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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这次为什么简化这么一点
经过三年整理研究，在第一次简化字的基础之上，1975年5月，由叶籁士领导的文字改革委员会反复敲定了111个新简化字，报送国务院审阅。四个月后，国务院办公室转来周恩来的批示：“第一批已经公布这么多年了，这次为什么简化这么一点？”
总理的埋怨让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叶籁士如坐针毡。这111个字，是经过反复挑选的，群众已经使用的字，如果再增加就只能生造了。但总理的指示又必须要执行，于是方案又进行了近两年的修订工作。1977年5月，委员会修订后的草案再次报送国务院审阅，此时草案光第一表就有了248个新简化字。这时，毛泽东、周恩来均已去世。五个多月后，国务院批示：草案可在《人民日报》及省一级的报纸上发表，征求各界意见，其中第一表的字，自草案发表之日起即在图书报刊上先行试用，在试用中征求意见。第二表收录了605个新简化字，推出后仅供讨论，没有直接实行。
1977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及各省级行政区一级报纸发表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人民日报第二日起即开始试用，这就是所谓的“二简字”。
【试用】“二简字”引发反弹：半年后即停止试用
对汉字进行大手术：笔画减少将近一半
“二简”与“一简”一样，都是针对最常用的字，比“一简”还要简单。几乎动用了所有的方法，想方设法减少笔画、简化结构。大致上可以从简化形体和同音兼并两个方面去分析，这两者不是截然分清的，有部分是交叉内容。虽然“二简”只对常用字简化，但汉字的体制并不允许随便地对局部进行改造，其原有的成分与新简化字相互抵触。所以，“二简”突破了“以利目前使用”、针对常用字的原则，力图全面的改进汉字的总体功能。因此，淘汰了一部分“容易读错和写错的字”，改为同音字；将一些复杂的偏旁和结构简化或变换为新的写法；合并了一部分偏旁。这种简化实际上是对汉字进行了大的手术。具体可参加下图：
简化结果为：“草案”把原来590个一简字化为462个二简字(不包括简化偏旁类推出来的391个二简字)。平均笔画从13．1降低到6．9，二简字比原来的一简字的笔画几乎减少了一半。在看似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引发了巨大的反弹。
当时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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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者称“二简字”缺胳膊少腿难看至极
1978年3月4日，胡愈之、王力、周有光等23人联名写信给第五届全国政协秘书处和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秘书处，要求第五届全国政协和第五届全国人大的主要文件不采用草案第一表的简化字。
胡愈之、王力、周有光等本是文革前文字改革委员会的重要人物，叶籁士最初领导文字改革委员会搞“二简字”时，他们还深陷文革漩涡中不能自拔。随着文革的结束，他们逐渐得到平反。这些制定“一简字”的老一辈专家，认为二简字有很大不妥之处，一些字根本就是生造。
批评者说，直观地看，这些简化字缺胳膊少腿难看至极。专家指出，“二简”方案放弃了原来取得成功的以“简化偏旁”和“可作简化偏旁的简化字”为简化的主要方式，而是缺乏规律地甚至是大量地简化字形；一些字只在个别行业或某个地区使用，普遍性不强。有的为简而简，是人为新造的，缺乏约定俗成基础，所以难以推行。而且方案拟订和公布过程十分仓促，事先既未召开文字改革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也未经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不像“一简”方案那样慎重地事先广泛征求意见，专家反复讨论、征求意见并修订。
1978年4月到7月，国家教育部、中共中央中宣部分别发出内部通知，在中小学课本、教科书和报纸、刊物、图书等方面停止使用第一表简化字。
【废除】胡耀邦一锤定音“二简字”被彻底否定
“二简字”反复修订，无法取得一致意见
“二简字”停止使用，但是并没有作废。“二简”是“草案”，一旦公布，就必须进一步完善，使它成为正式的方案。因此，文字改革委员会立即进入了修订阶段。委员会还进行了改组，其中董纯才、胡愈之、吕叔湘、王力、周有光等人都是文革前文改会的重要成员，阵容可谓十分强大。他们依据约定俗成和合理简化的原则，又综合之前各界对草案提出的意见，做了许多工作，反复进行逐字审议。最终于1981年8月制定出《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修订草案)》，这个草案共收简化字111个，删除了另外一百多个饱受各界批评的“二简字”。
这个修订草案再次面向群众征集意见，同意简化的占据了多数。有些群众甚至还觉得简化字收得少了些。但也有群众提出不同的意见，也有中央领导认为需要对汉字简化工作再进行通盘考虑，慎重进行。结果修订草案又是一拖再拖，方案始终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胡耀邦：规范用字，不准任意简化，拉丁化拼音只作为语音符号使用
随着“左”的思想风气一天天的纠正，久拖不决的修订汉字简化方案来了一个全盘改组。1985年12月，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简称国家语委)，强调国家语委要“促进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这一通知表明拼音化道路已被放弃。
随后，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亲自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二简字”的问题。胡耀邦说，已有的简化成果要稳定下来，规范用字，不准任意简化，拉丁化拼音只作为语音符号使用。
1986年6月，国务院转批了国家语委废除二简字草案的请示，并发出通知说：“当前社会上滥用繁体字，乱造简化字，随便写特别字，这种用字混乱现象，应引起高度重视。”废止1977年的二简字草案，也等于将后来的修订草案和增订草案统统废除。
随后，国家语委重新发表了《简化字总表》，共计2235个简化字，只对1964年编印的《简化字总表》中的6个字做了调整，沿用至今。这表明，“二简字”这个从1972年就开始酝酿的特殊时代的产物，被彻底否定。
文字学家周有光：人心思定让“二简字”没有继续推行
文字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载体，它需要保持稳定，不是一块抹布，可以随便拿一块新的就扔掉旧的。“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主要表征，它又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能不改就不要改，以免割断历史。”第一次简化字推行没多久，第二次简化就盲目推行，无视文字的稳定性与延续性无疑属于犯了“左”的错误。推行“一简”已经有很大一部分“左”倾因素，而“二简”则是远远跑过了头。
文字学家周有光对“二简”失败的原因，有一个独特的观点。他认为50年代人心思变，所以“一简”成功了；而70年代末人心思定，怕听“改革”二字，所以“二简”没有推行得下去。然而，70年代正是改革开放起航的时候，人们又何来怕听“改革”一说呢？应该说，“二简”不是改革，而是6、70年代特有的“继续革命”，人们早已经疲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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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2-9 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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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2-10 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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