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永印象（四）（代海客瀛谈发）

             江永印象（四）

                                            农耕岁月

   秋天，江永的农村公路两旁有一道奇特的景观。

   秋收后田野里的稻草既不堆放在田野里，也不收回家里。公路两旁的绿化树，就是他们储藏稻草的好处所。

   汽车进入江永境内，你就会看见沿途的苦楝树的主干上齐肩高的地方，悬绕着一圈又一圈堆码得整整齐齐的稻草。远远望去，尖顶圆柱，大小一致，有如一座座谷仓，又像一排巨大金黄色的蜡烛，士兵列队似的，沿着公路一直伸向远方。

这样保存的稻草，到第二年春耕一根也不会腐烂。我曾经试图从上面拽几把稻草下来，结果是用尽全身力气，甚至揪着稻草百十来斤的身体悬空吊着，还是一无所获。后来，我也参加过这样堆码稻草的劳作，当然只有“打下手”的份，那爬在树上码稻草的，全是有经验的老农。离开江永之后，我到过湘南湘北的许许多多的农村，就再也没有见到用过这样奇特的方法来贮存稻草的。

   浩塘村的东面的山，连接着都庞岭的余脉------铜山岭。山上长着大片茂密的油茶树。整个冬天，我们的队里的任务，就是上山垦复油茶林。早上，队长在门楼前一叫：“唰骑咯！”（出工咯）我们就扛起锄头尾随着他。反正也搞不清方向，到他们停下来，告诉我这一块油茶林是我们队的，那一块是别队的，可是，那里并没有碑界，也没有任何标志，奇怪的是，他们每一个人却非常清楚每一颗油茶树的归属，就像熟悉自己的指纹一样。动员我们下乡的时候，说江永的社员没有文化，出一天工就在竹筒里丢一粒黄豆记工，江永如何如何迫切需要有文化的青年……。来到这里，我才知道这是个弥天大谎。其实村民从不自己记工，也从来不鸡肠鼠肚去怀疑记工员会少记、漏记，他们对自己的劳动日了如指掌，甚至于稍加回忆也能把别人出工的日子也一一列举出来。除了集体超人的记忆力之外，我想，更多的因为是民风的淳朴，彼此之间的忠诚和坦荡，在他们心灵深处，的的确确保留着没有被现代世俗社会劣习熏染的一方净土。

   垦复油茶林有一个附带的好处，可以各自将挖出来的荆棘和野树的树蔸带回家去，而且由于树蔸特别结实坚硬，也就很耐燃烧，是一种极好的燃料。但我们这些大手大脚娇生惯养的“酱虾焖”（长沙人），对这些参差不齐张牙舞爪的根根绊绊不屑一顾，乐得轻松快马，专门选那些没有树蔸的地方挖。可是那寸草不生的地方偏偏复土层极薄，稍不小心就挖到石头上，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江永要“一把锄头两个角”，异于别处的道理了。一个月之后，我们那些粗制滥造的锄头都变成了“缺牙齿”，虽然“扒猪屎”没有问题，混工分就很费力了。那时候，我们最喜欢的一句土话就是“拉雾”（回家），可是从队长的口里说出来，总是比我们期待的迟到了很多。

   当年的浩塘村民屋里是不砌炉灶的，只用一个约莫一米见方的木框围着着几块青砖组成“火塘”，平时生火做饭，冬天围炉向火。火塘中央放置一个圆形铁质的撑架，上面从楼板挂下一支可以随意提升的通钩，可以用来挂煮潲的鼎锅。。有一次，德新打死一只老鼠也把它悬挂在通钩上，烟薰得金黄的，让我垂涎了许久。因为火塘是全开放式的，也就没有炉膛的限制，那些张牙舞爪的树蔸便可以恣意躺在火塘里纵情燃烧。村民常年煮的食品是一种他们名之为“沫”的稀饭饭。上学的时候，曾经看过范仲淹未及第时“划粥断齑”的故事：

  “范仲淹少贫，读书长白山僧舍，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画为四块，早晚取两块，断齑数十茎啖之，如此者三年。” 一直就不知道这稀饭怎么划得开。来到江永，我们才有了真切的体会。原来他们熬出来的粥不像我们长沙这般清汤寡水，而是久久熬到极浓，直到米粒都化解成汁，冷却后结成块状，晶莹剔透，洁白如玉，颤冬冬地煞是好看。奇怪的是他们却要让它变质发馊，再用竹片划开，一坨一坨就着坛子里拿出来的“酸咸”（酸萝卜）盛食。我在饿的发昏时候曾经去过德新家讨吃，可是闻到那股馊味就食欲全无。他们吃起来却津津有味，而且并没有听说有人因为吃了这腐败变质的“沫”生出病来的，还说夏天吃“沫”可以避免中暑。但因为毕竟是稀饭，还是不经饱，村民们在下午工休的时间都要回家吃一顿煮熟红薯干，或者芋头，美其名曰：“夜欣”。知青是没有的，倘有人被相好的村民邀请去吃一回，便喜滋滋地不亚于去钓鱼台赴国宴一样的欢喜。有时候村民也偶尔带点给我，那又粉又香的芋头，其味真有如山珍呢！也难怪许多家境清贫的女知青无法抗拒饥饿的威胁，最终成为了村民们的媳妇，留守至今，有的连长沙话都不记得说了。

  小时候听大人说：吃“红锅菜”，想了许久，就不知道什么菜叫做“红锅菜”的，希望什么时候家里人也弄来尝尝。到江永我们无师自通：原来铁锅炒菜不放油，洗涮之后，锅底干了，马上就被氧化，变成红色的四氧化三铁。我们自留地里已经无菜可摘，当然也就连“红锅菜”也吃不上。聪明的不知是谁用它炒几粒米，添上一瓢水，再搁点盐，就是后来陪伴我们一日三餐的大名鼎鼎的“盐水汤”，倘能够到社员地里偷棵大蒜丢进去，那就最理想了，可惜的是总有一股难闻的铁腥味。开始，我们还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底线，像孔乙己说的那样“君子固穷”，不甘堕落。可是，正如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在《悲惨世界》扉页里写的：

     “  贫穷使男人潦倒，

         饥饿使女人堕落，

         黑暗使儿童羸弱。”

   我们终究没有能够保持自己的清白，把黑手伸向村民的自留地和鸡笼。我们没有能够改造世界，而世界却先行改造了我们。那时候村民养鸡是关在竹笼里的，每天早上把鸡笼放到收获过后的田间，任其自由地觅食，黄昏时候再把鸡关好带回家里来。因为我们的名声已经不太好了，当我们搬到村口祠堂居住之后，唯独只有德新敢把鸡笼放在我们屋前。他自信我不会对他的鸡下手。我也很珍惜他的这份信任，从来不敢有非之想。可是，有一天，我“大舅爷”从马河来，正好我外出了，刚进门他便告诉我在屋里逮到一只鸡杀了，一霎时，我懵了，但是事情已无可挽回。其时，我真的也还没有向德新坦白的勇气，只是说：“这鸡绝对不能吃，你把它带走，连鸡毛也要收拾干净，一根不留”。他便用报纸包起来塞进书包里。吃晚饭的时候，德新果然来了，他先到桌上看看我们盐水汤，然后低着头不声不响地在室内逡巡。我们一个个做贼心虚，大气都不敢出，直到他一言不发地出去了，我才吐了口长气。同时心中也充满愧疚。           

    在十年后回城工作，我领到第一份工资，就立即给德新汇去了十元钱，又给他孩子买了个书包。算是只有我自己知道的对他的一点补偿。二00五年，我再回到浩塘，宴请了全村的男子到上江圩的餐馆会餐。不是为了显摆，也不是为了感谢，而是为了道歉，为了赎罪。 第二年开春，“社教运动”工作队进村来了。现任队干部一律靠边站，被挂起来。起而代之的是“贫下中农协会”。我拜师学农的正好是贫协小组长石增。他当时正当壮年，是一个少言寡语、极其忠厚老实的人。石增身材矮小，身板单瘦，又满脸皱纹，显得比实际年龄要苍老许多。然而，他倒是特别的会生儿子，一连生了六个。最大才十四岁早已辍学在队里出工，最小的刚刚出世几天。我去他家，只见他堂屋里的摇窝里一个肉团，那婴孩一丝不挂，赤裸裸地躺在稻草上，手脚倒也壮实，只是冻得通红。我赶忙跑回家，从自己箱底里掏出一条旧棉裤，送到石增手上，二话没说就离开了他家。第二天早上我们还没有起床，忽然有人敲门，出去一看，一个形同乞丐的女人抱着一个同样赤裸的婴孩站在门外，来不及听懂她那嗫嚅的诉求，我只有逃走了。因为我再也掏不出另外一条棉裤来。

    育秧的季节来到了。工作队带着我们在村口背风向阳的地方开了一块秧田，可是这里都是靠阴河流出来的冷浸水灌溉，每年都要向田里撒大量的石灰，于是土质也就极其板结。也没有长沙地区农村里常用的蒲滚来捣碎泥块。于是我们就用最原始的办法，用手来捏碎一个个泥团。与此同时，社员向秧田里浇灌一担又一担大粪。于是大便就混在泥团之间无法分辨。我们大家都弯着腰在泥水粪水里摸索着，掰开一个又一个土块。突然只听见和生大叫一声：“挣趴娘老卤”，手里捏出几条蛔虫来，他气得直骂娘，中午回家连饭也不要吃了。

   转眼过了暮春三月，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放眼到处是一片青绿的江南好景。中耕除草的季节来临，女知青却都不去下田了。我们跑出去，只见队里男人都一律跪在田里，走到近处，才发现他们都没有穿裤子，光着屁股赤条条的，“那话儿”都露在外面了。原来这里泥脚太浅，而且土质死硬，站着用脚薅草的办法，根本就无法踩死那些生命力顽强的野草，弯着腰又太累，干脆脱掉裤子跪在泥水里，用手来除草就轻松多了。

嘿嘿！真是太罗曼蒂克了！你想想，这样空旷的、碧绿的田野，背景是青螺一样高耸的山峦，一群赤身裸体的男人……..真是一幅绝妙的原生态的风情画。我忽发奇想，是不是去也脱下裤子亲自去尝试一回。正犹豫间，社教工作队闻讯赶来，手里拿一根竹篙，把他们一个个撵了上来。后来，我问德新，你们除草为什么要不穿裤子呢？告诉你，你怎么也想不到他给我的答案是：怕禾苗的叶子划破了裤子呀！看着他身上一道道通红的划痕，我就骂他：“你就不怕把你的鸡巴划破了！”他嘻嘻地笑着，突然神秘地靠上来，低声地问我：“喂，我问你，你晓得‘麻批’是什么？”看着他那嬉皮笑脸的神态，我真是哭笑不得，啐了一口，回道：“是什么？是你的嘴巴！”。“是你嘴巴！”他生怕吃了亏，也回了我一句。

   四十六年前的江永，没有化肥，没有农机，没有双季稻……甚至连长沙地区常见的风车和水车都没有。田间劳作都沿袭着千年的旧制，只有我们才是这旧制的新的继承人。不要说我们挣的工分养不活自己，就是白给我们一担谷子，我们也无法把它变成米。因为没有打米机，我们只好挑到上江圩的水碓里去舂。有时候舂米的人多，往往要排队到晚上。有一个春天夜晚，山洪暴发，河水漫上河岸，冲进水碓，我们来不及收拾石臼里的谷子，眼睁睁看着江水把它卷走了。

   村子里有石碓，那是利用杠杆原理，以脚踩翘起一块圆形的石头，一下一下地砸在石臼里的稻谷上，用以砸破糠皮，砸出米粒。那种劳作，就像蹶子登山一样，舂不到十分钟，腿就酸胀得发麻，千千万万次蹬踏，好不容易把一些谷粒砸开，可是要把米和未能砸开的稻谷分离，却难为了我们。村妇们都有一双巧手，她们朝地上一蹲，小园筛往胯下一放，轻轻巧巧地转动那罗筛，谷粒就乖乖地团在了筛子中央，用手一捧扔回石臼里，只留下白花花的大米来，糠皮就到了罗筛底下。这种活儿，男人们是不屑与干不来的。队长青福的老婆，头天夜里生孩子，第二天早上就舂了一箩谷子，江永的女人们实在是令人哀悯。但是，我们却由于有了她们帮忙，只须留下糠来给她们做报酬，终于解决了吃饭问题。

    秋收时节，满垄金灿灿的。是农夫最开心的时刻。打谷机是没有的，上午将稻子割倒，放在田里晒，要等到下午再去打，这样谷子才容易脱落。扮桶里既没有扮摺，四周也没有遮挡的蓬簟，拿起晒蔫的稻草就朝扮桶的角上摔，许许多多的谷粒就飞到扮桶外面来。天上一半地上一半。实在是可惜。青福却说：不要紧的，给鸡子吃哦！所以在这里，收获后的田野里，都摆着一个个鸡笼。那些鸡们也很自觉，一到黄昏都各自回到自家的鸡笼去，从来不会搞错。可是他们还要把那些混在谷子里细小的、鸡毛一样的稻草屑弄出来，风车也是没有的。于是就分开两腿站在扮桶角上，再把畚萁装满稻谷高高举过头顶徐徐地倾倒下来，凭借风力把草屑吹到扮桶外面。实在没有风的时候，他们便一个个噘起嘴巴，发出啸叫:“荷----也荷--------荷”，说来也巧，真的就有那么一丝风被他们召唤到来。我也模仿着他们，不断地“荷----也荷-----”，但是任凭我喊破嗓子，这种“呼风唤雨”的能力到最后也还是没有学会。

    也许因为地处山区，浩塘人对于木制品就不那么爱惜。他们的扮桶，从来就不上桐油的。所以一旦被雨水淋湿了，木板吃水多，本身的重量倍增，扛起来格外沉重。他们搬运的方法也很别样：先把扮桶覆过来，只用一支木棒杵在桶的对角，然后人钻进去，扛起木棒，从这丘田走到另一丘去。那时我自恃年轻，有几斤蛮力，不甘示弱地硬抗。不料还没有直起腰来，只听见脊椎“咔”地一响，人就被压成“S”形，倒在桶底。完了，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腰断了！待到我从里面爬出来，就再也就站立不起来了，连走路都要搀扶着墙壁。石增听说后，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扯来几棵药草，嚼碎后敷在我那肿大的腰部，说：“不要紧的，没有伤着骨头。只要静静地躺几天就好”。

    不久，就到了茶油收获的季节了，浩塘村的门楼前，就有一座榨房。油茶开榨的日子是兴奋的。全队的男人一个不拉，吃的，喝的全由队里支出。这时候，油变成了水，尽管用，平时罕见的肉，豆腐，花生…..，加上红薯酒，只要你有肚子装，管饱，一个个喝得满脸通红，酩酊大醉……油榨房里有一个口径七八尺圆形的石槽，里面竖着一个几近人高的石碾。里面还有大的蒸锅。正中央横卧着的油榨，是一根凿空了的，要三个人才能合抱的巨大的树干。在喧腾欢闹的火光中，四个赤膊的壮汉拽起一杆悬在屋梁上的木柱，用尽全力朝木榨撞去，。“嘭---”地一声，伴着“嗨——”呼唤，木楔一节节窜进油榨里去，茶油便从油槽汩汩地流出来。我因为不能出工，去蹭了两餐饭，便觉得不好意思，懒散地回到家里。

    夜深了，一个人百无聊奈躺在寂静的祠堂里。听那远处传来的“嘭——嘭——”撞击的声音，思潮翻滚。我不是一个自怜自艾的人，也不会因为针眼大的事，流一车皮的泪。我只是在想一代一代的勤劳的浩塘人，为什么总摆脱不了贫困的梦魇，我们的到来，无疑雪上加霜，给他们又增加了沉重的负担。我们那一点点浅薄的，所谓的“知识”：几个数学公式，几条物理定律，根本无力改变“一穷二白”的状况。何况我们中间许多人完小都没有毕业……。

   我的思绪穿越时空，回到十九世纪初叶。

   在湖南湘潭韶山冲里。有一个十四、五岁少年，因为受《盛世危言》的影响，激起想要恢复学业的厚望。他逐渐讨厌田间劳动（原文如此），于是怀着一千四百个铜钱，改了籍贯到湘乡东山的学堂里去读书（见《毛泽东的少年时代》     埃德加.斯诺著），再后来他到了长沙，再后来到北京大学……还有他的几个亲密战友，也纷纷从宁乡花明楼，从四川仪陇走向外面的世界，还有一个走得更加遥远，到了法国的马赛…….这无疑是人间正道。如果他们当时也相信大有作为的理论，怎么会有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呢！再看看今天，那些“跳农门”的莘莘学子纷纷走进工业园，走进实验室，走上手术台，走进写字楼…….全国近乎两个亿的农民工劳动在繁忙的建筑工地和城市的各条战线，在为社会创造巨大的财富的同时，农业生产的不减反增，最明显的例子是，横行跋扈了几十年的粮票、油票、棉花票、副食品票……..都销声匿迹了。与当年2000万知识青年下农村时候“饥饿的中国”，成为极其明显的反差。

   原来，一个和谐的社会，需要的是英明的政策和宽松的社会环境的，农村发展需要的不是原始的社会劳动力，而是高科技，是大量的资金投入和学有专长的科学工作者，他们才真正可以大有作为。

     伟人也曾经告诉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青涩少男少女，举着奴隶社会就使用的的锄头、镰刀、箢箕、扁担，沿袭着几千年来最原始的耕作方法，要向地球开战，要改造世界，现在看起来无疑是一个闹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只不过这种失败，是以国家支付数以百亿计的金钱，近两千万青年的青春斵丧，数以百万计的家庭破碎为代价的。

“苦难是人生的宝贵财富”，这话是只有战胜了苦难的人才有资格说的。对于下乡后病退或者回城参加工作又遭遇下岗的老知青，这样的财富不要也罢。

    社会进步的大道是需要许许多多的卵石来铺就的，人类的前行也需要有人作出牺牲。我们不过是碰巧遇见这个“机会”而已。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富二代”、“官二代”与山区留守儿童的命运以及他们未来的生活道路判若云泥。贫穷不是农民的专利，富民政策首先要富农民。

    给每个人一个支点吧，不需要阿基米德，我们都可以撬起地球。 

                                                                                        初稿与二零一一年三月八日长沙  海客瀛谈

   2011 3.8摄于湘江风光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