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近晌午，我终于回到了家——南岳东街3号。进屋一看，我傻了眼了：家里只有时年11岁的大妹天凤，带着不满7岁的小弟国庆和年仅3岁的小妹鸣凤三个人在家里，哭作一团。所有家具等物全被翻乱了，地上一片狼籍。再一看，书和我的画稿手迹全无踪影。我连忙问大妹：“天凤，这是怎么啦？爸爸妈妈和你二哥（容章，时年14岁）到哪里去了？”她回答说：“大哥，爸爸昨日已被建筑公司的红卫兵抓起来了。妈妈带着二哥前天到姨妈家（姨妈符菊英家住湘潭县花桥公社花桥大队曾家冲）去了。昨日白天我们家全被红卫兵砸了。他们拿走了所有的书和画稿。还有，昨晚上他们说要换《户口本》和《粮证》，叫我把《户口本》和《粮证》拿出来，交给他们去换。我们现在还没吃早饭。”说完之后，她“呜呜”地哭起来了。我说：“别哭了。”因当年交通不便，又无电话，写信又不是一时半刻能收到的，坐车去喊妈妈，又无路费，走小路去吧，五六十华里路，起码得走一整天。正在我们兄妹无计可施、左右为难之时，我想到了慈祥可敬又乐于助人的大伯母胡淑莲。于是我就去找与我同住一栋屋的大伯母，可她还没回来，正在单位——衡山水泥厂上班。我别无他法，便对妹妹说：“天凤，你带好弟弟妹妹，我到衡山水泥厂找大伯母想办法去。”于是，我们都没有、也不知中饭到哪里去吃。我再三叮嘱弟妹们千万别走散了，一定在家等我的话语之后，来到了石牌楼，忍着饥饿。大步流星地往衡山方向走去。ffice ffice" />
当天下午约莫五点钟时，我好不容易来到了距南岳六十多华里以外的衡山县水泥厂某车间，找到了大伯母。此时，她正在上班，我把她喊到一边，将我家所发生的境况向她大体说了一番后，她连忙向领导请了几天假，随后带我到食堂吃了饭，并找了一辆到衡山的便车，我又马不停蹄的随大伯母搭便车到衡山两路口。随后，她买好了两张到南岳的汽车票，我随她一起于晚上7时左右又回到了家。
到家门口一看，大门上贴着一张墨汁未干的《勒令》。只见上面写着一些令我至今难忘的话语，内容如下：“兹勒令国民党潜伏特务，现行反革命份子，臭老九唐未之全家在三天之内立即滚出南岳镇。若不遵令，一切后果自负！”落款是：南岳镇红卫兵造反联合司令部，一九六六年十月××日。我默念了一遍《勒令》之后，大伯母因不识字，她问我这是一张什么条纸？
我便如实相告，她说：“他们（指红造联）也太狠心了，存心整人，不让人好活。”我回答说：“是啊！”
进屋之后，大伯母对我说：“容颐，你们都不要急，我先来煮饭给你们吃，吃饱了再作打算。”随后，大伯母连忙给我们煮饭吃，弟妹们这才吃了一天来唯一的一餐饭。大伯母连夜去找街道支书谭××反映情况。
第二天，我们都在家里等待妈妈早点回来。中午过后，妈妈带着大弟容章疲惫地回来了。一见到家里这几天的变故，我们全家哭作一团，大伯母在一旁直掉眼泪。
在安顿了弟妹们之后，我跟着妈妈符凤初去南街找到了时任“岳街居委会”支部书记的谭××，如实地向他反映和倾诉了我家的情况之后，请求他能宽限一些时日之后再下乡。谁知他竟不近情理地回答说：“我是在执行镇里的命令，你们只有赶快离开南岳，另谋生计。”无奈之际，我们只好回到了家，妈妈又带着我和大弟到南岳大庙西川门内侧的南岳建筑工程公司红造联指挥部“监狱”里看望了爸爸。父母和我们见面无语，只有悲愤的眼泪诉说了各自心底想说而不便说、也不敢在造反派的众目睽睽之下随意可说的话。不到半个小时，在造反派的催促下，我们又随妈妈回了家。
当晚，我的同学、好友——家住东街的何柱良偷偷地来到了我们家，向我们透露了一个我们当时还被蒙在鼓里的坏消息。
当时，柱良神秘兮兮地对我说：“容颐，我们是多年的老同学、老朋友，有一件事我今晚不得不告诉你，也必须告诉你。”我迫不及待地追问他：“柱良，到底是什么事？请你快告诉我，莫再拐弯抹角了。”柱良略停顿了一下，对我说：“谭支书派我和曹花玉（北支街人，文革后期因打砸抢偷盗等罪被判了徒刑），明天先押送你到松柏公社（后山）去安家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管制监督。我不想去，可谭××一定要我去，说这既是政治任务，又是行政命令。关系到我执不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政治问题，更关系到我今后的前途。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更不忍心押送你下农村去。”我说：“没关系，我不能难为你。”柱良说：“这样吧，曹花玉准备了一根皮鞭，我拿的是谭××发的一把梭标。他（曹）走中间，我押后，你走前面，在路上他如果对你下手，我就会对他下手。请你放心！我会尽最大的努力暗中保护你。另外，你还要作好思想准备。”我问道：“什么思想准备？”柱良告诉我：“谭××已准备了一块用大纸壳制作的牌子，并嘱咐我们明天一定要给你戴在脖子上，另还要戴手铐，你千万不能怪我啊！”我回答他说：“怎么会呢？一切都只能听天由命，顺其自然，任他摆布了。”何说：“真是无可奈何，我是被迫的。”说完之后就回家去了。我随即将此事告诉了妈妈。 | 
发表于 2011-4-28 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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