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三中（明德中学）后--岳麓林校

“6307”的日子>>

长沙市岳麓山林业技术学校（我们戏称为“6307”）是60年代中期，长沙市政府创办的六所公立半工半读技工学校之一。我在初中毕业填报的升学自愿中，根本就没有填报这所学校。还有长沙市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长沙市园林技工学校、长沙市农业机械技工学校、长沙市畜牧水产技工学校、长沙市农林技工学校等。在文革中，我们才了解到，它们是国家当时 “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普通高级中学和职业技术中等专业学校并重）指导下的新型办学模式。倒是很相符于今天的我国办学指导方针。>>

学校地址就在离城区不过10多公里的桃花岭境内，在现在的中南大学（河西矿冶学院校区）后面2公里处的一个小山坡上，那山坡叫坟山坡。风景倒是不错，青山绿水之间，绿树成荫，田园环绕。进校时，校区内仅已盖好几栋红砖平房：两栋教学楼、一栋办公楼、三栋学生宿舍、一栋食堂兼礼堂、一栋厕所、一栋澡堂、一口水井（用潜水泵抽水供使用）。道路、操场、养鹿场和位于矿冶学院校区校办工厂坡下的一个试验基地—苗圃，全都是我们到校后同学们自行凿挖修建。苗圃的原址是一机制红砖厂，一个高达50余米的烟囱还赫然立于其中。那时，弟哥等同学胆子特大，敢爬上烟囱顶，在那不盈尺的烟囱顶部唱歌剧样板戏《白毛女》，跳“太阳出来了…”的造型，看得恐高的我心惊肉跳。>>

林校的书记据说是原岳麓区委的副书记。校长则是我原所在中学的副校长。我们是林校的首届学生，招收了200名。其中，100名男孩、100名女孩。就是这位副校长，为凑足100名男孩，他就在我原所在的男子中学挑选了70名学生。挑选的标准就是，出身好，成绩太差，不适宜读普通高中的；出身不好，成绩优良，不能升普通高中的。后来，据文革中我们同学揭露，此中很有深意。我们的毕业去向就是管理长沙市的岳麓山风景区的园林。200名男女同学，学校有意将来将之配对成双，就在此休养生息…林校的老师们听说都是很不错的林业专家。有来自全国著名的林业大学—南京林学院的高材生；有著名的木材鉴定专家（我的班主任，据说他隔数十里远看到树木，就可知道其名目、材质）；有已颇有建树的《造林学》理论权威…>>

开学后，老师给我们发放了由老师们自行编著，油印版的《语文》、《政治思想教育》、《植物学》、《有机化学》、《肥料学》、《造林学》、《土壤学》等七门课程的教材。我们开始了半工半读的学习和工作。我们或半天上课，半天劳动；或者整天地劳动，建校的任务太大呀。>>

修筑校内的道路和操坪。那里是原来的坟山。几个威猛的小伙，甘莽、弟哥、干莽挥舞着硕大的二齿铁锄，几下掘出几块棺材板，森森的白骨吓得胆小的女同学四散跑开。我们用箢箕挑走它另行埋葬。操坪平整出来了，阶梯修葺出来了，篮球架竖起来了，道路用断砖铺设出来了，成龟背形便于流水，旁边还用断砖菱形嵌上，再在边沿栽上花草，美丽的校园在我们的手下初具规模。

建设苗圃。一块昔日的砖厂废墟，我们将它开整为块块田土。平地，连接成片；坡地，整成梯田状。挖出积存肥料的粪坑，某同学不慎掉入坑中，满身粪水，后来他长到了1.8米，我们笑他浇了充足的肥料，因祸得福。我们在苗圃里种上枳壳苗，学习柑橘的嫁接技术；我们在苗圃里种上杜仲苗，学习栽培技术。每逢给秧苗浇肥时，瘦小的女同学还要抢那些沉重的粪桶，没抢到的，竟哭泣起来。散工后，每人还要用箢箕挑20口红砖，走三四里地，带回学校，以备铺设校内的道路。

第一学期，我们拢共上了9天课。尽管是十分枯燥无味的理论课程，我们个个都在认真地学，晚自习时间里，大家不仅完成着老师布置的作业，不少人还从假日里到新华书店、大学，买来或借来高等林业学校的相关书籍，一起研读。都愿意学好知识，做一个国家林业建设合格的技术员。这一年的国庆节，学校组织了文艺汇演进行庆祝，林训班的哥哥、姐姐表演了支持越南抗美斗争的《削竹尖》，我参加了我们班的舞蹈《延安颂》的表演。为统一女同学们的战士形象，弟哥剪了某女同学的长辫子，让她好哭了一场。借来军装，像模像样地跳了一场。第二天，参加表演的同学不肯脱下军装，想集体到左家垄的照像馆照张像留念，遭到班主任的批评：“你们不是军人，不能随意穿军装照像”!尽管只上了9天课，期末学校还正正规规对7门功课进行了考试。

第二学期，建校劳动基本完成，我们上课的时间稍稍多了起来。好像是上了26天课，而实践性劳动还是一直坚持。下苗圃培育秧苗、嫁接柑橘、浇肥，除草、上山栽种茶籽，移栽珍贵的梅柑树（每人还分到两只甘甜的梅柑，据说只有中南局的首长才可享受呢）。还建设了一个养鹿场。从北京购来了70头梅花鹿，我们常常被派每人持一口袋，到岳麓山上采摘树叶给鹿群做饲料。割鹿茸时血淋淋的场面，让我们看到人类的残忍；有鹿因病死了，我们首次在食堂尝到了鲜美的鹿肉…自习课后的时间，我们在寝室嬉戏，作弄老实巴交的“老倌子”（他们给我那挚友起的外号），躺在床上还在讨论世上是否“最毒妇人心”…年级稍大，懂事早的几个同学偷偷开始了“早恋”。教室后面的草丛里，后面山坡上，处处可见他们成双成对的身影。熄灯了，他们还没有回来。同寝室好恶作剧的同学用脚盆打来一大盆水，放在进门处，又将房门虚掩，将扫帚洒上灰尘，架在虚掩的门上。依依不舍离开恋人的同学甜甜地推门而入，“哗”，扫帚掉下直砸头上，灰尘蒙住了眼睛，随之，双脚踏入脚盆的水中。他做声不得，打断牙齿往肚里吞，悄悄扯条毛巾，胡乱擦擦眼睛，擦擦脚，躲入被子睡觉。耳边就听见其他床上“吃吃”的笑声。

这一年的端午节，中午大家聚餐。八人一桌，我们的小组长，一位身材魁伟、性格豪爽的女同学，以往会餐时，为了让每个同学都能平等的吃上好菜，她总是大公无私地将之平分给每个人。有时分到自己都没吃上也无意见。这天，她不知是厌烦了这工作，还是咋的，菜端上来好久，她没动手分。大家看着她，他也看着大家。良久，她忿了：“我来分最后一次吧！”下午的劳动过后，由于天气炎热起来了，很多同学都想去学校在2里地外的水塘游泳。但那段时间，正是涨水季节，学校明确规定不准去。我在回寝室的路上，见她和另一女同学背着大包的衣服，往水塘方向去了，我旁边的一位同学劝道：“别去吧，涨水呢！背这么大包衣服，何不背个箱子去”？一语成谶，她失足跌入水塘深处，失去了如花的生命。夜晚，她的家人在我们的操场上守着她的遗体哭泣，我们第一次有了失去同龄人的悲哀。

6月，文革开始了。学校领导传达了努力学习毛主席指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精神。课停了、劳动也停了！学校乱了，同学们疯了，在市里派来的工作组指引下，他们将矛头对准辛苦培育我们的老师们，可怜的老师档案被翻了出来，谁谁是地主出身，谁谁是反动权威…贴大字报，抓老师在校园里游行。书记躲了，校长躲了…仅200来人的校园里，“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随之，工作组被撤走。校园处于无政府状态。不知是谁从学校老师办公室看到了数百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上盖着鲜红的大印：“赠给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长沙市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赠”。他们敏锐地对我们的学校性质、我们的学生身份发生质疑。8月10日夜，不知从哪儿找来了书记、校长，质问他们这一系列的问题。无奈，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他们如实交代了办学的内幕：

创办林校，湖南省林业厅本是只作了招收100个学生的指标和经费计划，让长沙市农林局落实时，他们将计划擅自扩大到200人。当经费不够时，他们向长沙市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提出作知识青年安置处理，让该办按知青安置的标准给予400元/人的经费补助。这样，我们就不是纯粹的学生了。毕业后，也不能享受国家分配的相关待遇。学校的建校来自这些安置费；鹿场的建设来自安置费；学生每月9元的生活费也来自安置费，8万元用完后呢？书记、校长无言以对…

同学们感觉上当了，同学们起来“造反了”！伴随着社会上文革的不断深入，同学们融入到了社会，大串联去了，到社会上造反去了，学校荒凉了起来。我们这些人留在学校逍遥了几个月，也离开学校回到家中，无所事事。后来，学校的课桌、床铺被附近的农民拆走了，篮球架被他们锯了，操场栽上了菜…

说到文革，我还有一段惊险的历程：文革第二年的六月，长沙的两大派组织，高等学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高司派”，以大学生为主）与湘江风雷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湘江风雷派”，以工人为主）等，在五一路激烈争斗。高司派势单力孤，湘江风雷派人多势众。几经争斗，高司派被围困在五一路中部的中阿友好馆（原中苏友好馆，今市口腔医院）。后，湘江风雷派以硫磺烧火，将馆中学生逼出，打死打伤大批学生。史称“六六惨案”。我和弟哥是高司派的同情者。案发前，我们曾在现场看过，很为学生遭遇不平。第二天，我们从学校来河东调查事情真相，不慎被同情湘江风雷派的我校两同学发现。即被号称“六号门”的搬运工人组织逮住，我还被路边一小孩用皮带抽打了一下。抓至“六号门”总部，幸得另一位初中同学看到，他以同情“六号门”的另一组织名义，保出了我俩。我俩的自行车却被他们收走。回家，我向同是支持湘江风雷派的大哥、二哥诉说，并指斥他们那派搞“武化革命”。过几天，他俩才帮助我们将自行车要回。从此，我们再不愿参加文革了，当起了逍遥派。住在学校，刻印革命歌曲玩。结巴子的六金同学将《越走越亮堂》刻成了《越走越亮亮堂》，笑翻了我们。

60年代末同学们向政府有关部门“造反”，政府承认，这些学校是当时根据“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办的，不正规，就按照中央有关精神，将我们分配到了工厂企业（自来水公司和公共汽车公司）就业。

进了工厂，我们喜出望外。我被分配学习钳工。这很符合我从小爱在家里修修补补，拆装玩具的爱好。我认真地向师傅学习，短短的一年时间，除学会钳工的基本技能，还无师自通地学会了装配自行车，修锁配钥匙等等。师傅悄悄地与工友说：“他的瞟学能力很强“！

同学们在自来水公司都干得很不错，车工、制修水表工、管道工、制水工、机电工。公司所有工种都有我们，都得到师傅们的极为喜爱。几个管道工曾因外出公务，发生车祸，还留下了工伤，大家并无怨无悔。

一年后，当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号召时，随着运动的进一步深入，所有的应届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生全都要赶去农村，他们忿然：这些带“农”字、“林”学校的学生，本就是面向农村的，咋就进了工厂，留在了城市？也向政府有关部门“造反”了。包括我们在内的六所带“农”字、“林”学校的学生，又被送到了湖南省的一些国营农场，美其名曰“照顾”！自来水公司的领导、师傅尽管并舍不得我们离开，却也无可奈何。只有那位在工伤事故中受伤最严重的同学，被公司留下来了。80年代，他和另一位从农场返长后调入公司的同学，还任上了公司负责人，可见我们这般同学们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