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至善村（二十）

                                                     新至善村（二十）

2月13日深夜，具有传奇色彩的百岁老人姜运开教授，在长沙市第四医院的病床上安然逝世，享年106岁。2月18日10时，湖南师大在明阳山殡仪馆，为德高望重的姜教授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师大刘校长亲自作悼词，高度评价了姜教授的一生。我和夏悸、8012代表靖县知青向姜伯伯敬献了花圈、表示沉痛的哀悼。姜伯伯不但是新至善村，也是湖南师大的第一高龄老人。

我们家和姜家都是1953年底搬到新至善村来的，我们金家住平房8号，他们姜家住新至善村最靠后的18号两层的小楼房里。他们那栋房子后面是两三米的高山墈，后面就是荒山，高墈的泥土里露出一棺木的侧面，年代相当久了，棺木已朽蚀部分，不知是挖土的土夫子偷懒还是恶作剧，没把那坟挖走，这没挖出的棺材正对着姜的后门，怪吓人的。以后，住这18号的接连出现厄运，不知是与这没挖走棺木有关？

我和姜新纪同是1949年的，在幼儿园是同一个班的，他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我常到他们家里去玩，但从不敢去他家的后门，就是怕见那副嵌在泥土里的棺木。姜伯母是位慈祥和善家庭妇女，她欢迎我们小朋友上他们家里来玩。

 姜伯伯是湖南师范学院的第一任总务长，新至善村就是他一手营建的。之前，他也是湖南大学的总务长兼教授。湖南大学大礼堂是柳士英教授设计，由姜伯伯负责施工，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建成的。当时的造价是三万元，资金有缺口，姜伯伯便把湖大实习工厂里存放的飞机轮胎给卖了，才弥补了缺口，大礼堂也才得以完工。大礼堂建成后，可算是湖南省解放初期时的第一豪华建筑，当时全国正值开展“三反五反”运动，该建筑被当做铺张浪费的典型上了人民日报，姜伯伯也因此挨批。从现在的眼光看，建这栋飞檐琉璃瓦屋顶的大礼堂是有远见的，这栋建筑与岳麓书院交相辉映，成了岳麓山炫目的一道景观，凡参观岳麓书院的人，出来后大都要在这大礼堂前合影留念的。

 小时候，见父母都喊姜伯伯做姜总务长，我不知道总务长有多大？那时师范学院在新至善村只给两家装了电话，姜总务长家装了一台，我家也装了一台，是那种手摇式的。有天姜新纪生病不能去幼儿园，他就打电话向园长请假。园长在全园夸奖姜新纪聪明能干，这么小就会打自己电话请假了。小孩打电话的确要有点胆量，因为那电话是要总机转的，我一听到电话那头总机的粗喉咙“要哪里？”，就吓得说不出话来了，所以，到读小学我都还没向外挂过电话的，只接过打进来的电话。

学龄前，我喜欢在屋前屋后玩“埋地雷”，就是在路边上挖个小洞，在洞口铺上一张纸，再在纸上撒些碎土，让人看不出来，美名其曰“地雷”。这时我母亲就会来阻止我，说姜总务长看见了，会骂我把路挖烂的，所以，我老远看见姜伯伯下班回来，就“做贼心虚”般的躲进家中。

我们读的小学是师范学院子弟小学，学校在文庙里，师范学院办公地是岳麓书院，与我们教室打隔壁。有天学校临时决定不上课了，外出参加一个活动，要我们将书包送回家与家里讲清再来。我们嫌家远了，不想跑这趟，这时姜新纪要我们将书包放到他父亲那里，我们新至善村的同学一窝蜂跟着姜新纪去了总务处，七八个书包摊满姜总务长的办公桌。晚饭时，我们去姜新纪家将各自书包领了回来，姜伯伯中午就把我们的书包带回来了，那时我们的书包还不重，只有一块写字的石板有点分量，如果是现在的小学生，别说是背七八个书包，就是背两三个也费劲的。

我和姜新纪在小学也是同班同学，与所有的小孩样，我们之间也经常打打闹闹，争争吵吵的。有次我与姜新纪扯了皮，他就在新至善村的公厕里，每间茅坑后面的白壁上，用铅笔书写金X X甲乙等痞话。在新至善村那所公厕里，除了董晓白画的那两匹栩栩如生的马引人注目外，众多的涂鸦中骂我的话位居第二了，也还有别的小孩骂我的。一直到文革我下放前，那些骂我的话还赫赫在目，村里的人早已熟视无睹了，但我家那些对河来的亲戚，上完厕所后都笑我，劝我把那些话擦掉。我想也是的，虽说“人过要留名”，但也不应留在厕所的墙上，便找来一块橡皮来擦，那橡皮擦一道标语就没了。我用指甲抠了下那墙壁，白灰只管掉，这下有办法了，我找来块瓦片在墙上刮了起来，只几下那字就刮掉了，这厕所有十多年了，墙璧都起了壳，所以很容易刮去的，我留在新至善村厕所里的大名，就这样随着我的下放也消失了。

姜运开教授还是湖南省政协委员，1957年他同林兆宗、皮名举、解毓才、雷敢四教授，在省政协会议上联合发言，他们四位也是省政协委员，建议在高等学校内实行党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制，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湖南师范学院“五教授上书”一事。上书两个月后，反右运动开展了，这五教授中就首当其冲，除林兆倧教授外（他是师院副院长），另四人全给打成右派，降薪免职，下放劳动。姜伯伯也被撤掉总务长的职务，贬到师院农场长年劳动，还被迫搬出他精心营造的新至善村，住到知心村去了，同时搬出新至善村的还有解毓才教授。

知新村有十几栋平房，一色夯土墙、小青瓦屋面，门窗的材料有部分是来自建新至善村48家后的剩余木料，房屋质量较差，村子后面就是公葬区，住这里的大都是师院的工人家庭，也有些教师。这知心村也是姜伯伯在职时建起来的，姜家住进知心村后，只两间房子，很不适应，并且门窗还关不牢，油漆还沾衣服，姜伯母就揶揄姜伯伯，这就是你建的房啦，自作自受，姜伯伯也只得苦笑。

姜伯伯他们家从新至善村搬到知心村后，姜伯伯被罚去师院农场劳动，这段经历我在新至善村（六）中已有叙述，这里就不重复了，我只引用葛油回忆姜伯伯文章里的一段话，他是这样写道：“……姜伯伯是非常的与众不同：穿草鞋（皮草鞋），戴草帽！这身打扮与上下班的人流形成一种极大的反差。试想，那时有哪个教授，干部可能光脚丫穿草鞋去上班？更不用说像姜伯伯这样的大干部了！但姜伯伯好像根本不在乎，我行我素，年复一年。我没想过姜伯伯为什么会成右派，但我想过，他这么自信，不在乎那些奇怪的目光，一定是得益于他出身贫困和长期革命斗争的生涯（当然是我的想像）。 姜伯伯头戴草帽，脚穿皮草鞋，裤腿卷到小腿处，腰上还扎了一条萝卜手巾，再加上他清瘦的脸狭和下巴上浓密的胡茬（可能一天没刮脸？）姜伯伯还真像做力气活的人。但他专注眼神是立即告诉我这是一位充满毅力和自信，不会让人任意摆弄自己命运的人。”

 1979年，姜教授已74岁的高龄了，在劳动20年后，湖南师范学院终于给他彻底平了反。平反后，学院将姜教授安排回新至善村居住了，但不是原来的18号旧居，住到48家最后那栋的66号。与此同时，学院也将姜新纪的妹妹安排在湖南师范学院工作，姜新纪那时已在长沙市二轻系统里开工具车，他还用这辆工具车送我母亲去四医院看过病。我母亲喜种花，想找些材料围花园，姜新纪就找来几块旧竹架板给我母亲的。

我与姜新纪接触多是在我退休后，姜伯伯的家已搬到师院幼儿园边上的段家坡新房里，离新至善村不远。姜新纪全心在家照顾姜伯伯，所以很容易找到他，我们常在一块聊，聊他父亲的遭遇。这我才知道，姜伯伯其实是位老革命，他是宁乡黄材人，上世纪的二十年代初，与毛泽东同在第一师范学习，一道宣扬革命。192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宁乡地下县委书记，1928年被国民党逮捕，经多方营救出狱。脱党后，专研美术、艺术、文学、历史等学问，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去日本的早稻田大学留学深造，回国后在湖南大学等学校教书。姜伯伯为湖南的和平解放也作了贡献的，长沙刚解放时由军管会任命他为湖南大学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成员中有后来的李达、易鼎新校长，姜伯伯后来也被任命为总务长兼教授。当时的大学校长下面就是总务长、教务长和图书馆长三长，级别相当于现在的副校长。1953年全国大学院系调整，湖南大学拆散为湖南师范学院和中南土建学院，姜伯伯被任命为湖南师范学院筹委会委员，后任第一任总务长。

姜新纪还向我透露了他父亲隐藏多年的一个秘密，毛泽东在1945年重庆谈判时，曾接见过姜伯伯，给他留下“好自为之”一句话。解放后，姜伯伯的众多的不幸遭遇是否与这句话有关，就不得而知了。

姜运开教授传奇坎坷的一生，也是新至善村众多高级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