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新至善村（三十四）

    在新至善村的20户中，有两家是我家在广西大学，南宁师范学院的邻居，这两家是13号生物系梁启燊教授和9号教育系杨继本教授。
    在新至善村里，我是先与那些孩子们玩熟后，再认识他们父母的，梁家也不例外。梁至匡只比我大一岁，个子比较高，跑的快，会爬树，胆子大，打架猛，村里孩子玩官兵抓强盗和五步抓人等游戏分边时，双方都喜欢要他。
    上文说过大肚皮用气枪打鸟，这枝气枪也打过野猫，村子里不少人家喂了鸡，野猫常偷吃小鸡，民愤极大。大肚皮为民除害，将这只野猫打伤后逮住，学当时电影里的那样，判处野猫死刑，实行枪决。将那受伤的野猫栓在到一棵树下，大肚皮他们站在三四米开外，轮流朝它打一枪，那野猫挨头几枪时还叫几声，后来就不吭声了。打了七八枪后，眼看它活不了啦，就要人将这死猫扔到村后山上处理掉，我哥哥他们谁都不敢去，但比他们小四五岁的梁至匡自告奋勇，拧着这只气息奄奄的野猫，飞快地扔在在村后面的山上。但第二天我们去找，却没看到死猫，传说猫有九条命，它可能藏到哪里养伤去了，这也可算是我们儿时的恶作剧。
    有年冬天结冰下大雪，大肚皮带我哥哥他们去岳麓山上玩雪橇，从云麓宫那条老马路上往下滑，滑到百鹤泉地段，那段马路很陡，右边是深壑，大肚皮他们都不敢坐雪橇滑下来，又只梁至匡一人敢滑下来，那些大哥哥们都自叹不如。
    梁至匡上附小三年级时，在岳麓书院前爬树摔了下来，将膝盖划开一大口子，骨头都看的见了，他挣扎着坐了起来，用手捂住伤口，请同学赶快去通知班主任潘老师。潘老师将他背到到学校后面的师院卫生科，医生给伤口缝了几针，他在家养伤半个多月，期末考试还是潘老师拿试卷上他家来考的，算是特殊照顾了。
    梁启燊教授在湖南师范学院是教动物学，我亲眼看过他空手抓蛇。那是夏天的一个傍晚，我们小孩在村中玩耍时发现坡草丛里有条的蛇，吓的尖叫来，梁至匡飞快的喊来他父亲。梁伯伯只着汗衫拖鞋，左手里挥动着条白布米袋，下到草丛里驱赶着蛇，我们站在坡上提心吊胆的看着，突然，只见他右手一伸，就从草丛里抓出一条近一米来长的蛇，顺手就塞在米袋里，出手不凡，身手矫健令我们这帮小孩目呆。
    梁家的孩子长年耳濡目染也多少对动物也感兴趣。梁巧匡是梁至匡的小姐姐，她上初中学习生物课，当老师讲到兔子的那章时，放学后她召集几个同学，就在她家的饭桌上将一只自家养的兔子解剖，与书上的兔子解剖图一一对照。梁至匡却对鸟感兴趣，他参加工作从江永回新至善村后，买了枝气枪，有空就上山打鸟，倒在他枪口下的鸟不在少数，都成了他的盘中餐。他最喜欢打竹鸡，竹鸡飞得不高，个子较大肉多味美。
    梁至匡的母亲刘素丽老师也在师院生物系教课，与梁伯伯同一个教研组——无脊椎动物教研组。1963年她升为副教授，但升官没发财，还是拿讲师的工资。夫妻双双都是教授，在当时湖南师范学院里极少，同在一个教研组里就更少见了。他们这对教授夫妇，每天都是一同去上班，一道回新至善村来，梁伯伯总是提着一弯把黑布晴雨伞昂首挺胸的走着，梁伯母紧紧跟随其后。
    在前面的文章里我曾提到过，梁家在文革期间遭受的损失是很大的，家被多次抄，抄走了不少值钱的东西。梁伯伯从小集邮，民国和解放后发行的邮票基本齐全，还有不少珍贵的清朝的龙票，也给抄走了。
    1968年夏，省工宣队进驻了湖南师院，在一个晚上，突然对全院认为有问题的教师干部家里进行抄家，被抄家的达一百多户，新至善村里68户几乎有一半家被抄，然后将这一百多号人集中关进一个牛棚里，这牛棚设在师院二舍一楼。在一楼走廊里装上铁门，窗户安上鉄栏栅，与监狱无异。全院的“牛鬼蛇神”都关在这里过集体生活，在学生食堂吃集体餐，白天外出劳动，晚上学习。   
    大抄家的那个晚上，生物系的那帮学生特凶，将梁伯伯和梁伯母都五花大绑，按在地下罚跪，百般辱骂，当晚就将梁伯伯抓到牛棚里去了。他们家是被学生抄得最久的一家，只差没挖地三尺了，这一幕我们都亲眼看到了。
    梁伯伯被关进牛棚后，因他个子大，劳动强度也大，学生食堂里的那点饭菜根本不够，常有饥饿感。好在工宣队还有点人道主义，恩准家属每周三可来牛棚送一次饭。每逢周三，一百多家属络绎不绝来牛棚以送吃的名义探望亲人，送来的饭菜还得经过工人看守的检查，怕夹带别的东西，同时还不准送好点饭菜来，说是不利于思想改造。梁伯伯是广东人，喜欢煲汤，他就嘱咐来送饭来的小女儿刘巧匡以后送汤来，用红薯煲汤就可以了，接着用广东话低声说“多放些瘦肉”，那些看守都不懂广东话。红薯汤粉浊，瘦肉沉在碗底，一般看不到检查不出来，可蒙混过关。有次，刘巧匡到了牛棚门口才发现汤里的肥肉没捞尽，浮在汤面上很显目，赶紧用手指捞上来吃掉，送饭也要斗智斗勇。
    文革十年动乱结束后，梁伯伯也焕发出青春，参入了对杂交鱼的研究。但后来暨南大学求贤若渴，要他们夫妇去广州发展，梁伯伯和梁伯母都是广东人，也有回老家的打算，便同意前往。虽师院再三挽留，但文革时给他家留下伤害实在太深了，难以磨灭。况且，他的两个女儿和小儿子刘立匡都已在广州工作了，所以去意坚定。梁伯伯于1979年携夫人刘素丽副教授一道去了广州。到暨南大学后不久，梁伯伯就担任生物系系主任，刘素丽副教授也升为教授。梁家只留下大儿子梁至匡一家在长沙。梁至匡在附中工作。
    刘素丽教授是2006年在广州逝世的，一年后，梁启燊教授也跟随夫人去了。梁启燊教授去广州后，二十多年来只回过长沙三次，有次还是应邀来参加师大校庆活动的，他兴致勃勃的回到曾工作过生命科学院（即生物系）参观，却发现他亲手制成的动物标本却标上别人的名字，他大为不解。参加完活动后，他还到新至善村拜访老邻舍李盛华教授，也看望了我母亲，那时的新至善村还是老模样，他感慨万分，毕竟他们一家在新至善村生活了二十五年。
   
    我在新至善村（二十五）里说过，杨继本教授一家与我家在南宁师范学院时就是隔壁邻舍，后来随着南宁师范学院合并到广西大学，两家又一同住到了桂林。1951年我家先离开桂林，来到长沙，杨继本先生却去了华中师院。
    杨继本先生是河南郑州人，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大，获教育学学士学位，后又在中央大学研究院教育研究所教育心理学部读研，1945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在桂林师范学院任讲师，1947年桂林师范学院迁到南宁，改名南宁师范学院，我家就在南宁与他家相识的，两家同住在南宁八角亭的师范学院教工宿舍里，还是隔壁邻舍。杨继本先生1953年底调到刚成立的湖南师范学院来，随之也搬来了新至善村，杨家住9号，我家是8号，我们两家又成了近邻。
    他们搬到新至善村来，最高兴的是我母亲，因为她同杨夫人宋美华女士在南宁师范学院时就很要好，一直到本世纪初宋美华女士去世前，她们都一直来往密切。宋女士个子高挑，是广西桂林人，说话带有桂林口音，声音好听，她也会说白话（即粤语），我母亲是广东人，她就用白话同我母亲聊天，她们俩很谈得来，一见面就叽里呱啦的扯上好久。宋美华女士有两个漂亮的女儿，大女杨美美，小女杨莉莉都在南宁出生，我也是在南宁出生的。
    我记得他们家刚来新至善村时，母亲曾邀请宋美华上岳麓山春游，宋美华带着美美和莉莉，我母亲带着我和哥哥在爱晚亭赏春，因拖儿带女的，就都没往继续上山了，下山在麓山馆吃的中饭。记得有道菜是油炸花生米炒香干韭菜，那花生米真香，令我终生难忘，从那次起我就喜欢吃油炸花生米了。
    宋美华把两个女儿打扮的花朵般，很逗人喜爱，美美很像母亲，也是身材苗条、也喜欢说话，细声细气，莉莉相对却显得沉默些。因两家挨得近，我常去找她们玩。1957年新至善村48家建起来了，杨家搬到新建的64号去了。可能9号是平房，两面是陡坎，地面潮湿，而64号是在楼上，室内还有自来水和厕所，条件相对比9号的好些。再有一个原因是她们有了个弟弟，叫杨为民，添了新丁，新居宽敞些。她们搬到新居后，我没去过她们的新家了，可能是长大了的原因，不便同女孩玩了，但我母亲仍常去她们家聊天。
    我幼儿园小学都是与莉莉同班，进入附中后她学英语，我学俄语才没在一个班了。但读初二时，却与美美同班了，一直同到初中毕业，所以我与她们姐妹都同过班。
    姐姐杨美美从小爱好文艺，能歌善舞，还在读小学时，也参加过湖南师院话剧团的演出，当时曾有一儿童剧团想招她去，但她父母认为她还小，要多学习点文化知识后再说。到了附中，她仍一心挂在文艺上，便给当时的中国音乐学院院长安波写信，想去音乐学院附中学习，安波院长给她回了信，说经音乐学院院务会研究，同意接受她，但她父母以同样的借口劝住了她，但同意她初中毕业后去。初三毕业那年，她踌躇满志，准备报考音乐学院附中，一早就跑到附中音乐教室里吊嗓子，请音乐老师给她指导和钢琴伴凑。音乐教室就在校传达室旁，当时我们一进校门就听到里面传出一阵高亢的女高音，不知是谁？后来才知道是她在练声，我们班的男同学都感到很惊奇。
    1965年刚入夏，就传来安波院长在北京病逝的消息，北京去不成了，阴差阳错，初中毕业后她竟到了长沙卫校。在卫校里她仍是文艺的主角，曾排演了歌剧江姐，她饰江姐。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彻底粉碎了她想上音乐学院的美梦，她将安波院长写给她的两封信都烧掉，不想勾起那段回忆，现在她为烧信后悔了，要不是这两封信将是一个很好的纪念。
    杨继本教授来到湖南师范学院后，先在心理研究所工作，后心理研究所改成教育系，他就一直在教育系教书育人。他毕生从事和研究普通心理学、教育心理、青年心理、社会心理学、汉字心理学和心理卫生等课题。
    杨伯伯身材修长、儒雅，说话带有河南口音，说话娓娓动听，待人和气，文质彬彬。杨伯伯在教学上兢兢业业，讲课认真，回家后也闭门在家备课，很少见他外出。当时的知识分子被运动搞怕了，相互间很少串门的，怕运动来了说不清楚。
    但怕什么就来什么，1966年的文革浪潮席卷湖南师院，杨伯伯虽然是党员教授，也没能幸免，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运动初期，教育系一个姓杨的助教带着学生来抄家，在他们家翻箱倒柜，将杨伯伯心爱的书画，夫人宋美华的金银首饰全部搜去了。被抄去的书画中有一幅是画家傅抱石送给他的画，那还是在桂林师范学院时，杨伯伯同傅抱石先生的胞弟是同事，通过画家的胞弟求到了这幅画，傅抱石先生只收了几块大洋的润笔费意思意思。这幅画是杨继本教授的心爱之物，一直珍蒇着，还有一幅鸟的工笔画，也是心爱之物，被抄走后便都没有下落了，使他痛心疾首。杨助教带学生来抄家时，莉莉默默的坐在她的床沿上注视着这一切，这位姓杨的助教以前常来拜访她父亲的，怎么转眼就变成另一个人？
    抄家后，杨教授被关到教育系的隔音室内，当时是各系的“黑鬼”由各系负责看押，教育系就把做实验的隔音室用来关人。杨教授给关在里面，家人只准每天送一热水瓶水来给他，吃用就这一瓶，其他吃的一律不许送，莉莉天天就去送热水，送一瓶水去，将空瓶带回来。到了1968年夏，工宣队进驻湖南师院后，杨教授被工宣队再次关到牛棚里达半年之久。也是莉莉每星期三往牛棚里给父亲送饭。随着天气变凉了，怕饭菜在路上冷掉，她就拆了个旧棉袄，缝了个棉布袋将饭菜包起来，送到杨教授手里时还是热乎乎的。
    杨教授从牛棚里出来后，被发配到师院的平江学农基地劳动。当知识青年下农村的指示下达后，莉莉没与附中的同学一道下放，而是独自一人去了桂林附近的农村，她外公在桂林，到桂林是她母亲的意思。相比之下桂林的农村比湖南山区湖区的地方都好些，桂林是他们的老家，有亲友照应，父母亲放心些。还有就是要莉莉去桂林打前站，当时她父母认为在师范学院看样子难呆下去了，打算全家一道回桂林去。
    同时，美美也卫校毕业被下放在芷江，1971年才被调回长沙来工作。这时他们64号的家给安排住进了另一户，这户人家是李少康和向大威老师，也就是李谷一的父母。我在前文也说过，李家原住在新至善村的26栋42号，因他们的子女都在外面工作了，师院强行要他们搬来与杨家合住一起，杨家有四间房子，就留里面相连的两间房住，腾出靠外的一大一小两间房给李家住，关上门他们就是一家人了。前文说过，只要没演出任务，李谷一星期天都会回来看望父母的，杨美美也是星期天从单位回家来看望父母的，所以同李经常见面。美美也爱好文艺，与李有共同的爱好，她们很谈的来。
    莉莉却在桂林成了家，后跟随先生全家去了广州。值得一提的是她们的弟弟杨为民，他曾是湖南省撑杆跳高队的运动员，1984年参加了二十三届洛杉矶奥运会，现在是湖南省体育局高管。
    文革后，杨伯伯的学识得到了重视，他担任了湖南师大校务委员、学术委员，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常务理事等职务，历年在国内外发表五十多篇论文，还出了许多专著，主编了一本《汉字信息教学语输入字典》。 杨伯伯71岁才退休，退休后还被师大返聘了4年，1993年75岁时才正式离职。杨伯伯今年93岁了，行走要靠轮椅，听力也差了，要通过笔谈才能与他交流。替我母亲去拜访杨伯伯时，他将他的座右铭送给了我，我刊登出来作为本文的结尾。