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半路出家，做了民办教员，拿国家每月五元的补助，再到生产队领一份略低于主劳力的工分报酬，养家糊口，差强人意。
我的前任，是一个下放江永几近十年的长沙知青。大家都叫他------詹哈子。他单高黝黑，目光炯炯，略显腼腆，但笑容可掬。一天到晚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由于渊博的学养，及和蔼可亲的待人接物，加上极其负责的教育教学。在村子里颇受农民的喜欢。她时常随身带着一个三两岁的孩子，其时，他已婚多年。她夫人还得出工赚钱，贴补家用。每天，他爷俩都会从我们的门楼前路过。上学，下学。见到熟人，哈哈一笑，见到生人，微微点头。
在返城的大潮裹挟下，他放弃了相对来说较为理想的工作，义无反顾的踏上了回家的旅途。我接他的班，这一接，接了四十年。一直到二十年后的一九九四年，他才再一次回到第二故乡来看看。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想必，江永有着他太多太多不愿回首的伤心往事。
下放十年，刨去文革的一段短暂的回城日子，他与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几乎十年的朝夕相处的时光。文革十年，各种各样的文化生活一扫而光，而边远农村的文艺宣传倒是开展的红红火火，有声有色。特别是有知青的地方，那毛泽东思想宣传，更是轰轰烈烈的开展着。那些年，江永每年一度的文艺汇演，绝对是长沙各中学，文艺实力和文艺人才的大比拼。记得，好像是铜山岭的队伍最有名气。由于他们是国家农场，资金雄厚，置办的道具，服装特别有模有样。而我们村的文艺宣传队，也每每代表消江公社出席县里的汇演。而且常常能拿到漂亮的成绩。这其中。莫不与詹哈子的导演才华和负责精神息息相关。
在那个拥挤的大队部里，我们一起度过了许许多多快乐的青春时光。每到秋收完毕，农事闲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组织起村里面哪些十七八岁，稍微有点模样的少男少女们，排演节目，自娱自乐。詹蛤仔，自然就当仁不让的做了导演，兼队长。内容大多是时下流行的革命歌曲，或歌伴舞，或舞伴唱。偶或也自编自演的搞个小话剧，数来宝，三句半，快板，相声之类什么的。当然演得最多的还是那个时代最为流行的革命样板戏了。
记得有一年，我们排演【红灯记】，他导演兼主演，扮演一号主角----------李玉和。而我则饰演反派---------鸠山。他别出心裁的拿来村里，用来套船的大铁链子，突发奇想的往头上一挂，再往两手手腕一套，在胸前打一个结。穿一件血迹斑斑又支离破碎的洁白的衬衣。那样子，活脱脱一个李玉和再世。加上他那高亢嘹亮的男高音，一曲唱罢，余音绕梁啊。在江永人民礼堂的众目睽睽之下，他拿腔拿调，字正腔圆。西皮，流水。喝彩声一片。在当时，不知道迷倒了多少少年男女。
直到今天，我还能不太生疏的吹一管竹笛；拉一把二胡；弹一首三弦四线；识个五线谱；敲个七锣八锸；吼几句九九艳阳，十送红军什么的。无不是得益那个时候吹拉弹唱，粉墨登场练就的三脚猫功夫。以至，现在的儿孙子侄，无意中碰到我小试身手，晓得我的这点技艺，也无不惊呼尖叫。对我们文革十年的际遇大呼过瘾。恨不得生不逢时。他们哪儿知道，那时不过是自我封闭，苦中作乐罢了，他们那儿晓得，那时的食不果腹，衣难遮体的有苦难言。不过话说回来，文革十年，全面否定，说说容易，做来也难哪。哦，球有点擦边，也跑题了。打住，打住。
四十多年过去了，在我的心中常常会回想到，那业已逝去的快乐时光。想到詹哈子那单高黝黑，目光炯炯，略显腼腆，但笑容可掬的书生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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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2-10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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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2-10 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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