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征鲁:好读书不求甚解》【知青公共频道 黄埔后裔】

（一）
　陶渊明在其《五柳先生传》中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总以为是他的自谦之词，即喜欢读书却没有真正读懂。后来才感悟到这是一种读书的方法。
　读书的方法就其大者而言似有两类，一类是精读、研读，甚至死背硬记，力求甚解，即所谓的“打破沙锅问到底，还问锅渣在哪里”。中国传统治学独尊这一种方法。学人对儒家经典十三经有注、传、集解，或考订形、音、义，或微言大义，便是这种读书方法的产物。在教育中更是贯彻这种读书方法。当时有称“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等等。应当说，这是求学治学的一种最基本、最重要的读书方法，今天亦如此。另一类是泛读、浏览，满足了一鳞半爪而不求甚解。这种读书方法每每为传统治学、传统教育所诟病，以为是一种懒人的办法、不正的学风。其实这是一种偏狭的见解，对中国学术发展的束缚与阻碍甚大。
　庄子有云：“人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对无涯岂不殆乎？！”说的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限的，以有限的生命来对付无限的知识岂不是很危险的事吗？！确实，如果仅仅精读，一个人终其一生也读不了多少书，故古人有“皓首穷经”之叹。而知识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其作为文化是一个有机关联的系统。我们认识其中的特定的内容或子系统固然重要，而了解相关内容亦即各子系统之间的联系，以及子系统与母系统，母系统与更大的母系统的联系亦不可或缺。后者每每构成了对前者更深刻的理解。如果说前者内容已汗牛充栋，那么后者的内容更是浩如烟海。对前者尚有可能精读，对后者则只能泛读。精读者取其质，泛读者取其量。二者共同构成了一个较为合理的知识结构。泛读之所以“泛”，一则是因为所读书的量大，故只能泛；二则是不同门类的知识能读懂的程度也不一，有的一知半解，有的甚至不及皮毛，也只能泛。如人文社科工作者读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可以仅了解其结论而不必弄懂其公式的推导过程。但是这种泛读与不求甚解毕竟在我们的知识结构中构建了专业知识以外的内容，或者说是专业知识的知识背景，或者说是与专业知识相关知识的目录索引。那么，你就有可能在这一知识背景下思考专业方面的问题，亦即多角度、多层面、多学科地思考问题。而且这种多学科的思考有可能是显意识的，也有可能是潜意识的。一旦在研究中真正需要其它学科的具体知识，由于在知识结构中已储备了相关学科知识的目录索引，那么这种索引即使是最简单的，我们也可以循此再学习有关书籍和内容，即反刍。这一回是精读，并且是学以致用的精读。
　传统中西教育的异趣之一在于中国教育是在精读背景下的精读，而西方教育是在泛读背景下的精读。一般来说，中国基础教育的学生对基本知识的掌握比较牢固，而到了大学、研究生阶段由于知识面的单一或狭窄，创新能力不够强；西方教育反之。今天我们提倡素质教育，提倡“宽口径，厚基础”的人才培养模式，也正是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这种认识。
　我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但我对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方法论等都有广泛的兴趣。读书构成生活方式甚至生存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精读的，自不必说；泛读的，有些书浮光掠影、跳跃式地阅过，即有些书只读序跋，有些书甚至只浏览标题、目录。研究也由古代政治史而现代政治史而史学理论而哲学。治学中也偶有创新之见。我以为这很大程度得益于交替使用的两类读书方法。
（二）
　我读书的涉猎范围是随着年龄的推移而变化的。孩提时代喜欢看小人书、故事书；青少年时代热衷于诗歌和散文；壮年时致力于历史或回忆录，而今沉潜于哲学、自然科学方法论。当然，这只是一个时期的大致范围，不排除旁鹜其它，“杂”始终是我读书的一个特点。
　读书之于我，百分之三十是职业或工作，百分之七十是消遣。前者无疑是精读，后者每每是泛读。读闲书实在是人生的一大享受。闲书者，没有负担、没有目的，唯有兴趣、唯有闲情逸致的一种读书之谓也。
青少年时期最可回忆者是不拘形跡的读书。那时家住福州于山戚公祠下，也就是今天的于山宾馆那些房子，常于晨昏之际在山腰的林森亭中或戚公祠高台上诵读《古文观止》、唐诗宋词中的那些名篇，至今虽岁月荏苒，许多句子依旧能朗朗上口。在福一中上学时，家与学校路途不近，每每边走边读打发行走的寂寞，几成习惯。有回在井大路行走时，看书入迷，朦胧中感到前面有根电线杆挡路，下意识地避开行走，再走一二步，电线杆又在前面出现，如是者三，放下书定睛一看，是班主任杨老师站在前面。他摇着头说：“你不能边走边看书，容易发生危险，还会把眼睛看坏。”我只好点头称是。望着他远去的身影又依然故我。在家里看书，不喜正襟危坐地看，喜欢躺着看，尤喜躺在父亲的竹躺椅上，泡一壶铁观音，边品茗，边看书。母亲见状，每每责骂：“骨头都酥了。公子哥儿，八旗子弟。”这真是用闲适的心境看闲书，只是和我那个年纪很不相称。
　在大学执教，常遇到的请求之一是向同学们推荐一本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书，这颇使我犯难。就我而言，似乎并不存在一本对我整个一生都影响最大的书，而是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书吸引我、甚至震撼我而已。袁枚诗云：“李杜诗歌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学人与作品之于时代如此，书之于一个具体的人何尝不是如此？！就这一类书而言，也是不胜枚举，这里限于篇幅仅举三种。上一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也正是我的青少年时代，中国社会处于日益“左”倾的意识形态严密控制之下，一切依意识形态的标准取舍，社会纪律严明且纯之又纯。家父作为共产党高级干部可以订购部分内部读物与书籍。其中有一套由全国政协文史征集委员会编撰的《文史资料选辑》令我耳目一新，兴味无穷。这是一套陆续出版的，卷帙浩繁的丛书。文章的作者是晚清至民国以来的仁人志士、遗老遗少、达官贵人、政客将领、社会名流、学者专家、文人雅士、工商钜子、戏曲名伶甚至汉奸地痞、妓女嫖客等等，总之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书的内容都是他们亲身的所见，所闻，所历，所思。内容五花八门，视角与价值标准也不一，对当时的我来说，简直是光怪陆离。正是这一部书令我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了历史，认识了社会。纯与不纯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纯，不纯才成其为自然，成其为社会，成其为历史。
　十年动乱，人们的精神生活成了荒漠，充斥世界的是阶级仇恨、阶级斗争。也正是这个时候有人在造反的混乱之际从某出版社的资料室抄出一批内部发行的书籍或禁书，其中主要有《州委书记》、《金瓶梅词话》、《第三帝国的兴亡》、《小铃铛》、《埃依特玛托夫短篇小说选》等。后来，这些书在许多人手中传阅。当我读罢《埃依特玛托夫短篇小说选》二三页时候，我仿佛即刻脱离了眼前的口号与批斗，进入了一个前所未闻的充满了美与爱的和谐世界。埃依特玛托夫是前苏联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的作家，他的作品把吉尔吉斯迷人的大自然与人性中最美好的那些东西融为一炉，出神入化地次第展现出来，使我在那个精神蛮荒、人性粗糙的年月，意外地听到了大自然的呼唤，人性的呼唤，而引发了我前所未有的心灵震颤。我永远记得那篇字字珠玑的《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后来有论者认为，埃依特玛托夫是描写爱情的圣手。我以为他是当之无愧的。
　“文革”后的最初岁月是“拨乱反正”的岁月、“反思”的岁月，也是我的大学岁月。对极左思潮的批判，产生了旨趣相反的二种思潮，即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我持后一种态度。为此，我又重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应当说这一选集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的精华。其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篇，我读了不下五六遍，每遍都有新的收获，或者说我是读了五六遍才渐渐读懂。马克思、恩格斯于１８４６年在这些著作中创立了唯物史观。他们认为人的实践活动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础，而社会的阶级对立导致人的劳动、人的实践之异化；只有扬弃这种异化，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而共产主义社会正是人的全面完善与彻底解放的体现。有些学者将之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这对我之后的学术研究有深刻的影响。我认为异化的具体原因与形式是会与时推移的，然其本质均为主导力量或主导价值系统的双刃剑效应，它又直接导致对这一力量与系统的修正或更新。
　关于读书，似乎还有许多话可说，限于篇幅，留待以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