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果树下（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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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收完田里地里的粮食，大队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移山、治河、造田”的运动。其设计蓝图为：挖掉六都坪生产队附近的一座小山，然后打通与之相连的一条叫做鞍子口的山梁。山梁挖通后与渭溪河水相接，在这里建一座电站；挖出的土石方，绕着大队部周围的这一大片荒滩，修一条长堤；堤内的荒滩解决水患之后，再将荒滩变成良田。

动员大会开过之后，十几个生产队被督促着火速派出了“参战”人员。“参战”人员的工分按在生产队出工时记，每天还得补贴几两米。

当初将我们一家安顿在下茅塔，是上级部门给予我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的“关照”。下茅塔，在全公社可以说是最穷得“叮当”响的一个生产队，但是，二十来个人猫在那“开门见山”，出门不是上山就是下山的半山腰中，可能也感觉无聊。忽然听见有几个“长沙佬 ”想安排到他们那里，也许是为了图个热闹，大家便懵懵懂懂地点了头，等到清楚“长沙佬”也长了嘴巴，而且还要与他们抢食呷，想“退货”时，却没人理他们了。“退货”没人理，但是要派义务工却有了挡箭牌，再加上今年遭了灾、减了产，现在正是大麦小麦荞麦的秋种期间等一些理由，最后的结果是让大队来催派工的领导几乎下不了台，只得说：“好，好，好！你们队上少派点，去一个人意思一下，好不？”而这个改造大自然的历史使命便落到了我的头上。

于是，在大队部前那片长满人多高芭茅草的荒滩上；在相距不远的鞍子口山头上，到处便都涌动着“战天斗地”的人们。

一条由树、木方、木轨搭建而成的，双向的、庞大的、呈斜坡状的高架“铁路”，从鞍子口一直延伸到荒滩的边缘。

当爆破作业的哨声发出“警报”解除的信号后，人们便将炸出来的岩头、碎片、泥土，用木轮木斗的“矿车”，运到筑堤的工地上。

大块的岩石砌堤身，小块的碎片和泥土填充在堤体内，卸了货的空车从另一条线返回。办法有点“土”，却实用，减低了劳动强度，还提高了工效，而且就地取材，成本不高，简便！

最令我佩服的是，那些没有经过加工的岩石，奇形怪状、形态各异，却在这些平常的山民手中，几经摆弄，便砌出了一条整齐划一的堤墙。

在工地上，我的工作是随车装卸，即人们将岩石或泥土碎片担（抬）到空斗车旁，由我们倒进斗车内，满了，然后顺着高架木轨推到指定地点，打开边板，用锄头刨空斗车内泥石，再返回装下一趟。

搞运输、搞装卸，基本上可以算是我的强项。父亲解放前是在国民党的机械化部队当头，熟悉驾驶技术，解放后，进入运输公司工作，开车。在当时，驾驶员紧缺，会开车的人很多单位抢着要，可是，当带出一批学员之后，再让一个“阶级敌人”掌“盘子”，便有人觉得不放心，也感觉不利于对父亲这样的人进行改造，于是，将父亲略为转行，由开车变为拖车。开车拖车一字之差，却把我们兄弟害苦了。俗话说：落毛的凤凰不如鸡！父亲改行后，长处变短处，劳动效能大打折扣，一个人的工作，往往要两三个人才能完成，于是，累及我们兄弟从小便就跟在父亲的身后推板车。当我到了十二、三岁时，情况便起了变化，变成我在前面拖板车而父亲则沦为“帮老倌”在后面推板车了。也许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个时侯的我，装卸百十来斤一包的水泥、拖千多斤一车的货，对于我来说已不是难事了。

曾经听人讲过一个这样故事，在此聊以自嘲：有个人对别人说，我爷爷那时，只怕身体有蛮差，随到哪里去，都要人抬起走；到了我父亲这一辈，人就显得身体硬朗些哒，要到哪里去，自家能够走起去了；你看我现在身体好结实，抬个把人，随到哪里都可以打起飞脚走！

而这个时侯正在移山、治河、造田的我，比这个一代不如一代的抬轿子的后生还要“硬朗”。与我搭档的功益，个子高高，人长得端正，却偏与我一样都有个臭脾气---爱虚荣。在我的带动下，俩个人做事干劲足，动作麻利，不几日，便将工地上的流动红旗插在了我们的木轮斗车上。

收工的哨子吹响之后，人们陆续来到设在大队部的厨房。厨房的案板上，摆着大钵大钵煮熟的南瓜。走头的人端起一钵南瓜，放在大队部前的空地上，不分男女老幼，围成一圈，席地而蹲，满八个人就开餐。

如果呷饭时有人嫌尽呷南瓜伙食不好，遇上年纪大些的人，就会苦口婆心淳淳教诲：当年我们在某某地方做事时，连南瓜都冒得呷，就是在溪滩里捡几粒小卵石，洗干净放在碗里拌点油盐。呷饭时，扒口饭，夹粒卵石在口里汲一下，便觉得有滋有味，哪像你们现在这些人，呷南瓜还不知足？有了这样的传统教育，以后每当吃饭，那些嫌伙食差的人，便噤若寒蝉。

但是当领导的不是这么看问题，认为还是需要体恤下情。所以，偶尔也会命人找个深水塘，往里面丢几筒炸药，将那些潜藏在岩潭深处逍遥自得的鱼儿，“翻”几条出来为大家改善生活（但僧多粥少，仅满足于“君子尝滋味”），或者是一、两个月杀条猪，让大家感受一下“一平二调”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注：一平二调，指的是人民公社搞平均、共产，无偿调拨生产队的生产资料、劳动力、产品及财产。）

第一次享受这种优越性，我就受了教育。那天听到说工地“打牙祭”有肉吃，我的心里就乐开了花。从过年试了肉味，到现在过了十来个月，肚子虽没得胃溃疡，却早已得了“胃亏肉”。当一钵南瓜一钵红烧肉摆在地中央，八个人围拢来以后，开餐进入正式程序。可是呷饭时，人们的筷子，一直都是伸向南瓜钵，对肉钵子似乎视而不见。我尽管“喉咙里伸出了手”，但也不敢造次，只能随大流而行。终于，有人提议夹肉吃，于是每个人都将筷子伸向早已瞄准了无数次、肉的它子稍大一点的“目标”。一团肉进口，哇，好香，好油，好滋味，怎一个爽字了得！忽然眼睛一扫，噫！怎么有大部份人的肉都夹在碗里没吃？旁人见我惊疑，说：“等下带回去给我小伢吃。”我的脸一下就红了，我在心里责备自己，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自己的亲人呢？因此剩下的三团肉，我找了张纸包好，摸了几里路的黑，送回了家中。

大队搞的这个“移山、治河、造田”工程开工后，便规定除了六都坪、王家坪这些附近生产队的人员可以住在家里，其他的人都必须住在大队为这些人腾空的几间房屋内，以免路远误工。所以一到晚上，原本荒凉的乱石滩便史无前例的热闹起来。打牌的、挑花的、补衣的、哼戏、唱歌的、讲古的，三人一群、五人一伙。尤其是打百分、争上游：或是纸条条将脸贴得像个“无常鬼”，或是夹子夹得耳朵根子发红、发紫，若是有人“赖皮”，几个人揪得一团，笑声、闹声，声声振耳。

我虽然也是个爱热闹的人，但因为出身成份“高”，一般的年青人羞以与我为伍，怕与我过分接近会影响到他们的前程。所以，更多的时侯我都是猫在一些老年人的背后听他们谈天说地，听他们讲本地的一些风土人情，而这些随意的聊天，却为我本闭塞的视野打开了一扇“天窗”。

连续晴了一段时间，这天老天下起了雨，工地上被迫停工休息。闲来无事，我上住在附近的功益家走走。

进门，功益正在打草鞋，他母亲坐在火塘边补衣服。大家打过招呼后，我看见功益旁边还放着一捆没捶的糯谷草，便顺手拿起旁边的木捶，一边捶草一边和他母子闲聊。功益的性格比较敦厚、木纳，相对而言他的母亲倒有几分精明、精致，只是岁月的刻痕，却过早的爬满了额头。

我问功益：“你爹呢？”

“我爹到张家滩我姨娘家还粮食去了。”

“还么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