂东和炎陵大部分。”这两本书里虽然提到了客家方言在郴州境内的分布，但并不是很确切，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根据语言学家最新研究成果，郴州境内的客家方言主要分布在安仁、资兴、桂东、汝城以及宜章等五个县境内，而且在郴州境内是不存在纯客县的。比如《中国语言地图集》中提到的属于纯客县的桂东、汝城两县中，实际上在桂东县境内客家话仅分布在县东北部的清泉镇（原大地乡）及桥头乡、寒口乡的部分地区，在汝城县境内也主要是分布在热水、东岭、大坪、井坡、小坦、延寿、盈洞等乡镇境内所谓的热水话、东岭话、延寿话和盈洞话，至于两县境内通行的“桂东话”、“汝城话”更多的学者是把它们归入到“湘南土话”里。此外，安仁东南部的关王、豪山、关脑三个乡的部分山村的人以及资兴市“黄草镇的羊兴、源兴、龙兴、冠军、乐垌和黄家等六村，汤市乡的青林、坪子两村，皮石乡的皮石村等共9个村的部分居民约4000人”也是说客家话。根据湖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贺凯林的调查，在新《宜章县志》里划为“下乡语”中的部分话语实际上是属于客家方言。它主要分布在以下11个乡镇的部分村落：
　　城关镇的水浸窝；
　　黄沙镇的水源山，兰家；
　　一六镇的石碑脚、汤湖里；
　　白沙乡的水浸窝、圣公坛、湖杨尾；
　　栗源镇的乌田、高粱塘、四合村委会的王家；
　　莽山乡的和家湾、天堂湾、下长滩、钟家村、黄家傍；
　　岩泉乡的鹅婆塘、腊树园、马头庙，岱下胡家、周家湾；
　　笆篱乡的五斗冲（傅家）、曹家山（范家、印家）、白水塘浒口；
　　天塘乡的谢家、太平山、邱家山、石灰冲、油菜坪，燕子窝的秀斗冲、新民村；
　　东风乡的下燕村、贺家村、杨桐江、笠头，台宵的曾家、蔡家、孙家、袁家、水泥刘家、铜盆塘；
　　关溪乡的黄泥墩、鲫鱼塘、栗木、鲁塘、石窝塘、谭吴宁村的宁家坪、塘和里、马头下、尹家、新村、廖家。
　　上面的统计数据应该说是比较符合语言实际的，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客家方言在郴州的分布范围不是很广，被西南官话、赣方言以及当地土话分割成很多孤立的小片，呈零星分布状，只有在桂东东北部等少数几个地方相对集中。由于郴州地区客家人人口本来就少，再加上周边语言的影响，目前客家话使用趋于在郴州地区呈缩小趋势。虽然客家人有“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古训，诸如以前有女子回娘家一定要说客家话，外来媳妇必需在两年内学会客家话等规矩，但在当今社会频繁的往来、沟通中，古训控制下的状况已经发生了改变，在资兴，不少客家人还兼说官话和土话，在桂东，很多客家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也兼通“桂东话”，这些客家方言区实际上将逐步演变成双语区或多语区，更甚者会被当地强势语言所取代！

方言中积淀着深厚的本土历史

　　而神秘的湘南土话应该是一种混合程度极高的特殊土话，其构词成分中就包含了古代少数民族语言的底层词，古语词，湘语词、赣语词、官话词以及土话创新词，现略举几例。
　　扬雄的《方言》记录了秦汉时期的汉语方言词汇及其地点，这些地点就包括现在的湖北、湖南等长江中下游地带。《方言》中所记载的这一带的方言词语至今仍被湘南土话沿用，如“崽”字，表示儿子的意思。《方言》卷十：“崽者子也，湘沅之会凡言是子者谓之崽，若东齐言子也。”今湘南土话、湘语普遍称儿子为“崽”（读音略有不同），这是湘南土话和湘语共有的一个重要特征词，另外该词又见于赣语。“僄口”，《方言》卷十：“凡僄（音飘）轻也。楚凡相轻薄谓之相凡或谓之僄也。”“僄口”义为自我吹嘘，见于宜章赤石土话。“隘”，窄的意思。“隘”表示狭窄见于上古汉语，《诗经•大雅•生民》：“诞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广韵》去声卦韵乌懈切，“隘，狭也，陋也。”但在现代汉语中，“隘”不再独立成词，只作为构词语素出现在合成词中，如“狭隘”，湘南土话中的嘉禾塘村土话、资兴兴宁话以及“桂东话”中都有这种不见于其他方言的用法。“樵”，在古话中表示“柴”的意思。《广韵》平声宵昨焦切：“樵，柴也，说文木也。”嘉禾塘村、行廊、广发等地土话中都有此种用法。此外，“樵”还可以构成一批词语，如“樵火”、“樵刀”等。“樵”的这种用法少见于客家话和闽语，不见于其他方言。再如“着（著）”，表“穿”的意思。上古汉语穿衣服等统称为“服”，同时也常用名词动词化来表示，穿衣服叫“衣”（读第四声）。“著”字始见于《晏子春秋》：“著衣冠，令其友操剑，奉笥而从，造于君庭。”到了东汉，书籍中的“着（著）”字就常见起来了，“着（著）”开始取代“服”。现代汉语中“着”只在“穿着”，“着装”等个别书面词语中保存了这一用法，口语中“穿”早已取代“着（著）”。虽然湘南土话中的临武城关话也跟普通话一样说“穿”，但在其他的湘南土话中的比如嘉禾行廊等地都说“着”（各地发音有些差别）。“着（著）”又见于客家话、吴语、粤语、粤北乐昌土话。由上面的几个例子我们可以想象得出湘南土话的复杂程度，这也难怪语言学家们对于它的系属问题存在很大的疑问与争议。“湘南土话”是一个笼统的概念，不像西南官话等方言一样有很明显的共同特征，而事实上，土话之间的可通话程度也是非常低的，这也直接导致了桂阳、嘉禾、临武以及宜章等地西南官话和土话双语区的产生。
　　郴州方言也能够组成一些很有意思、让外地人不知所云的句子。如：“耧（lòu）到一个马路骨，绊了一跤（音高）”（马路骨：路上的石头）。也有一些郴州方言用字本来跟周围地区的方言相同，但一些郴州人不明就里，在书写的时候把本来发音与含义相同的字变成了不同，比如郴州人把意味着没有的“冇”写作“冒”，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郴州方言比郴州的矿产资源还要丰富，对于这座汉语言的富矿，我们还有很多事项值得去调查、研究。（编写：雪樵　凤翔）

作者简介：雪樵，中国顶级资源广告联盟秘书长、深圳雪樵营销策划顾问机构掌门人，资深营销策划专家、电视广告研究专家、医学基础理论研究学者、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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